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政治的本质，说到底就是协调群体之中的人际关系（这里的“人际关系”的概念是广义的，既指个人与个人之间的关系，也指集团与集团之间的关系）。人是社会性的存在，而不是孤立的存在。人与人之间既需相互依靠，又有利害冲突。协调诸如此类的问题，便是政治的任务。既然中国文化不相信神而只相信人，那么在中国文化中头等重要的大事，便自然是协调群体之中的人际关系，而不是天人之际的人神关系了。这就是为什么中国文化更重视政治的原因，也就是为什么中国产生并盛行儒家思想的原因。

中国文化这种重视政治、薄于宗教的特征，当然会给中国文学以很大影响。在中国文学的各种体裁中，诗歌是最早被要求与政治发生密切关系的文体。根据传统的文学观点，诗歌虽然就其本质而言是抒发个人感情的，但因为个人是生活于群体之中的，而政治的作用也无非就是协调群体之中的人际关系，因而诗歌与政治自然而然地就发生了密切的关系。《毛诗大序》之所以一下子从诗歌的抒情功用谈到政治功用，便是因为诈者的意识深处存在着上述思路之故。

类似中国诗歌与政治的这种密切关系，在其他诗歌传统中是非常罕见的，可以说是中国诗歌的基本特征之一。正如松浦友久指出的：“在比较诗学上，一般认为， ‘诗与政治’的课题引起人们的关注始于近代。但在中国诗史上，这却是自古以来诗学上最为关切的问题之一。并且其中表现的‘诗与政治’的关联，综合包括理念与实践两个层次，而其传统又一直延续到今天——这都是无与类比的特殊情况。”

（摘编自邵毅平《诗歌：智慧的水珠》）

材料二：

唐代诗歌与政治的关系，体现出某种带规律性的表征。中国诗史上的一些高潮期，也莫不有它独特的政治背景。战国时，楚面临强秦的威胁，进步爱国力量与腐朽卖国势力的斗争，推动屈原的创作，而屈原所经历的高层政治体验，则赋予他崇高的历史使命感和献身精神。建安时期，曹操政治集团以其进步的政治路线和“唯才是举”的用人方式，把因党锢之祸被压抑冷落的士人，重新推向政治舞台，激起强烈的功业思想和英雄意识。“雅好慷慨”的建安诗歌，正是得力于这种正面推动。继唐诗而起的宋诗，发展到北宋中叶，又出现一个繁荣的局面。而其时从仁宗朝庆历新政，一直到神宗朝王安石变法前后，王朝内部政治斗争的焦点，是要克服“累世因循末俗之弊”，挽救长期和平发展中潜伏的危机。诗歌界欧、王、苏、黄等大家，都是在一连串起伏动荡的政治变革中卷入得很深的人物。

考察诗歌高潮来自政治的推动力，有助于进一步探索文学繁荣发展所需的社会条件。作为中国封建时代正统文学样式的诗歌，它注定要与封建政治发生密切联系。政治影响诗人创作，可以有四种情况：（一）挤占了诗人创作的时间和精力；（二）给诗人以正面鼓舞或推动：（三）打击压抑，导致怨悱；（四）诗人被迫害致死，或彻底沉默。（一）和（四）两种情况只能使创作受损。（二）和（三）两种情况虽有分别，但对于某些诗人，又常常集于一身。如李白、杜甫之入宫廷，便是始而受激励，继而遭压抑。

