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科学发现有赖于创造性思维，而创新思维又需要人文底蕴的涵养。科学与人文传统、人文关怀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

前不久，在中国科学院发布的“中国天眼”成果中，一段来自宇宙深处的“声波”触发了人们的想象与思考，科学与人文产生了奇妙的碰撞。事实上，从发现引力波到“看到”黑洞，从古生物探秘到现代基因突破，剖开层层专业术语就会发现，科学研究在增进人们知识的同时，还是人们认识世界、理解自身的桥梁，科学的琴键也演绎着人文的旋律。

科学有大美。科学以客观自然世界为研究对象，其人文意蕴的一个方面，在于它拓展了人们的审美空间。如果说以文学、音乐为代表的艺术创作、打开的是感性审美世界，科学活动则将美延伸到理性世界，给人以智慧启迪。数学是科学描绘世界的主要语言，数学家兼哲学家罗素认为：“数学，如果我们正确地看它，它不但拥有真理，而且也具有至高的美。”大到宇宙星云，小到基本粒子，长如百亿年，短到一瞬间，都能用方程式呈现。这些方程就像美妙的诗篇，用最浓缩的“语言”，表达了无边无际的时空存在。正如有人赞叹的，黎曼几何与钢琴协奏曲一样优美。

科学追求卓越，这一丰富心灵、感受审美的过程，与人文相通。科学研究的魅力在于揭开表面的纷繁杂乱，发现现象背后的一致性规律。它带给人的幸福感，源于探索自然、验证未知的兴奋，以及发现真理时的满足。这份体验是非世俗、超功利的，由于契合了人对真善美的情感需求，因而是迷人的、永恒的。从这点来看，科学研究带来的心灵享受和震撼，足以和那些伟大的艺术作品相媲美。

艺术人文并不妨碍科学研究，往往还是创新的源泉。历史上，许多科学家也是优秀的作家或艺术家。如今，现代学科高度分工，在科学、艺术两方面均取得高成就难度很大，可很多科学大师依然热爱艺术。爱因斯坦曾这样阐述艺术和科学的关系：音乐创造和物理研究的起源不同，可是被共同的目标联系着，这就是对未知的探求，钱学森曾把在科学研究上做出成绩的原因，归功于夫人——著名女高音歌唱家蒋英。因为她给了自己诗情画意，从而让自己更深刻地了解了人生，在科研道路上避免了形而上学和机械论。法国文豪福楼拜说：科学与艺术在山脚分手，在山顶重逢。可见，科学与人文展现的都是人们追求崇高、卓越的精神，是对超越生命有限性的向往，它们的内核一致，统一于人的全面发展之中。

进而言之，在求索未知的阶梯上不断攀登，艺术与科学可以相互激发。原创性的科学发现、颠覆性的科学创新、“从0到1”的科学突破，离不开激发想象力、创造力，获得电光石火般的思想灵感。这就需要让科学与人文携手同行。当前，我们正走在建设世界科技强国的征程上。无论是探索未知奥秘，还是攻克“卡脖子”难题，无论是加强基础研究，还是提供科技解决方案，都离不开科学精神的支撑，而科学精神需要人文精神的滋养。促进科学与人文融合，不仅能树立科技为民、科技向善的价值导向，更能为科技创新带来丰富的源头活水。

（摘编自《科学琴键演绎人文旋律》，《人民日报》2022年1月26日）

材料二：

记者：这些年出现“文创热”，还有一个重要因素是新技术新应用不断普及，大大丰富了文创的形态，提升了用户体验。在文创产业的具体实践中，科技发挥着怎样的作用？

赵声良：科技是实现文化创意、放大文化效用的重要手段。以文博机构为例，新技术不仅帮助文物从“抢救性保护”迈向“预防性保护”，还提供文创手段和思路。比如数字技术，相较于过去的胶片拍摄，敦煌数字壁画不会褪色，而且清晰度大幅提高。这些逐渐积累起来的数字素材，成为敦煌发展文创的资源库，不仅可以用来设计实物文创产品，还可以制作视频，让壁画中的人物动起来，更具观赏性。再比如利用数字化解析技术，在异地展览中再现代表性洞窟，人们徜徉其中，仿佛在真实的莫高窟中游览。

