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材料一：

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中华传统法律文化逐渐形成了独特的法律精神和制度品格。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的先人们早就开始探索如何驾驭人类自身这个重大课题，春秋战国时期就有了自成体系的成文法典，汉唐时期形成了比较完备的法典。我国古代法制蕴含着十分丰富的智慧和资源，中华法系在世界几大法系中独树一帜。”

经过长期发展演进，中华法系显示了中华民族的伟大创造力和中华法制文明的深厚底蕴，凝聚了中华民族的精神和智慧，有很多优秀的思想和理念值得传承和弘扬。我国是世界上文明发展很早的国家之一，法制文明的历史源远流长。法律制度作为文物典章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中华文明史上大放异彩。早在公元前21世纪的夏代便产生了习惯法，夏朝之后的殷商进一步发展了奴隶制法律制度，至西周臻于完善。夏商周三代法制的发展，尤其是西周的礼乐刑罚制度，为中国封建制度的形成奠定了基础。春秋战国时期，法家主张“以法而治”，战国时期李悝的《法经》创新封建法典体制。西汉时形成的汉律60篇，两汉沿用近400年。唐太宗以奉法为治国之重，一部《贞观律》蔚为大观。在《贞观律》基础上修订而成的《唐律疏议》，成为中华法系代表之作。

汉唐诸代君臣和思想家熔礼义刑德于一炉，使中国封建法制呈现出国法、天理、人情融合的鲜明特色。隋唐时，中华法制文明逐渐定型与完备，中华法系日臻成熟。“以礼入法，得古今之平”的《唐律疏议》，以其完备的体例、严谨而丰富的内容成为封建法典的范本，在中华法制文明发展史上起着承上启下的作用，对后世立法产生深刻影响。不仅如此，《唐律疏议》的基本原则和具体制度还超越国界，成为不少国家学习的范本。

与大陆法系、英美法系、伊斯兰法系等不同，中华法系是在我国特定历史条件下形成的，显示了中华民族的伟大创造力和中华法制文明的深厚底蕴。在内涵和外延上，中华法系与中华传统法律文化是相通的。它体现着中华传统道德、政治、哲学、伦理等理念，强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又寻求自然与社会秩序的和谐。

礼法结合是中华法系的重要特征。中国古代注重教化，反对“不教而诛”。“礼禁未然之前，法施已然之后”，礼法并重、隆礼重法方为治国之良策。出礼入刑、隆礼重法，是中华法制文明的独特智慧。

中华传统法律文化主张“天下无讼”“以和为贵”，崇尚人际和谐的社会环境。以无讼为有稳，通过道德教化劝民止讼：坚持官府调解和民间调解并行，通过定分止争促民息讼，从而实现和睦无争、礼义有序的社会状态。无讼与和谐体现着中华传统法律文化的一种价值取向。

明德慎罚是从西周时期就形成的思想。明德就是倡导敬德、保民，慎罚就是主张刑罚得中，实施德教德治，刑罚适中宽缓。“德主刑辅”的思想在西汉时期确立，强调“厚其德而简其刑”。唐代主张德礼为政教之本，刑罚为政教之用；治理国家和社会要把德礼教化与法律惩罚结合起来，德礼教化为根本，法律惩罚是辅助。

（摘编自夏锦文《中华法制文明具有深厚底蕴和独特魅力》）

材料二：

历史是最好的老师。经过长期发展，我国古代在社会治理方面积累了丰富经验和智慧，构建起一系列法律制度，以保障社会安全、应对风险灾害等，展现出强大的制度建设能力。而在具体的执法过程中，古人更注重事理、情理和法理的结合。

援法断罪、罚当其罪，是中国传统法律制度的一个鲜明特点。古代社会依据案件的严重程度、不同性质，采取不同处理方式。官府往往集中力量处理重大刑案，而将其他纠纷放至地方自理或民间调处。在处理民间纠纷时，地方上德高望重的人往往会依据当时当地的具体情况酌情处理。而在处理重大刑案时，则要求官员严格引据成文法，涉及重刑必须经过上报文牍和逐级复核程序，适用错案严格归责的处分规则，这体现了对法律及其执行过程的充分重视。在这方面，历代律典、则例都有明确规定。在清代，对故意或过失导致判罚偏差的官员，《吏部处分则例》规定了详细的处罚措施。

在处理各类案件时，我国传统法律制度强调德主刑辅、情法结合。汉代儒家学者倡导引入《春秋》等儒家经典作为审理案件的依据。从当时的历史条件看，这种“引经决狱”的方式在缓解律令苛酷、实现礼与刑的结合上具有积极意义。在具体案件处理过程中，以道德教化为主、与刑罚手段并用，兼顾情理法等进行全面评判，努力去实现罪罚相当、礼法平衡。历代刑案和判牍文书的记载显示，裁判者们不仅在民事诉讼中兼顾天理、国法、人情等各种因素，而且在命盗刑案中也充分考虑司法的道德教化效果和礼法平衡的实现。事理、情理、法理相结合，是我国古代司法的重要特色。