一般说来，封建时代的士人，总是先由政治给予某种参与的机会，在参与中有所不遂，才会引起怨悱。导致“长吟哦”的“起且僵”（崛起而后困顿），“起”往往在先，由政治直接给予拨动，“僵”伴随于后。“起”与“僵”或是单纯从某一侧面作用于诗歌创作，或是交糅在一起，产生更复杂的影响；或是比较直接地表现为正值，或是要经过创作活动的一番消化转换，才表现为积极有益的效应。能够给诗歌创作以强大推动的政治，不在于它有多么清明或稳定，而在于它要能强烈地牵动人心，让人不断地感奋起来，发之于吟咏。封建王朝初期，一般号称盛世，而文学人才可能尚未积累到最丰沛的程度。同时稳定和繁荣不免缓解了士人要求干政的迫切感，诗歌颂美居多，缺乏对政治的深刻介入，艺术上也缺乏由深广内容带来的要求变革创新的推动力量。封建王朝末世，往往陷入大动乱，斗争残酷，兵祸连结，文教停顿，人才短缺，士人对世乱恐惧回避，诗歌也相应衰敞。东汉末（灵帝朝）、隋末、唐末的情况大体如此。一般性地排除了王朝开国期和衰乱期，再结合诗歌史上几个兴盛阶段来看，中国诗歌高潮，总是出现在社会政治比较有活力，能够吸引人才，并多方面推动士人为较高理想积极追求的时期，而盛唐则是演出了中国历史上这种时期的最为辉煌的一幕。

（摘编自余恕诫《唐诗风貌》）

材料一

中国古代园林建筑和山水画有着天然的密切联系，是中国山水画中不可或缺的“形象”，山水画的意境往往由园林建筑的“意象”带出，可谓画中的“点睛”。它与树石云水构成了中国山水画的经典图式。作为民族文化精神的体现，古典园林建筑和山水画都体证了中国传统的宇宙观、人文精神；在山水画发展的关键时刻，园林建筑起到了积极的作用，推动了山水画的成熟；古典园林建筑的形制所附有的丰富文化内涵及审美特征因其山水画的介入——同时转化成为中国山水画深厚文化和审美内蕴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古典建筑的形制及其所附有的文化的认知程度，影响和制约着山水画创作的广度和深度。

（取材于陈智安等人的文章）

材料二

“不知中国画理，无以言中国园林。”中国山水画与古代园林建筑之间，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绘画和建筑的关系在“界画”这里形成了一个微妙的交汇点。早期界画带有建筑草图的影子，它以描绘建筑物或者各种精致器物为艺术表现形式，绘制过程中通常需要用界尺来辅助画笔，勾勒建筑物或者器物的轮廓线。由于科学、形象地载录了以建筑及桥梁、舟车等为对象的古代生活原貌，早期界画的使用价值、档案价值更大于审美价值，一些早已消失于大火或历史云烟中的中国木质古建，得以如纸上纪念碑一样，被后世铭记、想象和怀念。据《历代名画记》记载，唐朝时官至工部尚书的阎立本既亲自参与设计图的绘制，又熟谙于山水。从他开始，建筑设计中的山水渐渐从原来的宫观效果图中独立出来，成为单纯的山水画。

中国古典园林正是以山水的画境为骨架的。山水画与古典园林建造，都基于人们想要亲近自然的愿望。造园大师计成为高官严嵩修建别墅庭院“积香炉”时，把严大人扔给他的两句宋词“梨花院落溶溶月，柳絮池塘淡淡风”筑出满目风情。唐代诗人王维，不仅创作了“画中有诗”的山水画、“诗中有画”的山水诗，还筑建了诗画结合的物质实体“辋川别业”，所谓“善画者善园，善园者善画”，山水画和园林在创作手法和思想上相互交织。中国园林重意境，重诗情画意，被称为“三维的中国山水画”，其美学境界与中国古代的文学绘画、戏曲等艺术形态相契合。

古典园林的整体布局也很讲究建筑和空间的主从组合，通过对比实现主次分明、多样统一的效果。如北海公园琼华岛上的白塔，与其前面的琉璃佛殿，在色彩上形成洁白与金碧重彩的强烈视觉对比；塔的弧线造型和高居山顶的位置，更使其成为琼华岛乃至全园的主体建筑景观。颐和园中的佛香阁，则以其巨大体量与四周建筑物形成对比，成为全园布局的主体和重心。此外，形状对比也是园林布局的常见方式。

