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孔子是最早有意识地以《诗经》为教材的人。《诗经》本名是《诗》。汉代董仲舒把《诗》奉为经典，此后便有了《诗经》这个名字，后人把它列为“五经”之首。直到1912年民国临时政府“废止读经”，两千多年间，《诗经》一直是儒家思想的经典教材，滋润了一代又一代人的心灵，而孔子的诗教思想对人的和谐发展具有深刻影响。

在孔子看来，《诗经》、礼、乐是弟子道德修养的三个阶段，《诗经》是弟子学习道德知识和提高道德修养的开始阶段。孔子的诗教借助音乐启迪和陶冶人的情感，使人气质高雅，提高道德涵养，提升品格和情操。这种道德教化形式，是和诗乐的审美结合在一起的。《孝经》里有“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这三句是断取《小雅·小旻》末章拿来教人谨慎、恐失孝道的名言。像这样直接用《诗经》教人修养自己德行的例子在《学而》《八佾》《子罕》等篇都能见到；《论语》中直接引用《诗经》说明修身养性进行道德教化的篇章有七章。

《诗经》还有独特的审美特质，孔子对《诗经》的审美功能有很深刻的理解，他总结为“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其大意是“兴者，起也，取譬引类，起发己心”。首先是《诗经》引起人们的审美感觉，感染人情，激发人的志气，振奋人的精神，从而最终达到美育的效果；然后通过“观”来考察社会和执政的得失，提高人的观察能力，先秦有“观风俗，知得失”；再有“群居相切相磋”，在相互切磋中引发感悟，交流感情，增强集体观念和凝聚力；最后的“怨”是讽喻社会或者是表达不满情绪。因此说“诗教”是双向的，诗教是人心灵的净化器，纯洁的心灵是人和谐发展的基础。

孔子在诗教的方法上也进行了积极的尝试。《史记》曾言：“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颂》之音。”孔子认为，乐应该体现出“乐而不淫，哀而不伤”的中正平和。由此可以看出，孔子在诗歌教学中，主张配乐吟诵，而且他还亲自把诗谱成乐曲，在教学中“弦歌”而诵，诗的内容通过美妙动听的“雅言”来表现，使学生不但受到思想的启迪，而且得到了美的享受和艺术的熏陶。

孔子还运用或引用《诗经》中的句子，采用谈话问答的方式来教育弟子。《韩诗外传集释》第十六章，就记述了孔子引证《诗经》的“野有蔓草，零露溥兮。有美一人，清扬婉兮。邂逅相遇，适我愿兮”的诗句，用谈话问答法，教诲子路“取束帛以赠先生”。孔子用这种教学方法，以师生轻松、平等的关系进行知识的传授，使学生的性情在和谐的氛围中得到了陶冶。

孔子的诗教思想，无论是把《诗经》作为教材的角度，还是他的诗教方法和原则，都是在强调诗教对人的全面和谐的发展有不可小觑的作用。诗教有助于养心怡德，它把汉语的声情、韵律、节奏及乐感的美发挥到了极致，能自然地和着人的生理和心理节律，引起情感的升华；能变化人的气质，“腹有诗书气自华”即是；能启迪人的智慧，陶冶人的情操，促进人的和谐发展。

（摘编自赵会莉《孔子诗教思想与人的和谐发展》）

材料二：

孔子开创儒家的私学，坚持“有教无类”的主张，以真诚坦率的立场和民主平等的作风教育学生。他举办私学，目的就是为国举才，他感到当时各诸侯国缺乏栋梁之材管理政事，以致社会混乱，民生凋敝。因为当时掌握政权的世卿大夫多不称职，所以孔子在培养人才时不会只从贵族子弟中选取学生，而是秉持了“有教无类”的态度，不问阶级阶层，不分贫富贵贱，不限地域、年龄，来者不拒。“自行束脩以上，吾未尝无诲焉。”他的弟子中，有贵族，有富商，有新兴阶级，有平民。从区域上说，除鲁国人外，还有来自齐、晋等诸侯国的人。孔子“有教无类”的主张，冲破了学在官府、贵族垄断教育的局面，促进了学术文化的下移。他的“有教无类”的主张更切合了当时士阶层提高社会地位的要求，士人在春秋时或直接从贵族阶层下降，或直接从平民上升，而后者居多，他们处于社会中间部分，没有多少物质手段和政治资本，只有靠自己掌握文化知识，具备政治才能，才可跻身统治阶层。孔子以诗为教，培养了士人的政治才能，他坚信“学而优则仕”“学也禄在其中”，目的是鼓励士人更加努力。同时他深信教育是可以造就人才的，对学生充满了教育的信心。他说“性相近也，习相远也”，认为后天的勤学苦读可以使人成才。因此他才满腔热情、真诚坦白地教育学生。

