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当前文化领域仍存在一些病态审美现象，这些现象不仅是“颜值消费”和“眼球经济”跑偏的结果，更是文娱圈子奢靡浮夸之风的新变种。

一个开放多元的社会，审美自可参差多态，各得其所。然而凡事都应有度，越过底线就会走向反面——不是审美，而是“审丑”。热捧“小鲜肉”等娱乐趋势传递出让人担忧的倾向:在“论美貌你赢不了我”的喧嚣中，演员的自我修养显得无足轻重，一些人演技不好却拿着天价片酬，各种脾气都被惯出来了;在“娱乐至上”“流量为王”的误区中，一些影视作品、综艺节目、网络平台刻意迎合低俗口味，消费各种“奇葩”“怪咖”，为博眼球甚至不惜挑战社会公序良俗，散发着猎奇、拜金、颓废的气息。

以文化人，更在育人。这些现象之所以引发公众反感，还因为这种病态的文化对青少年有着不可低估的负面影响。青少年是国家的未来，一个国家的流行文化拥抱什么、拒绝什么、传播什么，确乎是关系国家未来的大事。培养能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需要抵制不良文化的侵蚀，更需要优秀文化的滋养。

(摘编自辛识平《“娘炮”之风当休矣》)

材料二:

“五四”作家的宗教就是青春与欢乐、光明三位一体的“青春教”，他们将欢乐、光明融合在青春之中，开辟出一条以欢乐、光明、青春心态为宗旨的审美战线来反对封建文学的自虐、黑暗、老年心态。一句话，“五四”文学的审美是一种青春心态的审美。

“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们是以青年为突破口来建设“五四”青春型文化的。1915年陈独秀创办《新青年》杂志，在发刊词《敬告青年》中力赞青年，将“改造青年之思想，辅导青年之修养”作为杂志的天职；1916年李大钊在《新青年》上发表《青春》一文，认为中国以前之历史为白首之历史，而中国以后之历史应为“青春之历史，青年之历史”。“五四”新文化运动从本质上讲是一场青年文化运动，它标志着中国传统的长老型文化的终结和中国现代青春型文化的诞生。“五四”文学运动是与整个“五四”文化运动的青春型转向相应和的。“五四”新文学作家主体是青年，从这一角度将“五四”文学说成是青年的文学是完全不过分的。以1918年时“五四”作家的年龄为例，除陈独秀、鲁迅两人较大，其余李大钊29岁，钱玄同31岁，刘半农27岁，沈尹默35岁，胡适27岁，都很年轻;至于郭沫若、郁达夫、陶晶孙、冯沅君、庐隐等冲上“五四”文坛时大多只20出头。他们给现代文坛带来一股青春风，一扫中国文坛的暮年气。中国古代文学以士大夫为主体，他们写作常常从载道或消闲的角度出发。“五四”文学则是情感的自燃，青春的激情和幻想，青春的骚动和焦虑，青春的忧郁和苦闷，青春的直露和率真……不得不说，“五四”文学是青春性的文学。

“五四”文学的青春型审美心理特征不是空穴来风。梁启超的“新文体”可算是它的精神先兆，梁氏文章“雷鸣怒吼，恣肆淋漓，叱咤风云，震骇心魄”，一扫四平八稳、老态龙钟之气。1900年他的《少年中国说》表达了希望变老大中国为少年中国的憧憬，李大钊的《青春》与之有着气脉上的承续关系，郭沫若等人的作品青春勃发。这种整体的青春气息从文学杂志的名称上也可以明确看出，《新青年》《新潮流》《少年中国》《猛进》《创造》《狂飙》等都是一种青春风格的命名。“五四”文学审美心理上的青春气息几乎是不证自明的。

(摘编自葛红兵《正午的诗学》)

材料三:

