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新媒介素养的产生与新媒介的出现及快速发展密不可分。所以，新媒介素养的内涵首先涉及的是使用者对新媒介的认知问题。传统媒体无法摆脱的资本和权威，在新媒体时代同样存在，只是以相对民主的形态隐蔽地存在着。表面上公众自由地操纵手中的媒介，但其注意力却常常成为两大传统权力逻辑的俘虏：资本利益驱使商家借助网络炒作大发横财，权威对信息的控制也依然存在。此外，新传播技术产生了海量信息，一般的信息难以吸引眼球，而耸人听闻、极度反常和超级娱乐才能引起注意，造成“语不惊人死不休”的后果。当对信息的选择成为一种“风险”和“赌注”时，公众自身能力的全面提高就显得十分重要。新媒介需要培养这样的一批使用者，他们能够时刻警醒：所有经过媒介传播的内容都是高度选择和组织的结果；能够冷静选择，拒绝诱惑；能够超然于信息文本之外，多方求证，不盲从盲信。

“媒介即讯息”，原创媒介理论家麦克卢汉的这一命题提醒我们，对媒介形式本身的掌握也是对信息内容的掌握。基于互联网技术的新传播革命，要求大众既要掌握这种新的信息工具的操作、使用和维护的技能，也要具备利用信息资源的技能，即能从浩瀚的信息海洋中定位自己的价值取向，通过检索、鉴别、使用信息来解决问题和创新思维的能力。新媒介的发展，尤其是web2.0技术取代webl.O后，个人媒体蛾起，数字化技术、交互技术对大众的媒介素养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传统媒体时代会看、会读乃至会批判这些媒介素养已经不能适应新的传播技术，因为传播者与受传者之间的界限已经含混不清，以往的“受众”成为匿名的“无冕之王”，他们不仅仅要求具备信息接受技能，更要懂得如何利用这种技能传播自己的声音和思想。

对新传播技术的掌握，是新媒介素养的第一步，但并不意味着技术就能发生正向的效应。网络舆情复杂多变，其中理性和情绪化表达相互交织，并常因后者的泛滥而影响技术民主潜能的发挥。理性声音消沉的社会后果极为严重，如果任由非理性言论自由发展而不加以引导和控制，势必会导致社会舆论的混乱。新媒介素养应将理性交往作为一种基本素养普及至每一个公民，使这些可能的新媒介使用者具备一种平和的心态、冷静的态度、批判的视角和容纳异见的胸怀回归理性的讨论。

(摘编自茵必峰、陈夏蕊等的相关文章)

材料二:

在网络媒体中，人们可以更自主地选择、更自由地表达、更主动地参与信息传播，进而实现具体的信息权利。从这个意义上说，理想化的网络媒体有助于社会个体自我价值的实现、社会资本的增值，有助于人们参与公共事务、提升社会影响力。但现实中的网络媒体要远比其理想化图景复杂，网络新闻伦理失范现象时有发生。

网络媒体难以摆脱商业利益的制约，一些运营单位为追求转参量、社会轰动效应及其背后的利润，不惜沦为“标题党”“狗仔队”，大量传播未经甄别、核实的信息。网络媒体中，私人空间与公共空间往往被混淆，大量揭秘性传播、透露个人信息的无意识传播，乃至“人肉搜索”的攻击性传播屡见不鲜。此外，网络信息的“海量性”和信息发布的“匿名性”，使信息的真实性难以考证；而信息传播的“迅速性”和“广泛性”，也使得网络成为蓄意捏造歪曲事实、诽谤他人、制造混乱的沃土，一些网友仅仅会因为意见相左就互相谩骂攻击。

这些行为正在影响网络舆论的健康发展，也违背了媒介伦理非暴力和最小伤害的基本原则。媒介伦理经过理论和实践百余年的发展，已经建立了一套相当成熟的操作规范。仅在公民私权的保护方面，匿名处理、信源多样平衡、保护弱者等具体报道方法已经为专业传播者所采纳和运用。对于当下屡屡突破道德底线乃至违反法律法规的失范行为，媒介伦理的相关原则、规范和方法给公民传播者以借鉴。

(摘编自冯若谷、钱明芳等的相关文章)

[链接材料]电影《搜索》简介：

叶兰秋被诊断出癌症，精神恍惚的她在公车上拒绝给老人让座而引发争执。此事被电视台记者刻意报道、追踪和引导，成为社会热点事件。随后叶兰秋遭到网友的“人肉搜索”，个人隐私被公之于众，人们竞相转载、丑化，甚至谩骂、攻击，最终叶兰秋不堪重压，自杀身亡。