恰是在这种真诚的情感基础上，孔子养成了民主平等的教学作风。“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孔子从来不强迫弟子的学业，而是平等地与他们探讨，《子路、曾皙、冉有、公西华侍坐》一文就说明了这一点。孔子知道：“后生可畏，焉知来者之不如今也？”（《子罕》）他传授知识的同时，也从学生身上学到不少东西，《八佾》记录孔子和子夏讨论《诗经·卫风·硕人》，孔子从子夏那里得到了理论的启发，感叹“起予者商也！”平等讨论从而教学相长正是儒家诗教的特色之一。

孟子和荀子沿着孔子的教育态度在不同路线上发展。孟子在实践中看重学习的自求自得，即使对儒家经典也是如此，“尽信《书》，则不如无《书》”。他说“说诗者，不以文害辞，不以辞害志。以意逆志，是为得之”。何谓“以意逆志”？前人说法有两种，关键在对“意”的理解有异。一种认为“意”是读者之“意”，即从读诗之人自身对诗歌内容的理解出发去推度作者的思想感情之“志”；另一种认为“意”是客观地存在于诗篇中之“意”。从教育的角度看，孟子的关注在于前者，强调用读者自己的理解去揣摩作者之志。可见孟子发展了孔子平等观念中学生主动性的一面。荀子则把孔子之道神圣化，同时视传播儒道的教师为君子、圣人，认为教师应当具有绝对的权威，学生应“师云亦云”，服从老师，这就和孔子的教育态度背离了。尽管如此，荀子毕竟流传下了“青出于蓝而胜于蓝”的名句，认可弟子可以超越老师，这又契合了孔子“后生可畏”的观点。

（摘编自马兆杰《早期儒家诗教的理论与实践－以孔子孟子荀子为代表》）

①南郭惠子问于子贡曰：“夫子之门何其杂也？”子贡曰：“君子正身以俟，欲来者不距，欲去者不止。且夫良医之门多病人，櫽栝^①之侧多枉木，是以杂也。”（《荀子·法行》）

②求则得之，舍则失之，是求有益于得也，求在我者也。（《孟子·尽心》）

③言而不称^②师，谓之畔^③；教而不称师，谓之倍。（《荀子·大略》）

［注］①櫽栝，矫正木的工具。②称，称道。③畔，通“叛”。

通俗地讲，工业设计就是用以人为本的理念解决问题的过程。它处于制造业产业和产品创新链的起点、价值链的源头，是生产性服务业的要组成部分，其发展水平也是衡量国家工业竞争力的重要标准之一。在加快建设制造强国的时代背景下，充分发展装备制造业工业设计，既有利于我国企业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引导其向价值链高端延伸，增强其国际竞争力，也对促进全产业链发展，推进制造业与服务业融合发展，全面实现制造业转型升级具有重要意义。

从“人”出发，把“人”的需求放在中心，再透过一连串设计流程，把需求变成问题的解决办法，是工业设计的价值所在。早在秦朝的石质铠甲设计中便有所体现，秦石铠甲中，腰部以下及披膊的甲片都是下片压上片，这样能够使披甲人更加灵活地弯腰、举臂。在当代的载人航天空间站系列化乘员设备工业设计中，设计团队同样遵循“以人为中心”的设计观，从航天员操作习惯及工效学要求出发，创新人性化设计，使产品操作部件符合人体尺度规律，使航天员设备兼具可用性与易用性。

工业设计的更高境界是将文化与设计融为一体。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蕴含着宝贵创新力量，深入汲取、吸收其精华，能够使当代工业设计走得更稳。比如，秦人设计的三棱形箭镞，其边缘呈流线型，这种设计可以减小箭镞在飞行过程中受到的空气阻力，从而更加平稳地射中目标。今天，在设计国产大型客机C919时，为减少空气阻力，商飞团队同样对机头、机身、翼梢都做了改进，使其相比国际相近机型，阻力减少了5%。古今对照，为更好地实现古老智慧的现代转化提供了有益借鉴。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还深藏着丰厚精神财富。当代工业设计强调“形式追随功能”，这一理念其实古已有之。观察古代食器，从无盖到有盖经历了一定发展过程。无论是为了防尘、保温还是贮藏，器盖的产生都是为了应对食物有余这一现象，然后剩造者才开始关注器盖造型的美化设计。这对现在一些工业设计者注重器物外观设计却忽视内在实用功能的现象有所启示。