祁述裕：数字技术是引领当代文创产业发展的火车头。扩展现实（XR）、人工智能、5G、大数据、物联网等数字技术大大提升文创产品的艺术表现力。北京中轴线相关主题展览中，在专业机构提供的珍贵图纸、照片、影片基础上，利用球幕、声场、虚拟现实（VR）等技术呈现不同时空里的中轴线，观众戴着特制眼镜就能远眺南北中轴线，虚实结合，了解北京市的历史文化。

胡钰：不仅在文创领域，当前新技术已全面介入文化内容创作、生产、传播、消费等各个环节，加速文化生产方式变革，推动文化新业态的出现，成为文化发展的强大引擎。以“硬核技术”支撑国家文化软实力提升，成为文化发展重要趋势。科技赋能文创产品，就是这一趋势的生动写照。

（摘编自《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纵横谈》，《人民日报》2022年1月25日）

材料一：

知识付费目前主要指知识的接收者为所阅览知识付出资金的现象。知识付费让知识的获得者间接向知识的传播者与筛选者给予报酬，而不是让参与知识传播链条的人通过流量或广告等其它方式获得收益。知识付费的本质，就是把知识变成产品或服务，以实现商业价值。知识付费有利于人们高效筛选信息，付费的同时也激励优质内容的生产。某种意义上，正是糟糕的免费内容太多、太杂乱，反而增强了人们对精品内容付费的意愿。

知识付费让知识的接收者为所获得的知识付出金钱，有利于补偿知识传播与筛选的成本，并给予知识产生——筛选——传播链条的参与者以经济报偿,利于让更多的人参与到知识的传播过程中。选择太多，选择的时间成本增加，愿意通过付费来代替个人搜寻选择，这使知识付费成为可能。你没看过《欢乐颂》，但是看过几篇有关《欢乐颂》的文章，你就有了和别人聊天谈话的话语权；你没看过《大鱼海棠》，但是看了别人的影评，你就敢像看过一样说这是一部好片。用户愿意为内容买单，内容实际有效与否并不重要，重要的是马云、柳传志、雷军推荐了，你看了就会有成功人士的感觉，你和别人聊天就会有话题。

材料二：

大数据分析报告指出，超过五成的网民有过不同形式的知识付费行为。一些人在报刊上撰文疾呼：“不管你是否接受，知识付费时代已经到来。”

实际上，知识付费时代的到来是一个伪命题。将为获得知识而付出费用视为一种新的现象，显然是经不起考量的。人们为获得知识而付出费用，有着悠久的历史与传统。《论语·述而》曾这样记载：“子曰：‘自行束脩以上，吾未尝无诲焉。’”如果有主动送给孔子十条干肉的，他就愿意收做学生。这里的干肉就可以视为弟子为获得知识而向孔子支付的费用。至于在现实生活中，为了获得知识而上学，参加培训、课程、讲座，以及购买图书、报刊资料、音像制品等等，无不属于知识付费的范畴。因此，付费下载论文、付费参加线下和线上培训，只不过是现实生活中的知识消费的网络延续而已。忽视了这一基本事实，将现实生活中长期存在的知识付费实践当作新媒体兴起之后的新事物，显然有悖于历史真相与现实经验。

在新媒体崭露头角的时代，它们为了在眼球经济时代分一杯羹,往往不惜为了获得关注而制造噱头、迎合受众，甚至不惜为了吸引注意力而制造新闻。新媒体新闻的报道者、信息的提供者如只为付费受众提供正确的资讯，显然是违背新闻专业主义这一媒体从业人员最基本的职业规范，是对新闻媒体所承担的报道与传播信息责任的背弃。一旦这样，媒体的职业伦理与公众的知情权将轰然崩塌。在对于知识付费现象讨论中，最为卖力、最有热情的是新媒体这一群体，它们对于话题的炒作与持续推动有着更为内在的利益诉求。

