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先秦诸子百家中，儒、道、墨、法、阴阳、名六家属第一流的大学派。汉以后，法、阴阳、名三家，其基本思想为儒、道所吸收，不再成为独立学派；墨家中绝；唯有儒、道两家长期共存，互相竞争，互相吸收，形成中国传统文化中一条纵贯始终的基本发展线索。在中国传统文化的多元成分中，儒家和道家是主要的两极，形成鲜明的对立和有效的互补，能够相辅相成，给予整个中国传统文化以深刻的影响。

儒家的人生观，以成就道德人格和救世事业为价值取向，内以修身，充实仁德，外以济民，治国平天下，这便是内圣外王之道。其人生态度是积极进取的，对社会现实强烈关切并有着历史使命感，以天下为己任，对同类和他人有不可自已的同情，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不与浊俗同流合污，在生命与理想发生不可兼得的矛盾时，宁可杀身成仁，舍生取义，以成就自己的道德人生。道家的人生观，以超越世俗人际关系网的羁绊，获得个人内心平静自在为价值取向，既反对心为形役，逐外物而不反，又不关心社会事业的奋斗成功，只要各自顺任自然之性而不相扰，必然自为而相因，成就和谐宁静的社会。其人生态度消极自保，以免祸全生为最低目标，以各安其性命为最高目标。或隐于山林，或陷于朝市，有明显的出世倾向。儒家的出类拔萃者为志士仁人，而道家的典型人物为清修隐者。

儒道两家的气象不同，大儒的气象似乎可以用“刚健中正”四字表示，就是道德高尚、仁慈亲和、彬彬有礼、忠贞弘毅、情理俱得、从容中道、和而不同、以权行经等等，凡事皆能观研深究，以求合理、合时、合情，可谓为曲践乎仁义，足以代表儒家的态度。古者有儒风、儒士、儒雅、儒吏、儒将等称谓，皆寓道德学问有根底、风度温文尔雅之意。道家高士的气象似可用“涵虚脱俗”四字表示，就是内敛不露、少私寡欲、清静自守、质朴无华、超然自得、高举远慕、留恋山水等，富于诗意，富于山林隐逸和潇洒超脱的风味。我们也发现注重归真返朴，羡慕赤子般的天真或天机，保持人的真性情，厌恶人世的繁文缛节、权诈智巧是老庄的特色。古者有道人、道真、道眼、道貌、道学等称谓，皆寓不同凡俗、领悟至道、风度超脱之意。儒家是忠良的气质与风度，道家是院士的气质与风度。

（摘编自《儒家与道家人生气象》）

材料二：

儒、道两家主张虽多有不同，各有偏重，但在力主“和”与“和谐”这一点上却是完全一致的。儒家讲“和合”“保合”“中和”“太和”，孔子讲“合而不同”。道家也讲“致中和，守静笃”“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和则生万物等等。

儒家学说和道家思想都是开放性的，不是封闭的思想体系，它们随着历史的前进而不断地丰富和发展。汉代，佛教从印度传入中国，起初，确曾因我国囿于“夷夏之辨”一度显得孑立。但经过一番与儒、道的碰撞、辩驳、演变、磨合，外来的佛教渐渐中国化，到了隋唐，就逐渐实现了儒、道与佛的融和，三教合一，共同形成了中国恢宏独特的传统文化。这也是世界各国思想历史上未有先例的一大“典型”。之所以能达到这一点，关键在于儒家学说和道家思想这两个中华原创文化，具有博大的包容性，是坚强的“胃”，能把域外文化，如佛教，消化吸收为中国化的佛教。所以，史学大师陈寅恪早就指出：中国传统文化之精髓是“道家的真精神，新儒家的旧途径”。故此，我们认为“国学”的根基是儒道互补，缺一不可，而那种把“国学”只看作孔孟创立的儒家学说一家独踞的认识，是有重大偏颇的。缺了老子创立的道家思想的补充，儒家难撑国学这台戏。儒、道两家，还要加上佛教三足鼎立才能使“国学”真正发扬光大。