当下，研究文化与设计的融合，不仅要研究传统文化的视觉表达，更要研究传统文化与时代精神的融合，使其既“悦目”，又“赏心”。在新一代涡桨支线飞机“新舟700”驾驶舱及客舱内饰工业设计中，设计团队依据一体化设计原则，不仅注重创造物境，更注重营造中国传统哲学中的“意境”。在满足功能需求基础上，团队努力通过形态设计营造协调、舒适的简化空间，整体产品形态利用特征曲线、曲面与内饰呼应，形成自然、亲和、清爽的立体空间效果。因此，工业设计产品要想为人们带去更深层次的文化精神上的感动，设计师不仅应关注设计之“术”，更应关注设计之“道”里的“中国之道”，将其融入设计，可赋予产品更深刻、独特的内涵。

提升装备制造业工业设计自主创新能力，还需向社会传达正确的工业设计理念。以设计创新思维为主的创新机制，提倡将设计融入创新链前端，帮助企业在产品开发中应用设计流程，使设计创新思维成为企业战略的组成部分。运用设计创新思维不仅能够提升装备制造业的设计质量，而且可以改善长期以来重视技术创新而忽视设计创新、重视工程设计而工业设计缺失的问题，缩小我国在设计理念和现代设计方法上与发达国家的差距，改变长期以来工业设计仅局限于轻工产品，而在国家重大科技工程里缺位的尴尬境地。

材料一：

在一个民族的精神发展中，总有一些思想观念受到人们的尊崇，成为人们行动的最高指导原则。这种最高指导原则是多数人民所信奉的，它能够激励人心，在民族的精神发展中起着主导作用。这可以称为民族文化的主导思想，亦可简称为民族精神。民族精神必须具备两个条件：一是有比较广泛的影响；二是能激励人们前进，有促进社会发展的作用。有哪些思想可以称为中国人民的民族精神呢？我认为，中国的民族精神基本上凝结于《周易大传》的两句名言之中，即“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和“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

《礼记·中庸》有云：“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有弗学，学之弗能，弗措也；有弗问，问之弗知，弗措也；有弗思，思之弗得，弗措也；有弗辨，辨之弗明，弗措也；有弗行，行之弗笃，弗措也。人一能之,己百之，人十能之,己千之。果能此道矣，虽愚必明，虽柔必强。”这就是自强不息精神的体现。《周易集解》引干宝云：“凡勉强以进德，不必须在位也。故尧舜一日万几，文王日昃不暇食，仲尼终夜不寝，颜子欲罢不能。自此以下，莫敢淫心舍力，故曰‘自强不息’矣。”后世的有志之士，致力于事业学问，亦莫不尽心竭力，昼夜不懈。这正是中国传统文化延续发展的思想源泉。

“厚德载物”即以宽厚之德包容万物，这与“和同之辩”有一定联系。西周末年的史伯区别了“和”与“同”，他说：“夫和实生物，同则不继。以他平他谓之和，故能丰长而物归之；若以同裨同，尽乃弃矣。”所谓“和”，就是包容不同的事物而保持一定的平衡。孔子亦说：“君子和而不同。”“厚德载物”有兼容并包之意，这对于文化发展是非常必要的。在历史上，中国能接受外来文化。佛教东来，被中国人民接纳；明末西学东传，亦曾受到中国知识分子的重视。清末顽固派拒绝西学，事实上违背了中国文化兼容并包的基本精神。

（摘编自张岱年《文化传统与民族精神》）

材料二：

尚勇，是中华民族重要的精神传统。盘古开天、女娲炼石、愚公移山、大禹治水，这些言说先民心志的神话传说中都包含着对“勇”的崇仰和赞颂。可以说，一部中华文明史，就是中华民族英勇面对无数困难和挑战的不屈奋斗史。在栉风沐雨一路向前的历史征程中，“勇者不惧”深深地刻写在中华民族的性格之中，成为无比珍贵的民族精神基因。

“勇者不惧”之“勇”，是大勇，而非小勇。小勇者，不能忍小辱、小过，睚眦之仇必报，这是匹夫之勇。大勇者何？循大义、迎难上，义无反顾、无所畏惧，是为大勇。大勇之“大”，在于与“义”融。鲁莽强悍、好勇斗狠，并不是真正的勇敢；真正的勇敢，是指人们在危难面前坚守道义、坚定前行的无畏气概。勇者的无畏气概，产生于道义的感召。如果自己的行为是正确的，哪怕有千军万马的阻拦，我们也要无所畏惧、勇往直前。《礼记》有云：“有义之谓勇敢。”我们之所以推崇勇者，就是因为勇者能够无惧地坚守并光大道义。

