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人确信天地山川、花草树石有某种德性，并力图借助它们砥砺自己修德。比德观是从自然物象中体悟人伦之理，然后效法自然物象，因而是推天道以明人事与以人合天的逻辑延伸。

比德观是中国特有的一种观念，认为自然物象的某些特征有若德性的显现，通过欣赏、效法它，可以从中得到道德的夹持。

从义理逻辑上讲，“比德”首先是一种道德功课，但它又对中国古人的审美意识产生深远影响。战国时期，屈原常以青草美人比况志行的高洁，堪称中国诗歌史上第一首咏物诗的《橘颂》，便是一比德的名篇。而“四君子“岁寒三友”所以成为中国古代绘画永恒的画题，原因正在于它们是人格的象征，如松柏喻坚贞，兰竹喻清高。

有相当多的论者错误地认为“比德”是儒家独有的观念。实际情况则是比德观是中国古人的普遍观念，既不是儒家所创始，亦非儒家所独有。《老子》也常用天地、水、江海、溪谷等自然物象来比况道之玄德，最简洁的说法莫过于“上德若谷”“上善若水”，这些都是再明确不过的比德观念，只是没有点出“比德”二字而已。这说明，在儒家之先、儒家之外，已存在鲜明的比德观念。

中国自古以来有一种“尊天情结”。中国哲人之所以尊天的原因在于，他们认为天地有着崇高的德性，世人需要悉心体取，进而依照所谓的天德行事，以来塑造人的在世方式。这种观念自天而言，是推天道以明人事；自人而言，是要求人道去合天道。如果人能“与天地合其德”，就是天人合一了。

这种“德配天地”的观念推扩开来，很容易使人由天地迁想到山水玉石、花草树木等自然物象，因为它们也属“天”的范畴。中国古人往往从日常所见的自然物象中体味出道德启示，这在《周易》中体现得最为集中，如“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

当然，自然物本无德性可言，事实是人将德性附会到自然物上，所以有论者质疑比德观，他们认为，这种“远取诸物”的类比推论从无生命跨到生命界，是一种不伦不类的比拟，而且把物的特性和人的品德对应得越确凿，就越显得生硬而勉强。笔者以为，这类质疑确有一定道理，但不能上升为对比德的全盘否定。在强调天人感通的古人那里，认为自然物若有德性的比德观念是十分自然的，而且这种究天人之际的比德观内含着某种独特智慧。

(摘编自汪韶军《究天人之际的比德观》)

请不要糟蹋我们的文化

冯骥才

我们必须正视：一种文化上自我糟蹋的潮流正在所向披靡。

我国的文化精华，从名城、名镇、名街，到名人和名著，乃至列入国家名录的各类文化遗产等等，都在被浓妆艳抹，重新包装，甚至拆卸重组，再加以描龙画凤，披金戴银，挤眉弄眼，然后招摇于市。

在“城改”中残剩无多的历史街区，忽然被聪明地发现，竟也成了一种天赐的旅游资源，全被开发成商业风情街。更糟糕的是被世人称作“最后的精神家园”的古村古镇，正在被“腾笼换鸟”，迁走原住民，然后大举招商，被改造成各类商铺、旅店、茶社和咖啡屋混成一团的“游客的天堂”。至于各种名人故居，大都是找来一些与其主人毫不相干的红木家具、老瓶老壶、文旁四宝、三流字画，不伦不类地摆在一起，其中的历史的内涵、文化的意蕴、本土的气质和精神跑到哪去了?