（摘编自韩秉方《儒道互补——国学之根基》）

材料三：

在殷周之际，中华传统文化由“神本”转向“人本”，人道主义思潮从而出现。这为儒、墨、道、法等诸子百家提供了最直接的思想来源，也规定了中华传统文化的基本精神和主要走向。在博大精深的中华传统文化中，儒、道两家最具代表性。儒家致力于以“仁”为核心，构建“仁”“礼”相辅互动的理论，道家更强调“道法自然”，秉持“身国同构、经国理身”的理念，认为文明的发展要注意克服虚伪性和工具化的倾向。儒、道两家虽然对社会和人生的理想形成了不同的致思路向，但其思想的核心都是向往真正符合人性的和谐社会与美好人生。儒、道两家在“人本”的共同价值追求的基础上相融互补，达到辩证统一，也为容纳和吸收外来的佛教准备了思想文化条件。

（摘编自洪修平《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价值追求》）

材料一：

近年来，一些弘扬爱国主义精神的电影在上映后屡获高票房，甚至成为现象级作品。这些新主旋律电影与传统主旋律电影存在着明显的不同，主要体现在叙事策略方面。

从宏大叙事到微宏叙事。爱国主义的表现方式本应是多样的，然而在实践中却长久地受限于宏大叙事的藩篱，在各种影像作品中变成了一味的说教。宏大叙事这一概念来源于后现代理论，与语言学关系密切，它的题材一般要反映人类和社会重大问题，以群体抽象为基础，围绕一个特定的主题进行全面而完整的叙事。在此过程中，叙事由于无法落实到具体的细节和人物而不够生动，从而变得空洞，客观上拉远了作品与受众之间的距离。新主旋律电影突破了宏观叙事这一范式，“小切口”的方式得到大量的运用，在叙述故事时不再从大的历史背景着手，转而具体到鲜活的人物或事件上，再加上对细节通行仪式化的描写，从微观映射宏观，既增加了作品的故事性也丰富了作品的内涵。这即是“微宏叙事”，“它不再是以宏大呈现宏大，而是改以微细方式呈现宏大，或者以微细传达宏大”。

从精英视角到平民视角。人文关怀来源于人文主义，是新主旋律电影的一个重要转向。人文精神是指人与人之间是自由、平等的，应当尊重每个人的尊严。只有呈现具体而真实的人，影视作品才能做到具体真实，叙事主题才能“接地气”。“人民不是抽象的符号，而是一个一个具体的人，有血有肉，有情感，有爱恨，有梦想，也有内心的冲突和挣扎”。电影叙事应以人为本，善于把握细腻的情感。由于私人议题在宏大叙事的范式下被掩盖，人文关怀在以往的作品中略显不足，在电影中最主要的表现就是精英视角的“霸权”，平民的存在感较弱。事实上，由于我国“家国一体化”传统理念的存在，在艺术作品中逐渐地形成了“家国叙事”的传统。新主旋律电影时常利用人物的家国情怀叙述故事，人文情怀主导的关照平民的叙事理念在此基础上得以实现。

从平铺直叙到起伏跌宕。电影叙事的内容不能平铺直叙，要有故事化情节，只有配合适宜的叙事结构，才能提升电影的整体品质。以电影《我和我的祖国》为例，它的叙事结构是新颖的。电影由七个故事组成，这种设计在电影中比较少见，在献礼片中也是首次出现。每个故事中间用书写相应的文字作为过渡，再按照时间线进行排列。由于都是国家发展历程中的重大事件，每个部分之间的衔接比较流畅，也能够迅速将观众带入情境中。就每个故事而言，叙事结构也做出了一些突破，代表了新主旋律电影的整体方向。

新主施律电影承载着“讲好中国故事”的使命，按照文艺作品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要求，人文关怀要做到位，文艺工作者就必须跳出宏大叙事的框架转向关照个人。同时，个人的故事一定是处在特定时代，宏大的背景不能丢，因此以细节作为小切口成为最实用的叙事方式。在此背景下，为了贴近受众，宏大叙事变为微宏叙事，平民视角的作品开始登上荧幕。

