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斯维辛没有什么新闻

罗森塔尔

波兰布热金卡电，从某种意义上说，在布热金卡，最可怕的事情是这里居然阳光明媚温暖，一行行白杨树婆娑起舞，在大门附近的草地上，还有儿童在追逐游戏。

这真像一场噩梦，一切都可怕地颠倒了。在布热金卡，本来不该有阳光照耀，不该有光亮，不该有碧绿的草地，不该有孩子们的嬉笑。布热金卡应当是个永远没有阳光、百花永远凋谢的地方，因为这里曾经是人间地狱。

每天都有人从世界各地来到布热金卡--这里也许是世间最可怕的旅游中心。来人的目的各不相同--有人为了亲眼看看事情是不是像说的那样可怕，有人为了不使自己忘记过去，也有人想通过访问死难者受折磨的场所，来向他们致敬。

布热金卡在波兰南方城市奥斯维辛城外几英里的地方--世人对奥斯维辛这个地名更熟悉。奥斯维辛大约有12000名居民，距华沙120英里，地处被称为摩拉维安门的山口的东头，周围是一片沼泽地。布热金卡和奥斯维辛一道组成了被纳粹称为奥斯维辛集中营的杀人工厂的一部分。

十四年前，最后一批囚徒被剥光衣服，在军犬和武装士兵的押送下走进毒气室。从那时起，奥斯维辛的惨状被人们讲过了很多次。一些幸存者撰写的回忆录中谈到的情况，是任何心智健全的人所无法想象的。奥斯维辛集中营司令官罗道夫?弗兰斯?费尔南德?霍斯在被处决前也写了回忆录，详细介绍了这里进行的集体屠杀和用人体做的各种试验。波兰人说，共有400万人死在那里。

今天，在奥斯维辛，并没有可供报道的新闻。记者只有一种非写不可的使命感，这种使命感来源于一种不安的心情:在访问这里之后，如果不说些什么或写些什么就离开，那就对不起在这里遇难的人们。现在，布热金卡和奥斯维辛都是很安静的地方，人们再也听不到受难者的喊叫了。参观者默默地迈着步子，先是很快地望上一眼;接着，当他们在想象中把人同牢房、毒气室、地下室和鞭刑柱联系起来的时候，他们的步履不由得慢了下来。导游也无须多说，他们只消用手指一指就够了。

每一个参观者都感到有一个地方对他来说特别恐怖，使他终生难忘。对有的人来说，这个地方是经过复原的奥斯维辛毒气室。人们对他们说，这是“小的”，还有一个更大的。对另外一些人来说，这样一个事实使他们终生难忘:在德国人撤退时炸毁的布热金卡毒气室和焚尸炉废墟上，雏菊花在怒放。还有一些参观者注视着毒气室和焚尸炉，开头，他们表情茫然，因为他们不晓得这是干什么使的。然而，一看到玻璃窗内成堆的头发和婴儿的鞋子，一看到用以关押被判处绞刑的死囚的牢房时，他们就不由自主地停下脚步，浑身发抖。一个参观者惊惧万分，张大了嘴巴，他想叫，但是叫不出来--原来，在女牢房，他看到了一些盒子。这些三层的长条盒子，6英尺宽，3英尺高，在这样大一块地方，每夜要塞进去五到十人睡觉。解说员快步从这里走开，因为这里没有什么值得看的。参观者来到一座灰砖建造的建筑物前，这是在妇女身上搞不育试验的地方。解说员试着推了一下门--门是锁着的。参观者庆幸他没有打开门进去，否则他会羞红了脸的。

现在参观者来到一条长廊里。从长廊两边的墙上，成排的人在注视着参观者。这是数以千计的照片，是囚徒们的照片。他们都死了--这些面对着照相机镜头的男人和妇女，都知道死亡在等待着他们。

他们表情木然。但是，在一排照片的中间，有一张特别引人注目，发人深思。这是一个二十多岁的姑娘，长得丰满，可爱，皮肤细白，金发碧眼。她在温和地微笑着，似乎是为着一个美好而又隐秘的梦想而微笑。当时，她在想什么呢?现在她在这堵奥斯维辛集中

营遇难者纪念墙上，又在想什么呢?参观者被带到执行绞刑的地下室去看一眼，这时，他们感到自己也在被窒息。另一位参观者进来了，她跪了下来，在自己胸前画十字。在奥斯维辛，没有可以作祷告的地方。

参观者们用恳求的目光彼此看了一眼，然后对解说员说:“够了。”在奥斯维辛，没有新鲜东西可供报道。这里阳光明媚，绿树成阴，在集中营大门附近，孩子们在追逐游戏。

材料一：

城镇化指农村人口不断向城镇转移，第二、三产业不断向城镇聚集，从而使城镇数量增加、城镇规模扩大的一种历史过程。它主要表现为随着一个国家或地区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科学技术的进步以及产业结构的调整，其农村人口居住地点向城镇的迁移和农村劳动力从事职业向城镇二、三产业的转移。城镇化的过程也是各个国家在实现工业化、现代化过程中所经历社会变迁的一种反映。

“城镇化”一词的出现显然要晚于“城市化”，这是中国学者创造的一个新词汇。1991年，辜胜阻在《非农化与城镇化研究》中使用并拓展了“城镇化”的概念，在后来的研究中，他力推中国的城镇化概念，并获得一批颇有见解、影响较广的研究成果。