再看看我们影视中的历史文化吧。我们的历史名人只要跑到银幕和荧屏上，不论明君重臣，还是才子佳人，大都多了一身好功夫，虽然身着古装，发型和配带却像时尚名模；没有确切的朝代与地域，一切衣食住行的道具和礼俗全是胡编乱造；历史在这里只是借用一下的名义，一个空袋子，任什么乱七八糟、炫人耳目的东西都往里边塞。

经过这样的粗鄙化的打造，历史没有了庄重感、神圣感、厚重感。文化不精不深，怎样可能“做大做强”?真正强大的文化一定又精又深。比如唐诗宋词、维也纳的音乐、俄罗斯文学和美国电影。只有在精深的文化中，才会有大作品和大家的出现，社会文明才能整体地提高。

问题是当下这种鄙俗化的潮流，这种充满谬误、以假乱真的伪文化，正在使我们的文化变得粗浅庸俗，甚至徒有虚名，一边有害公众的文化情怀和历史观，一边伤及中华文化的纯正及其传承。在这样的文化环境中成长起来的一代，怎能对自己的文化心怀挚爱与虔敬?如果我们不再深爱和敬重自己的文化，再伟大的文化不也要名存实亡?到底什么动机与力量使这种潮流正在变本加厉?以文化谋利——为了赚钱发财，为了GDP。而GDP是衡量政绩的尺度——这也是问题的关键与症结之一。

文化的最重要的社会功能是精神功能。它直接影响着社会文明与全民素质。不能为了热销、票房和收视率，为了市场人气攀升，为了利润的最大化和“疯狂的GDP”，而放弃文化固有的精神准则，即文明的、知识的、道德的准则。这准则也是文化的尊严，这尊严一旦被践踏被玷污，文化也失去它存在的意义。因为被糟蹋的文化反过来一定还会糟蹋人的精神。

由此说，问题真正的要害——不是拿文化赚钱，而是糟蹋文化来赚钱。还有比这样赚钱更无知、更野蛮的吗?我们是否听到我们的文化正在呼叫：不要糟蹋自己的文化了！

在研究碳排放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时不难发现，主流经济增长模型中并没有考虑碳排放约束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传统分析普遍认为，在全球碳减排的背景下，若保持其他条件不变，短期内碳排放约束将对潜在经济增速产生不利影响。然而，随着全球对环境问题的关注持续升温，理论和实践层面都开始从不同方面考虑在较长时期内碳排放约束的影响因素及其对经济社会发展的影响传导机制。。

碳排放约束对经济增长产生的直接效应，主要是在控制了碳排放水平和降低碳排放总量的条件下，经济增长路径会随之发生变化，挖掘未来经济增长潜力将转向大力提升能源利用效率，提高单位碳排放带来的经济增长水平。由此，碳排放约束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可以建立两种不同的路径机制。

机制一：通过产业结构调整，进而推动资源优化配置，实现碳的“结构性减排”。也就是说，通过将有限资源优化配置到单位产值碳排放更低的领域，从而实现经济结构优化和碳减排的双重目标。

机制二：通过产业内部技术升级带动生产效率提升，从而提高资源利用效率，实现碳的“效率性减排”。在这一作用机制下，资源结构并没有得到优化配置，而是通过提高生产技术水平和技术效率，实现在既定资源配置条件下降低单位产值碳排放量和内涵式经济增长。

基于上述分析，可以将碳排放约束条件加入主流经济增长分析范式，即将产业、生产要素的结构性调整和生产技术进步、生产效率提升的效率性调整纳入经济增长模型中，进而通过控制关键影响因素，模拟分析碳排放约束下的经济增长收敛与最优理论增长路径的演化特征。其中，机制一通过将碳约束施加于资本、劳动项，体现碳约束促进产业结构优化调整带来的生产水平提高；机制二通过将碳约束施加于全要素生产率项，体现通过碳约束推进技术创新从而带动产效率提高。

虽然碳排放约束的作用机制一和作用机制二均对稳态下产出水平产生较大的影响，但机制一中的产业结构调整是有终点的，而机制二中的技术进步却是无止境的。因此，碳排放约束的第一种作用机制的影响力将会越来越小，而碳排放约束的第二种作用机制的影响力力将会越来越大，充分发挥机制二中技术进步的作用，将更有利于实现经济系统稳态下产出水平达到更高的稳态值。

（摘编自靳祥锋、任栋《碳排放约束下的经济增长机制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