（摘编自徐洋《谈新主淀律电影叙事策略》）

材料二：

9月30日，电影《长津湖》首日上映。这部电影的叙事手法非常中国化。

第一点，就是英雄群像。在《长津湖》当中，吴京是男主角吗？易烊千玺是男主角吗？唐国强是男主角吗？段奕宏、朱亚文、李晨、胡军、韩东君是男主角吗？张涵予、黄轩是男主角吗？这就是典型的中国自己的叙事手法，英雄群像，大家都是男主角，在戏份上，此起彼伏。第二点，则是革命乐观主义，在电影《长津湖》当中，影迷们能够看到战士们是有说有笑，有打有闹的。包括影片中途，一位战士包扎伤口，想要喊疼，让战友一个馒头给噎到嘴里了，然后就是哈哈大笑地吃馒头。在电影《长津湖》里边，一直没有仇大苦深，这是人性刻画不深刻吗？还真不是。这是中国化叙事的另一种深刻，革命乐观主义的深刻。这一点特征上，《长津湖》是继承了《上甘岭》等老一辈电影传统的。在巨大的革命困难面前，我们的战士们不是叫苦连天，而是以迅猛的乐观面对一切。革命乐观主义更是中国文学当中非常重要的一种叙事态度。在这种创作精神的指导下，塑造出来的英雄群像们，都是画龙画虎更画骨的，这是更为高级的人性深刻。第三点，反三幕式电影高潮。电影《长津湖》显然是反三幕式结构的，不能说哪场戏是第一次高潮，哪场戏是第二次高潮，哪场戏是最后的高潮。《长津湖》是基于真实需求的叙事，打破了套路化的高潮模式，电影当中，在长津湖完成对敌寇的包围之后，开始神兵天降，四面八方地对敌寇包抄，可以作为这部影片的最重要戏份存在。但是，后边敌寇逃走，我军阵地阻击的戏，敌寇被赶下大海的戏，也是非常重要的。不拍敌寇逃窜，我军阻击，敌寇入海，我军围攻，就不足以形成真正的符合现实的叙事。所以，电影《长津湖》直接扔掉了三幕式结构，在长津湖大战之后，依旧有阵地阻击战，机场围攻战等等。最大的高潮没有放到最后，而是余波不断。这是典型的中国传统叙事。类似的例子，《三国演义》里边的赤壁之战，火烧赤壁，当然是最大的高潮。但是，这场戏，根本不是赤壁之战的最后。《三国演义》里边，还有周瑜的人马过江之后，如何围追堵截曹军，还有诸葛亮的各路人马对曹操的拦截，还有华容道的故事等等。

没有叙事套路是不可以打破的。《长津湖》英雄群像，革命乐观主义，叙事上的高潮与反高潮，都是典型的中国化叙事。中国电影，本就应该有这样的自己讲故事的方式了。

（节选自马庆云《<长津湖>告诉我们，什么叫中国叙事》）

材料一：

在上古神话中，有一支西北大荒神话系统，为我们提供了许多叛神的形象。这里有偷了天帝的“息壤”跑到人间治水的鲧，他后被天帝派出的火神祝融杀于羽郊，神话说他化为黄熊而入于羽渊。这个叛神有点近于希腊神话中盗火的普罗米修斯，不过有书说他不服尧让位于舜而率众造反。这里有人面蛇身而朱发的水神共工，他与火神祝融交战，不胜而怒，头触不周之山，把支撑天地的天柱撞倒，所以才有女娲炼石补天，积灰理水。这里有敢和黄帝争战的刑天，失败后，被黄帝砍下脑袋。断头的刑天以乳为目，以脐为口，继续拿着干戚作战。