城镇化是一个历史范畴，同时，它也是一个发展中的概念。中共第十五届五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个五年计划的建议》正式采用了“城镇化”一词。这是近50年来中国首次在最高官方文件中使用“城镇化”。

(摘编自“360百科”)

材料二：

(摘编自《1950—2025年中国与世界城镇化率比较》)

材料三：

依法执政能力是党领导新型城镇化建设的增效剂，具体表现为依法决策能力和依法行政能力。“欲知平直，则必准绳；欲知方圆，则必规矩”，城镇化进程中依法执政对推进农民工市民化、破解制度难题、统筹城乡发展、保护生态环境等具有重要意义。实践证明，面对城镇化建设中的各种矛盾和问题，法治是最好的化解之道。

一方面，建立健全以保障农民权利为核心的法治体系。从人口学意义上看，城镇化的本质问题是农民问题。因此，新型城镇化建设必须保障农民的各项权利。通过立法保障农民土地权益，构建合理的征地补偿机制和利益分享机制；通过司法保障农民在就业、住房、教育、医疗、养老等领域的合法权益不受侵害；建立健全失地农民的长期帮扶机制；等等。

另一方面，提高党对新型城镇化的依法决策能力和依法行政能力。党的十八大提出，法治是治国理政的基本方式。在党领导新型城镇化进程中，要始终坚持以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制定发展规划，推进制度改革，保障农民权利，维护社会稳定；要不断强化领导干部的法治意识，坚持依法决策和科学决策，城镇化政策的调整、农地征收补偿制度的修改、城镇地址和规模的确定等都要依法依规进行。

(摘编自焦晓云《加强党的领导，提升新型城镇化建设能力》)

材料四：

城镇化是农村人口向城镇集聚的过程，其核心是人的城镇化。但在过去的城镇化过程中，一些地方出现了重物轻人、“兴城不兴业，见物不见人”的现象，违背了城镇化规律。所以，中央一再强调“坚持走中国特色新型城镇化道路，推进以人为核心的城镇化”，明确提出“解决好人的问题是推进新型城镇化的关键”。

(摘编自彭焕才《解决好人的问题是城镇化的关键》)

对于直播的商业逻辑，独立评论人士温云超认为，视频直播实现了内容的快速生产，生产者和受众直接建立联系，又可以通过“打赏”的方式获得利润。毫无疑问，经济收益是全民直播现象的重要推手。视频直播具备快速变现功能，即打赏功能，让当红主播可以快速获得收益，也因此吸引了风险投资快速涌入。中国现在互联网用户基数过大，当经济不景气的时候，这些人的日常娱乐活动自然会选择低成本的视频直播。

美国哈德逊研究所客座研究员韩连潮博士指出，中国年轻人的破乐模式和信息消费模式已经发生改变，直播的用户也以年轻人居多。直播的主播以受过高等教育的女性居多。传统的电视广播已经在慢慢地走下坡路，中老年人主要消费在这一层面。

报道称，由于网络门槛非常低，造成质量参差不齐，但仍然有一些内容是高质量的。韩连潮认为，直播形式造就了一批草根主播，让很多民众有机会崛起。

(摘编自2016年10月15日参考消息网)

12月1日开始实施的《互联网直播腋务管理规定》(以下简称《规定》），对直播平台、主播、观看者都提出要求。其中，对网络主播实行“实名制+黑名单”制度，禁止被纳入黑名单的主播重新注册账号，这被称为最严新规。

《规定》提出，不得利用直播从事危害国家安全、破坏社会稳定、扰乱社会秩序、侵犯他人合法权益、传播淫秽色情等法律法规禁止的活动，不得利用互联网直播服务制作、复制、发布、传播法律法规禁止的信息内容。网络直播平台应记录互联网直播服务使用者发布内容和日志信息，保存六十日。

除了直播平台和主播，《规定》对直播观看者也提出要求，用户在参与直播互动时，应当遵守法律法规，文明互动，理性表达。

但记者在调查中，发现有时主播很正经，但有些弹幕或观看者的，留言却暧昧甚至污秽。《规定》对此指出，直播平台应当加强对评论、弹幕等直播互动环节的实时管理，配备相应管理人员。

(摘编自2016年12月1日央广网）

报告数据显示，主播人数分布最多的前15个城市中，北京、上海霸占了前两名，而前15个城市中的东三省城市的主播人数占这份榜单总人数的比例为16%，为人数最多的区域。

从更广的地域范围来看，北上广深的职业主播占23%，二线省会城市的占32%，三、四线城市的占30%，其他城市的占15%。

从年龄层来看，职业主播近一半的人来自1990—1995年这一年龄段，而且在校大学生为主播的主力军。1990—1995年龄段主播占比48%，“95后”占比18%。

北京市文化市场行政执法总队与共青团北京市委开展的调研显示，33.1%网络主播月收入500元以下，14.6%的网络主播月收入500至1000元，15.9%的网络主播月收又1000至2000元，18.0%的网络主播月收入2000至5000元，不到一成的网络主播月收入5000无至10000元，不到一成的网络主播月收入万元以上。

(摘编自《每日经济新闻》《法制自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