新媒体技术背后的媒介公司有着自身的经济和社会利益，它们善于利用自身的辐射力影响民众的感知与思考方式。并通过发现或打造各类现象、话题引导公众接受媒介代表的观念。在新媒体蓬勃发展的今天，媒介的裹挟力与诱导力也逐渐引起有识之士的警惕。媒介通过制造“社会需要什么”“公众在想什么”的幻觉，引导公众在这一假设的背景下步入其设置后的营销景观。一旦人们缺乏辨析地一味相信媒介充当我们的大脑，实质上公众就将自己的思考、理性与政治、经济权利无偿交付给媒介，而这一点正是值得社会深刻警惕与反思的。

(摘编自《“知识付费”命题背后的营销焦虑》)

材料三：

获得知识，从不付费到付费是一个历史性进步。但从知识付费到知识产品免费,又代表着更高阶段发展的必然。中国的特殊性在于，这两个历史阶段在时间上叠合在一起，造成了收费与不收费的两难。

首先，知识付费是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结果。知识收费兴起，反映了人们收入结构改变的现实。这个过程刚刚开始，从这个意义上说，知识付费的空间还会不断增加。

其次，免费经济兴起，知识服务化正成为潮流。知识免费作为一种商业模式，不是不收费，而是知识不按产品来收费，而按服务使用来收费。本质上，是将知识的业态从产品业态升级到服务业态。这说明，知识产品收费只是初级业态，相当于知识制造业；知识产品不收费而知识服务收费是更高级的业态，相当于知识服务业。在我国,知识的产品业态还没发育好，又迎来了服务升级。更特殊之处在于，知识产品不收费是初级业态之前的不发达状态形成的习惯。因落后而不收费与因先进而不收费，叠合在一起。

在两次浪潮合成一股的特殊国情条件下，知识付费会向哪个方向发展?一方面，知识产品业还要大发展。知识的“制造”业要从以自我为中心转向以用户为中心，要更有针对性地提供用户所需的知识。另一方面，知识服务业后浪推前浪，不断以创新业态帮助用户解决问题。举例来说，下载商业研究报告，不付费是不对的。但只靠版权收费，收的是小钱。如果通过服务附加价值，比如以用户要解决的问题为主线，根据用户不同阶段的不同需求，持续地提供每一步的研究线索和信息，甚至与咨询服务结合起来，可以收到比版权费更多的服务费。

(摘编自《知识该付费还是免费》)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材料一：

10667个集体，31515人次——这是自1950年至2015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先后召开的15次全国劳模表彰大会累计表彰的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总数。2020年，这个数字再次刷新——将有新一批劳动楷模接受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至高褒奖。70余年来，劳动模范以辛勤劳动、诚实劳动、创造性劳动为国家繁荣富强添砖加瓦，用劳动的双手浇筑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的不朽丰碑，鼓舞亿万劳动群众乘风破浪、奋勇前进。

1978年3月，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物理系学生刘文清从报纸上看到一条令人振奋的消息：中共中央、国务院在北京隆重召开了全国科学大会。这次大会标志着我国科技工作迎来了“科学的春天”。对于接受表彰的全国先进集体和全国先进科技工作者，24岁的刘文清充满了崇敬。

这一年，刘文清被分配到中国科学院安徽光学精密机械研究所工作。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他带领科研团队只做了“一件事”：将自己的专业知识与国家对环保领域的需求完美结合，特别是在国内率先系统开展了光学与环境科学的交叉集成创新研究。当获悉自己成为2020年全国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拟表彰人选，刘文清内心百感交集，认为科技工作者的“中国梦”是与祖国命运紧密相连的。