在叛神的诸神中间，以环绕后羿的神话最有叛逆的特色。神话说当尧之时，天上十日并出，草木不生，民无所食。后羿原是天神，奉帝命而降大地，以箭射落九日……后来他爱上洛水之神宓妃，射瞎宓妃丈夫河伯的左眼，被河伯上诉于天帝，这时的后羿已是叛神之神了。成为叛神的后羿不能自由上达天都，他西上昆仑取得不死之药，但是不死药带给后羿另一个更大的悲剧；他的妻子嫦娥因为不死的诱惑背叛了他，偷吃不死之药，飞身入月。后羿最后死在他最心爱的学生逢蒙的桃木杖下。逢蒙认为天下能胜过自己的唯有老师后羿，所以设下埋伏，杀了后羿。叛神、叛情、叛师，古代后羿的神话是由叛逆而组成的悲剧。

古代神话中的诗情、悲剧、叛逆，构成了中国文化中的另一个人文意境，存在于后世无数中国人的思想之中，个体自我的成长使它已不再浮现神话所含有的原初隐喻和象征，它被赋予了更多的人文意义。

在这种人文特性的笼罩下，这种叛逆思想在文学上一般衍化为两支系统。一支是作为“士”的知识阶层的情感流露，大都体现为诗词创作常以“佯狂”的形象出现，流露出一种愤世嫉俗、不与黑暗现实合作的自然情绪；而在具体的文化规约下，这种倾向又大都有“隐者”的因素，回归自然是这批人所共同具有的美学理想。另一支主要体现了市民精神，尤其是进明代以后，这种市民精神又主要以爱情婚姻的题材出现，像“杜十娘怒沉百宝箱”、许仙与白娘子的民间传说等。

当然，这只是一般而言，“士”的文化与市民文化一直处在相互影响之中，清代的《红楼梦》可以说是融合了当时中国的各种思想精神，其流露出的叛逆精神就很难用某一简单的概念加以框定。

这种人文意义的逐步加强，固然明确了文学的特指内涵，但随着知性原理在思想方法上占统治地位，所观照出的世界也逐渐演化为一个价值的世界、一个有序的世界、一个善恶可辨的世界。这在美学上，反而丧失了神话所体现出的那种原初的混沌与无序，那种更有审美意义的叛逆悲剧。

在美学上，比较接近于神话的，有古典小说《封神演义》。其中哪吒“剜肠别骨，还骨肉于父母”，除了表示“好汉做事好汉当”外，还意味着对亲情的割舍，在当时的道德文化中，确是一种大胆的叛逆。最富悲剧意味的还是纣王的儿子殷效，殷效的母亲因纣王而死，要报母仇就必须杀父，可是他又是殷王的太子，如果要维护殷商的江山，就必须助父抗周。结果终于叛师，违背了答应师父的诺言而抗周，最后惨死在太极图中。这幕悲剧展现出一种人的不可选择的叛逆结果，应该说具有极为震撼人心的美学力量。

神话是集合了许多无意识活动的群体思想，具有人类更多的普遍性。后世的文学在具体文化的规约下，则呈现出它的特指涵义，因为文明社会的价值判断逐步加强，社会要求代替了人的自然情欲，在知性原理的分割下，逐步丧失了神话所具有的那种原初的隐喻和象征。

（摘编自蔡翔《叛神世界》）

材料二：

昔者初民，见天地万物，变异不常，其诸现象，又出于人力所能以上，则自造众说以解释之；凡所解释，今谓之神话。神话大抵以一“神格”为中枢，又推演为叙说，而于所叙说之神、之事，又从而信仰敬畏之，于是歌颂其威灵，致美于坛庙，久而愈进，文物遂繁。故神话不特为宗教之萌芽，美术所由起，且实为文章之渊源。惟神话虽生文章，而诗人剥为神话之仇敌，盖当歌颂记叙之际，每不免有所粉饰，失亲本来，是以神话虽托诗歌以光大，以存留，然亦因之而改易，而销歇也。如天地开辟之说，在中国所留遗者，已设想较高，而初民之本色不可见，即其例矣。

（摘编自鲁迅《神话与传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