今天，我们推进社会治理现代化，仍然需要面对纠纷化解、情理法关系等问题，中国传统法律制度中的慎刑、平等、恤刑等思想观念可以提供启迪。研究中国传统法律制度，我们还可以发现，许多较为系统、运行有效的制度安排并非一蹴而就，而是在汲取前代历史经验教训、顺应时代变迁的基础上，历经较长时间演变而成。这种演变凸显了中华传统文化的强大适应力和生命力。

（摘编自王志强《注重事理、情理、法理相结合》）

材料一：

我国传统儒家文化中有着丰富的自由思想资源。在儒家文化里，自由主要涉及人与自身的关系以及人与社会的关系。在儒学的自由思想中，无论是个体通过体认纯善本心以回归人性本质，还是人在社会关系中通过“修齐治平”自愿选择与践履社会礼法，都高扬着人的自主性与能动性。儒家的自由思想与儒家学者对人性本质的认识息息相关。儒家性善论认为先天至善的德性是人的本质，人要想在现实生活的各种纷繁诱惑中回归德性从而最终获得个体自由，就只能在长期修养中不断提升自我的生命境界，追求内在精神的充实与圆融。关于人的本性，孔子认为，“仁者，人也”，初步奠定了儒学性善论的基调。孟子进一步发挥孔子“仁”的内涵特征，认为人异于禽兽的“几希”之处就在于人所拥有的至善本心，人的本真存在即为至善的道德存在。人若认识到自身所具有的优异秉性，就能够自立于天地间，不为私欲流俗夺其贵。因此，在儒家看来，个体自由的实现要求将其固有的良心正性表现为纯粹主体意愿的自然流露，并通过主体的自觉行为有效地保证道德实践的完成。儒家以“修齐治平，内圣外王”为途径，试图通过“克己”以“复礼”，来达至社会整体自由的实现。

儒家文化认为，实现“修齐治平，内圣外王”的方法是“推己及人”。孔子由“忠恕”二字入手，认为“忠”即尽己之心，是对自我的认识；“恕”是推己及人，是对自我的控制。在社会生活中，人在实现个体利益时必须遵守不损害他人利益的原则，即“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在此基础上，还必须把个人利益的实现与成全他人利益相结合，以他人利益的充分实现作为自我利益实现的前提，即“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儒家思想在社会层面上指明了个人道德修养由内而外社会化扩展的途径，充分肯定了道德在实现社会自由过程中的积极作用。为保证道德由内而外不断社会化扩充的有效实现，儒家建立了一套道德的外在表现形式，即礼。儒家倡导将礼作为社会中完整的行为规范体系，力图通过礼的实施来实现社会中人与人的和谐关系和个体在人际交往中的自由。在礼与法的关系上，儒家将礼确定为规范人们社会交往的第一准则，而将法家所提出的强制性的“法”与“刑”仅作为实现礼的手段与保障。儒家认为，要实现人与人之间的和谐，进而实现社会自由，必须在坚持“德治”优先的基础上，实行“德治”与“法治”并举。总体而言，儒家试图通过礼在社会各层面的贯彻，建立普遍的社会规范体系，为人在社会中的自由提供保障。虽然儒家“克己复礼”的观点夸大了道德在社会生活中的力量，但这种“礼法互补”、以道德与法规共举保障社会稳定与国家长治久安的思维方式，为我国现今倡导的“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相结合的思想提供了丰富的历史智慧。

（摘编自吴丹的《传统儒家的自由观》）

材料二：

以“己”为中心，像石子一般投入水中，和别人所联系成的社会关系，不像团体中的分子一般大家立在一个平面上的，而是像水的波纹一般，一圈圈推出去，愈推愈远，也愈推愈薄。在这里我们遇到了中国社会结构的基本特性了。我们儒家最考究的是人伦，伦是什么呢？我的解释就是从自己推出去的和自己发生社会关系的那一样人里所发生的一轮轮波纹的差序。

孔子最注重的就是水纹波浪向外扩张的推字。他先承认一个己。推己及人的己，对于这己，得加以克服于礼，克己就是修身。顺着这同心圆的伦常，就可向外推了。“本立而道生。”“其为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鲜矣，不奸犯上而好作乱者，未之有也。”从己到家，由家到国，由国到天下，是一条通路。《中庸》里把五伦作为天下之达道，因为在这种社会结构里，从己到天下是一圈一圈推出去的，所以孟子说他“善推而已矣”。