2020年1月10日一线技术工人何光华与潘从明的创新成果斩获2019年度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何光华有个响当当的称号——“电缆医生”，她攻克了高落差环境下高压电缆施工损伤引发故障的世界性难题；潘从明则有一项“独门绝技”——用一双眼睛就能在浑浊的液体中，甄别和捕捉那些若隐若现的稀有贵金属。

时代为劳模创造了展现才干的舞台，劳模也成为一个时代的创造者——刘文清带领团队构建了我国大气环境综合立体监测技术体系。今天，人们最关注的大气细颗粒物PM10和PM2.5监测，就是由他的团队提供技术设备支撑。何光华获得国家科技进步奖的项目，不仅在全国电力、石油、钢铁、化工等各行业规模化应用，还推广至德国、瑞典、新加坡等国，有效提高了城市供电可靠性。潘从明的创新成果可以从铜镍冶炼同时提取8种以上稀贵金属，而这正是精密电子、航空发动机、燃料电池、光纤制造等国家战略高科技产业的关键基础材料。

他们是劳动者中的普通一员，始终坚守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大志向，在日复一日的默默耕耘中，创造令世界惊叹的中国速度。

70余年来，扛起这份担当的劳动模范群星璀璨有“高炉卫士”孟泰、“铁人”王进喜、“两弹元勋”邓稼先，也有“共和国勋章”获得者钟南山、“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他们中的一些人已经离去，但他们的事迹依然是传奇，激励着一批批生于70后、80后、90后乃至00后的劳动者，崇尚劳动、热爱劳动，拼搏奋斗、攻坚克难，勇立时代潮头。

（摘编自《唱响劳动最光荣的时代乐章》，《工人日报》2020年11月23日）

材料二：

2020年11月24日，全国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表彰大会在北京隆重举行，对比习近平总书记在上一届表彰大会上的讲话，青年在今年被提到更醒目的位置。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教育引导青少年树立以辛勤劳动为荣、以好逸恶劳为耻的劳动观，培养一代又一代热爱劳动、勤于劳动、善于劳动的高素质劳动者”，要“激励更多劳动者特别是青年人走技能成才、技能报国之路，培养更多高技能人才和大国工匠”。

过去，不少人觉得全国劳动模范、全国先进工作者是属于功成名就者的荣誉，与年轻人没有太多交集。但实际上，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根本上要靠劳动、靠劳动者，这其中既包括在工作岗位耕耘几十年的资深劳动者，也包括充满活力与创造力的青年。

当前有一些青年对待劳动的态度，与中央的要求还存在一定差距。当代青年成长的物质环境比父辈要优渥很多，有一些年轻人的劳动观出现了偏差，他们没有意识到“劳动是一切幸福的源泉”。

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中央对很多90后进行表彰，尤其对一线劳动者的认可，客观上有助于引导形成正确的劳动观，在见贤思齐中学习爱岗敬业、争创一流、艰苦奋斗、勇于创新、淡泊名利、甘于奉献的劳模精神，传承崇尚劳动、热爱劳动、辛勤劳动、诚实劳动的劳动精神，培育执着专注、精益求精、一丝不苟、追求卓越的工匠精神。

这些年，我们在经济发展、脱贫攻坚、乡村振兴等领域取得的成绩，都是广大劳动者用双手创造的。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上创造新的时代辉煌，还需要继续奋斗。在这个过程中，青年群体应该更积极地开展工作，多一些主人翁意识和使命感、责任感。

当前，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形成需求牵引供给、供给创造需求的更高水平动态平衡，离不开青年劳动者锐意创新的勇气、敢为人先的锐气、蓬勃向上的朝气；落实“十四五”规划，传承工匠精神，也离不开有理想守信念、懂技术会创新、敢担当讲奉献的青年产业工人队伍。崇尚劳动，应成为一种青年自觉。

（摘编自《让“劳动光荣”成为青年自觉》，《新华每日电讯》2020年11月2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