中国古典园林为表达园景意境的深邃，也会把某一景物通过山石、建筑、植物等遮掩一部分，使人看不到全貌，产生一种欲显而隐的含蓄美感。如苏州留园的石林小院，由于院墙、门窗遮挡了一部分山石，从院中看到的石林小景便呈现些许神秘感，表现出含蓄的审美情趣。苏州拙政园的花木隔、山石隔等更是运用这一造景手法的典范。

（取材于牧戈等人的文章）

材料三

随着传统文化的回归，中国古典园林艺术蕴含的东方审美重新引发建筑界关注，我国一批前卫建筑师及学者开始致力于将园林思维引入建筑设计中，力求将园林式审美意识及空间营构方法移植和转译到建筑创作领域，探索中国当代建筑的本土化实践。

“篱苑书屋”位于北京郊区接近群山的地方，是一座方形建筑，以方钢作为主要构件。外围护材料使用钢化玻璃，玻璃外侧被4万余根长短一致、粗细相当的柴禾秆密密匝匝地包裹。从远处看，屋前水面、水边栈道、平铺的卵石路围护下的裹满禾秆的篱苑书屋，犹如生长在山谷中的巨型鸟巢。

建筑内部唯一的隔断是混凝土大门处的玄关，浓缩的入口空间为接下来主要空间的呈现做了铺垫。书屋内部主体空间由大台阶及书架组成，书被摆在台阶下面，台阶成为主要的看书空间。书籍排布随意，读者可以任意抽取自己感兴趣的书，找到一个舒服的座位静心阅读。屋内没有人造光源，阳光透过夹在立面及屋顶玻璃当中的柴禾秆将斑驳的影子投射到室内空间，明亮而温和，读书人仿佛置身于自然。

（取材于李晓丹等人的文章）

材料一：

今天，微博已经成为一个发表意见的重要途径。作为一种被广为应用的交际工具，微博有与众不同的发表意见的方式。有人注意到，一些在生活中很温和的朋友，一旦上微博，言辞就变得非常激烈，不像是理性说理的言论，由此，微博形成了一个有特色的言论空间。

微博是一种字数非常有限的传媒方式，往往不足以负载说理需要的充分信息。人们可以用微博发表结论性的断言、口号、警句格言等“罐头思维”式的言论，但无法用它来进行好的说理。

人们在简单、现成的语言中找到了方便的解答，久而久之，很容易养成一种习惯，接受一些可以免除他们思考之劳的简明论断。这就是罐头思维。罐头思维表现为“一群人采用一句话”和“听见别人说就跟着说”等行为，它让人思想懒惰，先是不肯仔细思考，最终完全丧失了仔细思考的能力。

理性的说理需要足够的文字。说理是由三个必要部分—结论、理由和保证组成。“说理”与“非说理”的区别在于说理有结论，并有理由，而非说理则只有结论。在说理的主张和理由之间，还需要有一个可靠的中介保证，又称“假设”，如果这个假设不可靠，那么，再好的理由也不能充分证明结论的合理。

往往是在需要思考一个说理陈述是否可靠时，我们才特别注意那个被省略掉的假设。例如，一个人说尼克松是一位好总统（结论），因为他擅长外交事务（理由）。这是一个说理的陈述，但并不可靠。单凭这个理由，结论是站不住脚的，这是因为，在理由与结论中那个被省去的假设（“一个擅长外交的总统一定是好总统”）是有问题的（“片面”）。

说理需要理性、逻辑、认真地对待论证的每一个环节，这是为了能够说服与自己看法和主张不同的他人。以广大的而不是专门读者为对象的报刊，是最适合于说理的大众媒体。微博则主要是在朋友、熟人，或朋友的朋友，熟人的熟人中传播，具有同声相求的性质。人们发现，微博常常裹挟大批的粉丝，其实就是一种同相求的效应。在这些群体里，三言两语，说说心情，发发感慨，晒晒心情，是用不着太说明理由的。“非说理”并不是微博的镨，因为微博本来就不是为说理而创建的。