审美教育简称美育，它以各种艺术作品和艺术活动为手段，不断提高人们的审美能力和审美水平，帮助人们形成健康的审美观念、审美趣味、审美理想，以造就全面发展的人。人们很早就懂得审美教育的重要性，特别是其对道德养成的重要意义并付诸实践，我国古代曾以“六艺”教育学生，其中“乐”和“书”主要是用音乐和书法来进行审美教育。儒家创始人孔子特别重视诗和乐（文学和音乐）的审美教育价值，认为人的教育可以“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

总体来看，审美教育所具有的特征能有效推动道德教育蕴含。首先，审美教育是种寓教于乐的形象教育，可以把道德教育蕴含在审美意象和艺术形象之中，通过英雄模范人物等审美意象和艺术形象，激发人们见贤思齐、学习英雄模范的内在动力。其次，审美教育是一种怡情养性的心灵教育，是针对人们心灵的“知、情、意”的整体教育，可以把道德教育转化为情感的感染力量，触及人们心灵的深处，进而提升公民的思想觉悟、道德水准和文明素质。再次，审美教育是一种潜移默化的动态教育，可以把道德教育通过审美意象和艺术形象的情感感染，贯穿到家庭教育、学校教育、社会教育全过程，给受教育者日积月累、润物无声的熏染。

家庭教育应高度重视审美教育，善于通过审美教育塑造孩子的美好心灵。广大家长应更新家庭教育观念，善于以生动活泼的审美形式和艺术形式引导孩子逐渐形成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注重通过审美教育弘扬中华民族传统家庭美德，倡导现代家庭文明观念，让美德在家庭中生根，在亲情中升华，让正确的道德观念在孩子心中扎根。全面加强和改进学校审美教育，坚持以美育人、以文化人，提高学生审美和人文素养;坚持育人为本、德育为先，以美启智、以美扬善，构建德智体美劳全面培养的教育体系。社会审美教育应充分运用文艺形式，以美的形象感染人，让人们在审美愉悦中接受道德教育，形成良好的道德品质。

(摘编自张弓、乐中保《以审美教育促进公民道德建设》)

材料一：

新中国成立70周年的历史意义非同一般，关键的原因之一在于，中国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是一个比较新的概念，它的解读来自学术界，视角总体上也离不开三个维度，即力量之变、时局之变以及中国的定位。

人类社会任何一次称得上“大变局”的历史现象，几乎都发端于物资力量对比的变化。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解释即是生产力革命。某种程度上说，谁主导了世界生产力，谁就能推动力量之变。进入21世纪后，力量的平衡在西方与非西方国家之间发生了明显变化。2010年，西方与非西方国家在制造品上的占比分别是60%和40%。世界首次面临“力量中心”从西方国家向非西方国家转移。在这轮“力量之变”中，最突出的变量是中国因素。尽管如此，在21世纪第二个10年即将结束时，无论是经济实力还是科技实力，东西方的力量天平并没有完全改变，充其量只能说在逼近力量均衡的临界点。

时局之变是事实，但如何变还未可知。用某些学者的话说，如今的世界秩序正在进入“无人区”。一方面，西方主导世界秩序的能力出现式微，但意愿却一点都没有降低；另一方面，非西方国家参与国际治理的意愿在增强，但却在能力上还没有达到与西方势均力敌的程度。随着东西方力量的天平进一步向非西方倾斜，“问题”只会变得越来越尖锐。按常理说，西方只有通过改革，在现有体系中更多地吸纳非西方国家的诉求，才可能维持世界秩序的平稳运行。但从目前的情况来看，西方更倾向于循着历史的惯性，凭借历史积累的优势，延续西方的主导地位。换句话说，包括美国在内的西方世界，对时局之变的回应，远不如历史上它们“创造”世界秩序时那样包容和理性。另外，非西方国家不会坐等“被塑造”。世界秩序进入“无人区”，也意味着时局之变中蕴藏着巨大的风险。