勇者在道义的感召下能够不惧艰险，甚至不惧牺牲，但勇者并非一无所惧。中国古人向来批评那种什么都不惧怕、什么都不忌惮、什么都不敬畏的蛮勇。可以说，中华文化推崇的“勇者不惧”，实是“无惧”与“有惧”的统一。从大义、大局的角度出发，要藐视一切困难，无惧任何挑战；从具体行事的角度出发，则要心怀敬畏、朝乾夕惕、如履薄冰。此外，在道义感召下不惧外在艰险，却时常忧惧道之不行、义之不彰，这也是勇者内心兼具的“无惧”与“有惧”。

真正的勇者，有锐气，也有静气。孟子与弟子公孙丑讨论“勇德”时曾提到“不动心”的概念。所谓“不动心”，就是指在突如其来的危险面前能镇定自若、岿然不动，“每临大事有静气”。同时，这种不动如山的强大定力、静气，又至大至刚，折而不挠，有着压倒和战胜一切的韧性与力量。沉着的静气，进取的锐气，一同滋养着勇者的不惧品格。

如何培养这种临危不惧的进取锐气与沉着静气呢？中国古人提出了“克己”与“成己”的辩证关系。孔子及其弟子周游列国时，曾在陈、蔡之间遭难而一度绝粮。情势危急之下，其他人都惊慌失措，但孔子却始终沉着冷静，“歌两柱之间”，“修乐不休”。危机解除后，子贡表示要铭记这次的不幸遭遇，孔子直接反驳道：“夫陈、蔡之间，丘之幸也。二三子从丘者，皆幸人也。”孔子为何珍视这次坎坷遭遇呢？他把艰难困苦当作了成就英勇人格的重要外在条件。当然，困境本身不能成就勇士，真正成就勇士的，是人们面对困境时的修为和态度。《周易》谓：“蹇。君子以反身修德。”面对外在的艰难险境，我们要反求诸己，在克服消除内心恐惧、忧愁、烦恼的同时，积极砥砺自我、超越突破，并在道义感召下奋发有为。

中国古人常以玉相比相期。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玉“折而不挠，阙而不荏”的特点与“勇者不惧”的品格高度相似。同时，从石到玉的切、磋、琢、磨的过程也与人在困境中锤炼无畏勇气的历程相似。“艰难困苦，玉汝于成。”中华民族在数千年风雨征程中，没有被任何外在困难吓倒，而是凭着自己在其间砥砺出的“勇者不惧”的品格，开辟出文明的新天地，书写出发展进步的新篇章。面对当前的新冠肺炎疫情，中华民族强劲地展现着也进一步锤炼着这一宝贵的精神品格。

（摘编自沈壮海、刘水静《也说“勇者不惧”》）

材料三：

民族精神是一个民族在历史长期发展中孕育而成的意识，是一个民族赖以生存以及民众共同生活、共同发展的精神支柱。新冠肺炎疫情是对我国治理体系和能力的一次大考，而取得这次大考的胜利离不开民族精神的强大助力。可以说，民族精神是中华民族战胜磨难、发展进步的思想保障和精神动力。

在五千多年的文明历史进程中，中华民族形成了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团结统一、爱好和平、勤劳勇敢、自强不息的伟大民族精神。随着时代的发展，民族精神又被不断赋予新的内涵，这体现在以爱国主义为内核的伟大创造精神、伟大奋斗精神、伟大团结精神和伟大梦想精神之中。

“艰难困苦，玉汝于成。”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华民族历史上经历过很多磨难，但从来没有被压垮过，而是愈挫愈勇，不断在磨难中成长、从磨难中奋起。”近代中国，从鸦片战争到抗日战争，外国侵略者的铁蹄践踏着中国的主权。但这不仅没能打垮中国人民，反而极大地激发了中华民族的爱国主义热忱，呼唤人们挺身而出，进行救亡图存的抗争。正是民族精神支撑着中华民族从历史的一次次磨难中拼搏奋起。

民族精神也是当代中国奋发图强的不竭动力。在新型冠状病毒肆虐的今天，从耄耋之年的钟南山、古稀之年的李兰娟院士到许许多多不知名的医护人员，从湖北当地医院工作人员的迎难而上到外省市医疗队的紧急驰援，从广大党员干部的守土尽责到联防联控的人民“战争”……全国各族人民团结一心，众志成城，在心中筑起了坚不可摧的民族精神长城。民族精神是战胜风险和挑战的硬核力量，还是中国走向新的胜利的重要保障。为了打赢脱贫攻坚战，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国上下以伟大梦想精神为航标，一手抓疫情防控，一手抓脱贫攻坚，创新工作方式，发扬奋斗精神。疫情期间，脱贫工作正在有序推进。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精神是一个民族赖以长久生存的灵魂，唯有精神上达到一定的高度，这个民族才能在历史的洪流中屹立不倒、奋勇向前。”新的时代，中国人民正书写着中华民族精神新的篇章。

（摘编自新浪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