材料三:

据媒体报道，在2017年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首场主题日活动中，中央网信办网络安全协调局相关负责人提到，截至6月份，我国的网民规模已经达到7.51亿，其中青少年网民已达到2.77亿。此外，伴随技术的发展和电子设备的普及，我国网民不仅数量持续增长，且越来越呈现低龄化趋势。

青少年网民占整体网民数已逾三分之一，意味着不只是网络安全需要加以重视，与互联网有关的信息传播规范、网络礼仪等也需要学校和相关社会机构不断跟进。加上网络消费渐成风潮，无现金社会在许多城市成为现实，如果不建立科学的媒介教育体系，任由青少年自己摸索、自由使用各种新媒介，势必带来诸如网络安全事故、造谣传谣、网络欺凌、网络骂战等令人忧思的乱象。

青少年能熟练使用新媒介，不等于他们天然具有科学、理性的媒介认知，不等于他们有较高的媒介素养；青少年接受新事物能力强也不代表他们不需要媒介教育。相反，当下的青少年比以往更需要拥有媒介素养，更需要具有批判思考、借助多种媒介自主学习的能力。在信息爆炸的时代，青少年要有能力区分哪些是谬误哪些是真理、哪些是搞笑哪些是违规，而这需要借助成体系、有特色的媒介教育。其实，媒介教育是为青少年提供了一个庇护所，不只是为了学习设置密码、打字上网、下载视频、安装软件等技能，而是作为一种跟听说读写一样的基本素养；让青少年看到各种媒介的技术特征和传播特点，意识到媒介环境的复杂性、媒介信息背后的多元利益主体，不断反思个人与媒介之间的关系，时刻体察自己在媒介产业链中的位置。

从国外的经验来看，营造关注青少年媒介素养教育的良好社会氛围，进行媒介素养教育的实践非常重要。媒体人可以走进中小学，帮助学生们更多地了解媒介组织运作、生产流程；学生也可以担任“小记者” “小主持人”，参与媒介产品的制作，消除他们对媒介的距离感，为理性媒介消费、媒介批判奠定基础。

现代化的公民是一个国家实现现代化的基础。在新媒介高速发展的今天，是否具有较高的媒介素养是衡量民众现代化程度的一个重要标准。

(摘编自张魏勇、李艳等的相关文章)

材料一：

“五四”以来的文化研究中，曾出现一种认为“世界文化本一体，中西文化的差异纯粹是时代性”的观点，可称为“有古今无中外论”。这种论调的根本错误，在于忽视乃至抹杀人类社会以民族的形式存在这一历史事实。既然人类社会在一定的历史阶段以民族的形式存在，那么，人类文化也一定要以民族文化的形式存在。共同的民族文化不仅可以把一定数量的人民凝聚在一起，也可以把这些人与其他人区别开来。人类社会以民族为基本形式这一事实还告诉我们，具体的文化总是各种各样的民族文化，而一般的人类文化只能存在于这些具体的民族文化之中。离开了各种各样具体的民族文化，所谓一般的人类文化只是一种虚构。因此，文化“有古今无中外论”既不符合实事求是的基本原则，也违背了一般能通过特殊而存在的辩证法。

文化差异的形成原因是多方面的、复杂的。

首先，地理的隔绝机制是民族差异形成的基本条件。因为地域的辽阔、山海的阻碍等因素，各个民族各自独立地生存，文化上差异的产生也不可避免。地理环境的差异是民族差异最重要的自然根源。例如，在不同地理环境下，就分别产生了农业部族、畜牧业部族及少数以工商为主的部族。

其次，不同文化发展成果对人类自身的不同改造是民族差异的最高表现。文化是人创造出来的，但文化发展的成果又不断地反作用于人本身。各民族在创造不同风格的音乐、美术的同时，也发展了不同的审美趣味。各民族不同的审美偏好，正是文化成果长期作用于人本身的结果。审美趣味如此，思维方式、价值观念等也莫不如此。在这个意义上，一个民族的共同文化不仅表现了该民族的共同心理，而且创造了该民族的共同心理。这种文化成果与人自身的身心变化的相互作用，是民族差异的放大器、加速器和稳定器。