微博拄往使用感情色彩鲜明，富有修辞特色的“痛快”语言，这是因为微博信息需要借助强烈的情绪感染才能得以传播，结果更是不断强化、激励已经在起作用的情绪。富有感染力的话语给人一种雄辩的感觉，似乎能够提高说服力。然而，在这种说服中，需要把说理与感染力做一个区分。有感染力不代表就是好的说理。

（选自徐贲《微博为什么不是好的说理形式》，有删改）

材料二：

对我的《微博是好的说理形式吗》曾宪皓先生写了《来论微博正是好的说理形式》的讨论文章。微博是为人们运用的传播媒介，公共说理也是人们很关心的话题，讨论微博与说理的关系，目的不是要争一个谁是谁非的最终结论，而是要加深对问题的了解，因此，我愿意就曾先生文中提到的几个关于说理和微博的问题再作一点讨论。

首先便是什么是公共说理的“理”。此“理”指的是一个由“理由”来充分支持的“结论”，在这二者之间还需要有一个可靠的，可称为“假设”的中介保证。这当然不是唯一可以称作“理”的理。牧师布道说的是理，老百姓心目中的天道是理，发展是硬道理坚持的是理，但这些都不是公共说理的那个理。这些“理”与公共说理的“理”的区别在于，它们的结论是靠“信仰”支撑的，不需要说出理由。

曾文说，“贡献出结论，不代表推演缺位”这话是对的，但是，在公共说理中，那个不缺位的推演不能只是发生在说话者的头脑里，而必须说给公众听。放在一个人头脑里的推演是否可靠，是否符合逻辑，是否合理，不说出来，别人又如何检验呢？说理不仅要说出“什么”，而且还要解释“为什么”。

曾文说，“不认‘结论’和‘理解’，照此思维，禅宗是虚妄，顿悟不存在，口号皆扯淡”。这话恰恰犯了一个公共说理的错误—拉开话题，因为徐文讨论的是“说理”，不是禅宗，不是顿悟，也不是口号。公共说理不是时人类其他思维和表达方式的否定。提倡公共说理，不是说别的什么都是“胡闹”或“扯淡”。禅宗、顿悟，呼口号有它们自己的作用，但不在讨论说理的范围之内。

曾文认为，在说理时“以偏概全”不是什么大问题，“统计学上的以偏概全，不排斥这段话在精神上抓住症结，不排斥它的正确。恰恰是它抽出了现象中的‘理’，人们才认同它，转发它”。以偏概全不是统计学意义上的谬误，而是一种有社会危害的思维方式，叫作“草率概括”，说理要求避免草率概括，那是因为许多的成见或偏见都是因草率概括造成的。成见或偏见就是在握有充分证据之前，便先有了确定的意见和看法。

其实，在说理中，要“抽出现象中的‘理’”，有比草率概括更好的办法，那就是用“限定词”。图尔敏的说理论证称之为“模态限定”，也就是在陈述主张的时候，添加“往往”“可能”“也许”“基本上”“在很大程度上”等限定语。这不仅仅是为说理留余地，更是一种话语伦理的基本教养。

这当然不是说夸张就不好，而是说，夸张在说理中会削弱说话者的可信度。许多在文学修辞中常用的有手法或风格在说理中恰恰是应该避免的，因为说理不是文学。

说微博不适用于说理不是贬低微博，这就像说水壶不用于煮饭不是要贬低水壶一样。曾文说，“微博可以加图片、视频、长微博，实在不行还能用文章链接嘛”，但这正说明，微博所起的毕竟只是引介与索引的作用，它本身并不是在说理。亚里士多德曾指出一种逻辑错误，“5是2加3，因此5既是奇数，又是偶数”，所以，微博只是许多媒介中的一种，不能因为它与别的媒介可以结合使用，它就变成了一种无所不能、什么都是的媒介。

（选自徐贲《再谈“微博”与“说理”》，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