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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躺平”是《咬文嚼字》评选的2021年度热词，它曾作为青年群体的症候引起广泛关注。在早期研究中，学界对此尽管认知态度不一，但一致认为，“躺平”的“不思进取”甚至以“不思进取”为荣的表达，与主流文化形成了对抗。在其热度逐渐消退的今天，我们可以更从容地反思年轻人使用“躺平”时的心态。

我们的调查结果显示，“躺平”在传播中变成了一个漂浮的能指，不再具备稳定的内涵，其使用既有基于自我保护或维系社交的实用需求，也有基于自我宣泄或自我激励的情感需求。其对抗性也呈现出目标失焦的特征。

“躺平”一词确有对抗性，但其对抗目标十分模糊。大多数受访者在谈到自己的“躺平”经历时表示“其实当时并没有想很多”。他们只是在社交媒体中分享和交换自己的主观经验，一旦被他人认可，受到社会证实，便会成为一种“共享现实”，产生“集体共鸣感”。然而，正如陈龙在《对立认同与新媒体空间的话语再生产》中所言，在新媒体空间中，所谓的社区认同实质上是一种高度抽象化、虚拟化的幻想，正因为如此，社交媒体中的对抗性很大程度上只是停留在话语上，并没有多少实际效应和明确所指。

部分“躺平”青年对主流价值表现出间歇性质疑的态度，他们在面对主流标准时，会有求之不得的挫败感和委屈感。“在考研这条路上，我真的努力了，结果还是不如意，‘躺平’算了。”“我不能‘躺平’下去了，我整个人都快废了，而且一点也不快乐，没有人喜欢我。”从这些受访者的表述中可以看出，埋藏在“躺平”语录的表层对抗性之下的，是青年群体在自我价值实现过程中的踌躇与迷茫，以及渴望被社会主流认同的强烈欲求。

“躺平”是暂时性的“弱者”的话语反抗方式，有利于动员主流社会进行反思。马中红在《商业逻辑与青年亚文化》中将互联网中的亚文化实践视作弱势青年以文化资本撬动经济资本的途径。“躺平”青年的这一话语实践也在遵循这种逻辑：一方面，他们借助话语中明确且强烈的对抗性来引起社会关注，从而试图打破自己当前的困局；另一方面，“躺平”青年在以反主流的姿态引起社会关注的同时，又在努力地使自己的人生主流化。“躺平”一词中所谓的对抗性，往往是其唤起彼此共鸣的手段，他们联合大规模使用“躺平”，助推“躺平”的兴起，从而寻求生活的解困之道。这种联合对抗，更像是联合自救。

有学者使用“脱逸”概念来阐释互联网时代青年亚文化实践者凭借新媒介技术抵抗权威与自娱自乐的态度。“脱逸”一词来自苏轼的诗句“天骥虽老，举鞭脱逸”，用以描绘马脱缰而奔的行为和情态，包含着冲破禁锢，重获自由的喜悦之意。以“躺平”为代表的网络流行语中既承载有目前学界所界定的“抵抗”色彩，也包孕着苏轼笔下的“脱逸”之内涵。从玩世不恭式的对抗性话语转向相对严肃性的社会症候性话语，再转变到流行的日常性话语，“躺平”的话语性质经历了从抵抗话语脱逸成变相认同式话语的过程。很多时候，“躺平”已经“脱逸”成为青年们的一种社交话语，他们在使用“躺平”语录的同时，并不完全指向具体的“躺平”实践。

法国心理学家塔尔德提出了“模仿律”概念，认为社会是由一群倾向于相互模仿的人组成的，而对网络流行语的模仿与传播即可视作当下青年主动融入社会语境的社会化尝试。近年来，网络流行语数量之多、破圈频率之快，实则反映出当下青年群体融入社会的迫切愿望。而这一动机，就决定了网络流行语与主流社会价值观之间势必不会是对立关系。相反，借助社交媒体的传播，网络流行语在模仿与脱逸中以“对抗性”的姿态实现了对社会共识的反哺。

部分学者将青年群体的亚文化行为视为青年以个性来反抗集体性的表现，这沿袭的是西方文化中的二元对立思维模式。而中国的多元融合文化传统为中国人在人生与社会境遇中提供了多元的价值选择，这也使中国文化具有“或此或彼”的更为柔滑的文化特点，人们在生活的任何缝隙中都可以找到生命存在的空间，因此也就失去了对抗的逻辑前提，很少面临西方文化那种“非此即彼”的极端困境。具体到“躺平”这一话语中，可以看到，青年群体依旧期待着能被主流社会认可，其个性化表达中蕴含强烈的集体化、社会化内涵，只不过当下青年在接纳主流文化的过程中表现出一种更为曲折的方式，即所谓的“期待被认可，拒绝被收编”。