其三，一定范围内自由创造的可能性是民族差异形成的重要机制。种族、地理环境、文化传统等是人们从事文化创造的基础，同时也是对文化创造的限制，而自由创造只是在这一定范围内的发挥。因而，文化的发展既非绝对必然的，也非完全自由的，而是自由和必然的统一。

（摘编自张岱年、程宜山《中国文化精神》）

材料二：

文化差异性是始终存在的。历史上对待这种差异性曾经有过三种不同的态度。

第一种是对凡与自己文化不同的人，一概作为异端，必征服之，同化之，以至绝灭之而后快。当年白种人占领南、北美洲，对当地土著文化就是持这种态度。

第二种是承认其价值，但只是作为珍稀的收藏、猎奇的点缀或某种可供研究的历史遗迹，实际上是排斥其在现实生活中的作用，抽空其生命，崇拜其空壳。如果我们混同了已成遗迹的、定型了的“传统文化”和今天仍然活着的并主宰着亿万中国人民生活方式、思维习惯的，受过现代文化洗礼的“文化传统”之间的根本区别，以复旧充新生，抵销中国文化的现代化，那么，中国文化的发展将陷入困境。

第三种态度是一种文化相对主义的态度。这是将事物放到其自身的文化语境内去进行观照的一种方式。它赞赏不同文化的多元共存，反对用产生于某一文化体系的价值观去评判另一文化体系，承认一切文化，无论多么特殊，都自有其合理性和存在价值，因而应受到尊重。这种态度当然远比前两种态度来得宽容合理，但再进一步追问：千差万别的文化有没有普遍认同的东西呢？人类有没有可能超越民族中心主义？这些都是文化相对主义所面临的、必须回答的问题。

无论如何，文化差异总是现阶段普遍存在的事实。正是这些差异赋予了人类文化以多样性。我们固然不必保留辫子或者“三寸金莲”以供猎奇者玩赏，但中国文化自有其无法“欧化”的特殊的魅力，中国文化的更新也自有其不同于其他文化的特殊性。所谓的文化相互同化、融合而导致的“世界文化一体化”，只能带来人类文化的单调和没落。事实上，正是由于差异的存在，各个文化体系之间才有可能相互吸取、借鉴，并在相互参照中进一步发现自己，将异国作为帮助自己发现自己的“他者”，从另一种文化的陌生角度来观察自己，看到许多从内部无法看到的东西。

由于文化的差异性，当两种文化接触时，就不可避免地产生误读。所谓误读就是按照自身的文化传统、思维方式、自己所熟悉的一切去解读另一种文化。他原有的“视域”决定了他将对另一种文化如何选择，如何切割，然后又决定了他如何对其认知和解释。文化之间的误读难以避免，无论是主体文化从客体文化中发现新义还是反观自己，都很难不包含误读的成分。而从历史来看，这种误读又常是促进双方文化发展的契机，因为恒守同一的解读，其结果必然是僵化和封闭。

（摘编自乐黛云《文化差异与文化误读》）

《木兰辞》是中国南北朝时期北方的一首长篇叙事民歌，讲述木兰替父从军、最后荣归故里的故事，体现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忠孝两全的价值观。美国动画版《花木兰》则对《木兰辞》进行重新诠释，木兰为了证明男女平等、实现自身价值而主动从军，体现美国人崇尚个人主义的民族性格。《花木兰》在中国上映后，获得不错的票房。不少观众表示故事有新意，能带来启发。

材料一：

“山水是观察历史的形而上尺度”，也是理解中国古文明的密钥。中国人是对山水自然情有独钟的民族，李泽厚甚至认为，在山水自然中浸染出来的“中国的山水画有如西方的十字架”。寄情山水，隐逸江湖，从来就是中国文人的一大梦想。智者乐水，仁者乐山。自然山水在中国文化中始终扮演着非常重要的意念或者意象角色，潜移默化，影响至深。在古代，河流可能更具有交通、经济乃至社会意义，也就是说，在自然属性之外，河流还有明显的经济属性、文化属性和社会属性。古人对江河湖海的理解与情感也和今人远远不同。对于绝大多数一辈子没走出过乡村、没见过大海的古人来说，大江大河通向广袤无垠的四海八荒，大江大河就是海，代表的就是遥远陌生的未知世界。如果说乡土是家乡，是此在，是周而复始的熟悉的静态生活；那么江湖就是他者，是远行和异乡，是流动和逃离。