“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无论对于中国还是世界来说，中国如何定位都尤为关键。从中国自身角度看，如何在大变局中把握和创造机遇、化解潜在的风险，是中国不得不面临的核心问题。从世界角度看，大变局中最大的变量就是中国，没有之一。用已故新加坡总理李光耀的话说，中国是“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参与者”。这样量级的参与者，处于大变局中的世界无法忽视其存在和诉求。

中国如何定位自己，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中国与世界互动的方式，同时也会影响未来世界秩序演变的结果。当然，在这个过程中，中国的定位不会是静态的，而是一个中国与世界关系演化的过程。这个演化过程对中国来说，具体而言就是如何看待机遇与挑战的问题。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和中国进入强起来的“新时代”高度重叠，中国的机遇与挑战并存，重要的是要“化危为机”，让中国赢得更好的发展。

某种程度上说，把中国的定位认知为一个演化的过程，本身就超越了崛起国与守成国之间权力竞争的逻辑。“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天然带有的开放、理性与包容因素，是对目前西方政治中“非理性”现象的正面回应。

（摘编自雷墨《何谓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材料二：

日前，美国百名中国通学者与美国退役军官、情报人员相继发表联名公开信。前者指出中国不是美国的敌人，反对遏制中国；后者认为中国是威胁，鼓励美国政府坚持对抗中国。

观点截然相反的两封信恰恰反映了世界面临大变局时对中国角色投注的特别关切。北京观察家认为，作为“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承压受力面相对较大的国家，中国如何应变、特别是如何不变，是考察其在世界变局中作用的重要指标。

在世界乱局变局仍在持续、各种不稳定不确定因素还在蔓延的背景下，中国坚持“和”“合”理念，一方面，向世界表明，中国是世界经济增长的动力源、全球共同开放的推动者，将向国际社会提供更多机遇，释放更大红利；另一方面，通过倡导多边主义、维护共同安全、力促合作共赢、推动开放包容、秉持公平正义，为世界稳定增添了新信心，为国际合作开辟了新前景。

（摘编自朱方芳《“百年大变局”下中国的应变与不变》）

材料三：

做“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做“国际社会的建设者而不是破坏者，做架桥者而不是挖沟者”。这既是中国的“知”，更是中国的“行”。

向内看，应对大变局，关键要办好自己的事。面对世界经济的“微妙时刻”，中国积极贯彻新发展理念，全力推动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把握好国内国际两个大局，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提升现代治理能力。

向外看，在全球化遭遇逆风之际，中国开启新一轮对外开放，积极维护开放型世界经济。面对气候变化严峻挑战，中国始终坚守可持续发展承诺。

人类命运共同体、“一带一路”、亚投行、丝路基金、进博会、世园会、文明对话……从思想理念，到机制建构，再到务实合作，中国方案、中国作为，契合新世纪的全球需要，正在凝聚起越来越多国际新共识。

秉持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中国的全球伙伴关系网越织越牢固，国际“朋友圈”越建越红火，聚集的“人气”越来越旺。

（摘编自新华社《在世界大变局中奋进新时代》）

材料一：

既然文艺工作的对象是工农兵及其干部，就发生一个了解他们熟悉他们的问题。而为要了解他们，熟悉他们，为要在党政机关，在农村，在工厂，在八路军新四军里面，了解各种人，熟悉各种人，了解各种事情，熟悉各种事情，就需要做很多的工作。我们的文艺工作者需要做自己的文艺工作，但是这个了解人熟悉人的工作却是第一位的工作。我们的文艺工作者对于这些，以前是一种什么情形呢？我说以前是不熟，不懂，英雄无用武之地。什么是不熟？人不熟。文艺工作者同自己的描写对象和作品接受者不熟，或者简直生疏得很。我们的文艺工作者不熟悉工人，不熟悉农民，不熟悉士兵，也不熟悉他们的干部。什么是不懂？语言不懂，就是说，对于人民群众的丰富的生动的语言，缺乏充分的知识。许多文艺工作者由于自己脱离群众、生活空虚，当然也就不熟悉人民的语言，因此他们的作品不但显得语言无味，而且里面常常夹着一些生造出来的和人民的语言相对立的不三不四的词句。许多同志爱说“大众化”，但是什么叫做大众化呢？就是我们的文艺工作者的思想感情和工农兵大众的思想感情打成一片。而要打成一片，就应当认真学习群众的语言。如果连群众的语言都有许多不懂，还讲什么文艺创造呢？英雄无用武之地，就是说，你的一套大道理，群众不赏识。在群众面前把你的资格摆得越老，越像个“英雄”，越要出卖这一套，群众就越不买你的账。你要群众了解你，你要和群众打成一片，就得下决心，经过长期的甚至是痛苦的磨练。