（摘编自韩敏   卢松岩《回到中国文化的对抗认同：网络流行语“躺平”的话语脱逸与共识反哺》）

融媒介的学习和运用

何为反转新闻呢？反转新闻是指在互联网传播领域中，对同一事件的报道出现一次或多次显著变化甚至出现反向变化的现象，它主要是吸引受众的眼球而不是事件本身，其特点是事件出现戏剧性的变化以及公众态度的反转。

“反转新闻”的出现反映出当下新闻传播格局的变化，而这种变化及其带来的问题正是后真相时代来临的体现。

传播主体多元化稀释媒体专业性。媒介技术的发展使得传播主体变得多元化，不可否认的是，这种传播主体多元化拓展了新闻的信息源，使得网络世界更加多元化，也丰富了受众的社会认知。但由于没有经过专业的训练，加上媒介素养的缺失，“百家争鸣”也很有可能转变成“众声喧哗”，使得互联网信息鱼龙混杂，真假难辨。与此同时，传播主体多元化打破了传统媒体的信息垄断，部分传统媒体为了走出发展困境，采取一些为了迎合受众情绪而违背新闻专业素养的失范行为，这也为新闻的反转现象提供了生存空间。受众“抱团站队”心理是“反转新闻”产生的社会基础。在虚拟的网络世界中，由于缺乏现实世界的身份认同，个体很容易产生一种“孤单感”，这会加速网民的从众行为。

新媒体以即时性、便捷性为主要特征，其传播的内容也相对零散，呈现出“点状的动态化传播”的特点，辅以传播技术的发展，以“短视频”等为代表的新闻报道形式陆续涌现，顺应了受众的碎片化阅读习惯。后真相时代，为了迎合受众，情绪化的因素不断被放大，甚至“喧宾夺主”，超越事实成为了新闻传播内容的主体。由于缺乏足够的现实体验，“情绪”多于“事实”的传播特点容易让受众对网络上的社会新闻产生一种“自我代入”感，把自身的情绪、愿望代入到事件中去。

（改编自骆正林《后真相时代“反转新闲”的传播机制及社会规治》）

①中国诗歌一个最大的特色就是重视“兴”的作用。所谓“兴”的作用，在中国诗歌传统上可分两个方面来看。

②从作者方面而言就是“见物起兴”。《诗经》上说：“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雎鸠鸟“关关”的叫声，引发君子求得配偶的情意，就是“兴”的作用。但宇宙间不只草木鸟兽等种种物象能引发我们的感动，人世间种种事象也能引起我们的感动。《诗经》“靡室靡家，猃狁之故。不遑启居，猃狁之故”，是写对时代动荡不安的感慨，这也是引起人感动的一种重要的因素。

③“兴”的作用，不但作者有之，读者亦有之。只要你在读李白、杜甫的诗歌时也能产生与他们同样的感动，那么你也就有了与李白、杜甫同样的诗心。不过，诗在使人感动方面有限多不同的层次。第一层次是一对一的感动，就是闻一知一，不产生更多的联想。陆放翁和他的妻子分离之后又在沈园相遇，他写了一首《钗头凤》，千百年之后，我们仍然为陆放翁的悲剧和他的感情所感动，这就是一对一的感动。

④可孔子说“诗可以兴”的感动则不仅是一对一的感动，更是一生二、二生三、三生无穷的感动。有一次，子贡问孔子：“贫而无谄，富而无骄，何如？”孔子回答：“未若贫而乐，富而好礼者也。”于是子贡就说：“《诗》云：‘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其斯之谓与？”《诗经》里所说的是璞玉的切磋琢磨，与做人本不相干，可子贡却从中悟到做人的道理，这正是“诗可以兴”的感发。由此可见，诗的作用不仅是使作者有一颗不死的心，而且也使读者有一颗不死的心；不仅有一对一的感动，而且有一生二、二生三、三生无穷的“兴”的感发。

⑤同样，西方文学理论中也有类似“兴”的说法。接受美学一个很重要的理论就是“读者反应论”，认为读者的兴发感动是十分重要的。他们认为读者可分成不同的层次，第一个层次是普通的读者：读明月就是明月，读清风就是清风，只从表面去理解。第二个层次是能深入一步的读者：他们能够从艺术的表达、文字的组织、形象的使用等各方面去欣赏作品。第三个层次是“背离作者原意”的读者：他们对作品的解释可以不必是作者本来的意思，而是一生二、二生三、三生无穷的引发。只有这第三个层次的读者，才是最能感悟生命的读者。

⑥南唐中主的词“菡萏香销翠叶残，西风愁起绿波间”，王国维从中看到了什么？看到一种“众芳芜秽，美人迟暮”的悲哀和感慨。晏殊的词“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蝶恋花》）写的是相思爱情，王国维说这是成大事业大学问的第一种境界！王国维的这种感发正是中国诗歌中让人心不死的“兴”的作用。

（摘编自叶嘉莹《什么是好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