……

自我主义并不限于拔一毛而利天下不为的杨朱，连儒家都该包括在内。杨朱和孔子不同的是杨朱忽略了自我主义的相对性和伸缩性。孔子是会推己及人的，可是尽管放之于四海，中心还是在自己。子曰“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是所，而众星拱之。”这是很好一个差序格局的譬喻，自己总是中心，像四季不移的北斗星，所有其他的人，随着他转动。孔子并不像耶稣，耶稣是有超于个人的团体的，他有他的天国，所以他可以牺牲自己去成全天国。孔子呢？不然。

孔子的道德系统里绝不肯离开差序格局的中心，“君子求诸己，小人求诸人。”因之，他不能像耶稣一样普爱天下，甚至而爱他的仇敌，还要为杀死他的人求上帝的饶赦——这些不是从自我中心出发的。孔子呢？或曰：“以德很怨，何如？”子曰：“何以报德？以直报怨，以德报德。”这是差序层次，孔子是决不放松的。孔子并不象杨朱一般以小己来应付一切情境，他把这道德范围依着需要而推广或缩小。他不像耶稣或中国的墨翟，一放不能收。

我们一旦明白这个能放能收、能伸能缩的社会范围，我们可以明白中国传统社会中的私的问题了。我常常觉得：“中国传统社会里一个人为了自己可以牺牲家，为了家可以牺牲党，为了党可以牺牲国，为了国可以牺牲天下。”这和《大学》的“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在条理上是相通的，不同的只是内向和外向的路线，正面和反面的说法，这是种差序的推浪形式，把群己的界限弄成了相对性，也可以说是模糊两可了。这和西洋把权利和义务分得清清楚楚的社会，大异其趣。

（摘录自费孝道的《乡土中国》）

首先我们似乎应该研究一下，古代的诗人们都在什么场合才用“木”字呢？事实上他们并不是随处都用的。自屈原开始把它准确地用在一个秋风叶落的季节之中，此后的诗人们都以此在秋天的情景中取得鲜明的形象，例如吴均的“秋月照层岭，寒风扫高木”。而古诗中也有用“高树”的，如曹植的“高树多悲风，海水扬其波”。可是“高树多悲风”并没有落叶的形象，而“寒风担高木”则显然是落叶的景况了。前者正要借满树叶子的吹动，表达出像海潮一般深厚的不平，叶子越多，感情越饱满；而后者却是一个叶子越来越少的局面，岂不正有“落木千山”的空阔吗？然则“高树”则饱满，“高木”则空阔，这就是“木”与“树”相同而又不同的地方。“木”仿佛本身就含有一个落叶的因素，这是“木”的第一个艺术特征。

要说明“木”它何以会有这个特征，就不能不触及诗歌语言中暗示性的问题。敏感而有修养的诗人们能认识语言形象中一切潜在的力量，把这些潜在的力量与概念中的意又交织组合起，于是成为半富多彩一言难尽的言说。而“木”作为“树”的概念的同时，却正有着一般“木头”“木料”“木板”等的影子，这潜在的形象常常影响着我们会更多地想起树干，而很少会想到叶子，因为叶子原不是属于木质的，“叶”因此常被排斥到“木”的疏朗的形象以外，这排斥也就是为什么会暗示着落叶的缘故。而“树”呢？它具有繁茂的枝叶，与都带有密密层层浓阴的联想。这是“树”与“叶”的形象之间十分一致的地方，也正因为此“树叶”也就不会比一个单独的“叶”多带些什么，在习于用单词的古典诗歌中。因此也就很少见“树叶”这个词汇了。至于“木叶”呢，则全然不同，这里又需要说到“木”在形象上的第二个艺术特征。

“木”不但让我们容易想起树干，而且还会带它所暗示的颜色性。树的颜色，与叶还是比较相近的；而“木”呢，它可能是透着黄色，在触觉上可能是干燥的而不是湿润的，于是“木叶”就自然而然有了落叶的微黄与干燥之感，它带了螫个疏朗的清秋气息。“袅袅兮秋风，洞庭波兮木叶下。”这落下的绝不是碧绿柔软的叶子，而是窣窣飘零透些微黄的叶子，我们仿佛听见了离人的叹息，想起了游子的漂泊；这就是“木叶”如此生动的缘故。它不同于“柔条纷冉冉，落叶何翩翩”中的落叶，因为那是春夏之交饱含着水分的繁密的叶子；也不同于“雨中黄叶树，灯下白头人”中的黄叶，因为那黄叶还是静静地长满在一树上，“木叶”的干燥之感，也就缺少飘零之意。至于“落木”呢，则比“木叶”更显空阔，它连“叶”所保留下的一点绵密之意也洗净了。然“木叶”与“落木”又还有着一定的距离，它乃是“木”“叶”的统一，疏朗与绵密的交织，一个迢远而情深的美丽的形象。而这又正是那《九歌》中湘夫人的性格形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