（摘自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

材料二：

相较于日本电影《入殓师》的静美和克制，《人生大事》洋溢着市井烟火气息。浓郁且干脆的武汉方言，展现了一座城市的风土人情和角色个性。特别明显的是，主人公莫三妹（“三哥”）喜欢用“老子”代替“我”，符合武汉人的表达习惯，也契合其暴躁、粗鲁的人物定位。而小文吃饭时的一句“吃面不吃蒜，香味少一半”，既展示了武汉的饮食习惯，又体现了民间俚语的押韵趣味和儿童的天真可爱。甚至，当角色们发生争吵，方言同样突出了传递信息的优势和语言的感染力，并无理解上的障碍。如小文的舅妈分别与三哥、丈夫发生过两次争论，接连蹦出的方言短句让事情矛盾得以快速推进，小文一家的复杂情况被和盘托出，角色的景明也跃然于银幕。

当然，标识性的方言与生活景观更为相得益彰，能带动观众进入讨论人生重要议题的语境之中。三哥经营的“上天堂”，藏于小巷之中，门楼十分狭小。随着三哥每一次业务的展开，观众更能感受到街头巷尾的日常状态。生活条件的朴素，使得小文外婆的发丧仪式只能在窗口对应的一方空地中举行，仅能容纳下几位亲属和邻居，棺椁被抬起后还需立马调转方向走出。因为空间的逼仄，每一户都竭尽可能地让有限的空间发挥出无限的价值。因此，三哥前往客户家时，常要穿行于巷子里的层层被单中。抑或是，清晰可见各家各户晒着鞋子的阳台，路口处堆满的枯萎的绿植、破损的箱子和晒干的艾草等。

《人生大事》不仅有着生活气息，更直击人心的，是其对死亡颇具锐度的思考，这一点是通过隐喻设置与追问达成的。三哥和小文的人物关系，尤为值得品读。小文始终扎着双九子头，拿着红缨枪玩具，是一个活脱脱的小“哪吒”。而三哥一直佩戴着一个金箍手环，并且时常穿着一条虎纹裤衩，是典型的孙悟空形象。而哪吒和孙悟空，则在《西游记》第四回中有了交集——哪吒奉玉帝之命，前去捉拿孙悟空，二人发生激烈大战，最终后者取得了胜利。不同于《西游记》，在三哥和小文的关系中，三哥才是被改变的那个。在经历了照顾小文以及一系列悲喜交加的死亡事件之后，他重新理解了生与死，开始意识到自己和自身职业的价值。

诗仙李白曾感叹“天地一逆旅，同悲万古尘”，无疑点破了人生的要义。但面对化作尘埃的终极归宿，“悲”一定是唯一的情绪和态度吗？《人生大事》给出了不一样的答案。影片并没有像存在主义哲学家提出的“向死而生”那般深奥，也没有如孔子论述的“未知生，焉知死”那样复杂，更没有渲染“死如秋叶之静美”（泰戈尔《飞鸟集》）。相反，影片中的死亡，可以轻盈如小文心中的“一股烟”和“大盒子”；可以浪漫如最后的星星烟花，呼应三哥构想的“星星”童话；可以欢乐如生前给自己举办葬礼，并且配乐是《大闹天宫》的老大爷。

（摘编自饶曙光《〈人生大事〉：同悲万古尘，最暖世间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