历史学者魏斌，多年来悉心研究六朝时期“山岳文化景观的生成过程及其空间关系”，著有《“山中”的六朝史》，在相关领域有开创性贡献。他认为，山中世界的基本特征是一定程度上的逃离性，是试图逃逸出国家权力的文化共同体。这是山居的本意。东西方差不多同时出现了这种现象，但文化影响却颇有差异。在西方，山中修道院主要仍是作为一种信仰现象而存在。而在中国，以山寺、山馆为代表的山林文化空间，却溢出了信仰范畴，逐渐内化于知识精英的内心世界，成为一个独特的精神文化现象。“文化性的逃离者造就了超越的山水，而社会性的逃离者造就了侠义的江湖和山林，二者都是绵延中国历史中的内容”。

山林和江湖一样，在中国文化里极具象征意味。历史上的山林和江湖之间，充斥着失意政客、落魄文人、贬黜官员、不合于群的行为乖张者，以及放浪形骸、纵情山水的各色人等。人们从名利场逃离，从乡土社会中逃离；从蝇营狗苟钩心斗角或剑拔弩张中逃离，山水给了他们莫大的心灵寄托和自由挥洒的精神空间。钱穆将中国文化区分为城市文化、乡镇文化、山林文化、江湖文化。他说：“中国古代有游侠，富流动性，山林人物富静定性；在山林而具流动性者，则谓之江湖。”“中国主要乃一静态社会，而江湖则为其静态下层一动态……”概言之，社会化的山水即为江湖，也可以说江湖就是人格化的山水，是被赋予了人类情感和灵性的山水。江湖既有出世的一面，也有入世的一面；既有天人合一的飘逸空灵，也有行侠仗义的快意恩仇，还有“伦常日用”的世俗烟火。江湖以其多重形式和不同侧面的“逃离性”，冲击着世代相传变动不居的乡土社会。

（摘编自黄杰《“江湖”：乡土中国的另一种想象》）

材料二：

探寻江湖的渊源，还需要远溯先贤对水的认知。从中国的传统文化来分析，“江湖”这个词自诸子百家就有了特殊意义，水是流动的，动就摆脱了呆板而更具灵性，这似乎也符合了中国美学的一大特征：生命的体验哲学。因此孔子认为：智者乐水。而后朱子阐释说，聪明人通晓事理，才情学思如流水一般灵动；老庄哲学则认为“上善若水，水利万物而不争”。这些无疑为“江湖”注入了更多富有智慧和哲理的概念，也成为深入文人精神世界的出发点。

《岳阳楼记》中提到“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庙堂”与“江湖”放在了两个不同的位置：从“庙堂”与“江湖”的来源看，两者最初的意义是毫不相干的，而此句一出，“庙堂”与“江湖”则是相对立而密不可分的。“庙堂”与“江湖”，两者用儒家思想联系起来，表现了两种生存状态，体现了儒家思想中对个体生命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准则，成为千百年来中国传统知识分子、文人士大夫终身信守的家国誓言。

《左传·宣公十二年》有云：“……进思尽忠，退思补过，社稷之卫也……”作为中国精英阶层的文人士大夫而言，政治旋涡是时刻存在，当仕途受挫，政治抱负难以舒展的时刻，“退”又是个人明志的最佳选择。“退”即是“不争”。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从庙堂退出融入百姓民间，即便踏入了江湖。民间闲野与朝堂威严的位置对立引申出的江湖文化定位在了专制文化的对立面，这个对立，是审美取向和意识形态的对立，犹如美术史上的“黄家富贵、徐熙野逸”一般，而这个江湖是无车马喧嚣的世外桃源，是个体明心见性、淡泊明志、独善其身的精神空间，是人品、学问、才情、思想的展现舞台，是大道无形的。

自李唐以来的文人，常有退隐江湖远离朝堂的想法，“人生在世不称意，明朝散发弄扁舟”，舟行水上、行舟渡人，在这里实则是将作者由无奈的现实世界“渡”往江河湖海，是作者的精神寄托，恰如苏子诗云“江海寄余生”。儒道哲学交融，让隐逸思想为中国文人心灵避世打开一方天地，“道不行，乘桴浮于海”，古代的文人就常有“功成身退，归隐江湖”的想法，“壮志难酬不如逍遥于江湖”的潇洒天地间的独立意识，推崇“至人无已，神人无功，圣人无名”的宇宙观。

（摘编自来维志《人文视野下的“江湖”小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