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改革开放40年来，出国留学人员累计达519.49万人，313.20万人在学成后选择回国发展，活跃在我国经济快速增长的各个领域。8月19日《2018年中国海归就业创业调查报告》（简称《报告》）在京发布。

《报告》指出，海归群体认为留学收获达到预期值，与此前多数留学人员选择出国接受教育不同，近年留学人员选择出国不再以接受教育为主，而以丰富阅历、体验他国文化和生活为主。

《报告》还首次对海归群体留学前后的城市迁移情况进行了深入分析，聚焦国内“抢人大战”对留学生回国及城市选择的影响。《报告》指出，近三成留学生因国外的经济、政治或社会环境不利于发展选择回国，“北上广深”是海归首要目标城市：金融业就业比例占第一位，制造业就业比例有所上升：创业方面，30%的海归创业选择对口领域，运营成本高仍是创业最大困难。

（摘编自《<2018年中国海归就业创业调查报告>在京发布》，《中国国情国力》2018年第9期）

材料二：

“海归潮”的出现是中国崛起的重要象征。我国日趋强大的综合国力显示出“人才磁铁”的好效应。中国政府“支持留学、鼓励回国、来去自由、发挥作用”的方针，为留学人员指明了方向：各地政府也为他们回国创业提供了很多便利，帮扶政策优惠且精准。在国家高度重视人才的背景下，一些留学生入选了“千人计划”“百人计划”等，良好的国内创业环境使他们有机会将个人梦想与国家发展结合起来。

家庭因素也是“海归潮”的重要拉力。由于新一代海归多为独生子女，家庭团聚成为其回国的主要原因。从这个角度来说，“海归潮”落实了“父母在，不远游”的古训，使两代人保持了近距离的亲密，促进了代际团结。

未来5年，近几年出现的“海归潮”将更大，中国将迎来回国人数比出国人数多的“拐点”，中国将从世界上最大的人才流出国，转变为世界最主要的人才回流国。但是，一些地方针对海归创业就业的各项优惠扶持政策存在碎片化现象：部分现行留学人员管理体制存在着职能交叉，多头管理等问题。在用好人才的过程中需要建设公平公正的用人环境，一起用好本土人才和海归人才，收获广义人才红利。

（摘编自穆光宗《“海归大潮”所为何来》，《人民论坛》2018年第1期）

材料三：

表1：海归样本就业满意度分布

（选自臧梦璐《新一线城市成为留学归国人员新选择》，《光彩》2019年第2期）

材料四：

研究生毕业回国的贾诩目前在北京工作，她表示不会考虑北京以外的地方。她认为留学回国人员拥有良好的教育背景，在语言方面有较大的优势，就业期望会更高，作为世界500强等著名外企的聚集地，“北上广深”等城市与留学回国人员的就业期望比较合拍。与她一样选择留京的互联网精英李岩表示，“北上广深”等城市在生活环境、经济发展等方面比较符合他们的心理预期：在薪资期待方面，由于留学人员在教育投资上远高于国内高校毕业生，在这些城市就业能够使他们尽快收回教育成本。

当然，“北上广深”等一线城市在急速发展中也产生了诸如交通拥挤、高房价等问题，再加上竞争的愈发激烈，也有不少留学回国人员将目光投向了杭州、成都、南京、西安等新一线城市。还有一部分海归出于主客观因素的考虑，在一线城市工作一段时间之后，选择到新一线城市去。其中，高校教职人员及科研人员流动性较强。新一线城市的高校为吸引高端科研及高学历留学回国人员，在落户、职称、薪资待遇、住房、配偶安置等方面提供优惠条件。对于从事互联网行业的李岩来说，新一线城市的人才政策对他的吸引力并不明显，“但一些大企业，比如腾讯、阿里、百度等，会在新一线城市设置一些很重要的部门和岗位，比如，阿里的蚂蚁、腾讯的游戏部门都在成都，都是薪资很高的岗位，但是这类岗位的招聘条件也很高，如果有机会进入这样的部门，我会考虑离开北京。”

（摘编自臧梦璐《新一线城市成为留学归国人员新选择》，《光彩》2019年第2期）

材料一：

据中国书刊发行业协会发布的数据，改革开放40年来，我国的图书出版发行业获得了快速发展，实现从“书荒”到“书海”的巨大跨越，出版物销售总额近四千亿元，成为名副其实的出版发行大国。

（摘编自《人民日报》2018年11月15日）

材料二：

改革开放前，我国经历了很长一段时间的出版低谷期。改革开放是一个历史性节点，出版社数量迅速增长，出书规模成倍扩大，发行渠道单一、流通体制落后的问题得到一定程度的解决，出版社有了更多的自主权，由此进入发展高峰期。出版业的春天也让当时的人们告别了阅读饥渴。在这个阶段，国人刚刚从思想桎梏中解放出来，渴望能够放眼看世界，各出版社开始大量重印中外文学名著，巴尔扎克和托尔斯泰等大师的作品进入国人的阅读视野，中华大地上掀起了强烈的阅读热潮。

在20世纪90年代，出版业迎来市场经济大潮，读者开始有了自己的阅读需求，并懂得了选择。在市场竞争中，出版社积极把握读者喜好，及时发现具有畅销潜质的图书。如余秋雨的《文化苦旅》，优质的内容加上有效的营销宣传，不仅让该书热卖，也在当时社会上掀起一阵“文化大散文”的热潮。

进入21世纪以来，我国出版业迎来了一个繁荣和阅读分化与过剩的时代。图书品种越来越多，但单品种效益越来越低，加之读者对图书轻松与速食化的偏好，使得图书的上架周期越来越短，出版业竞争日趋加剧。这对出版社来说，既是机遇也是挑战，一方面，现象级的畅销书频出;另一方面，经典的常销作品难以脱颖而出。

近年来，随着智能手机、平板电脑等移动产品的普及，我国国民数字阅读率逐步上升，很多经典和畅销书被制作成电子书，网络文学也得到迅速发展。相比于纸质书，数字阅读产品廉价、便捷，对纸质书的销量形成冲击。尽管数字阅读接触率不断提升，但对于经典文学、专业知识等内容的“深阅读”，大部分读者仍首选纸质阅读形式。此外，纸质书也具有数字阅读所不具备的收藏价值，数字阅读对纸质书的冲击并非颠覆性的，而是要求行业参与者去探寻两者结合的新商业模式。面对读者群的细分、阅读需求的多元化、产品形态的日渐融合，出版业必须一直处于自我更新的状态，而且近几年的“变”不仅体现在出版物的内容质量上，更多地体现在形态、渠道与技术方面。

（摘编自《出版商务周刊》2018年11月19日）

材料三：

改革开放初期，利用一切机会向国外出版同仁学习，成为我国出版业对外交流与国际合作的主流。随着市场经济的进一步发展，版权贸易逐步开展起来，据统计，1992——2001年，我国引进图书版权3.8万种左右，占当时新书出版总品种的5.3%;输出图书品种5000余种，占新书总品种的0.7%。

2001年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在我国政治、经济影响力不断增强的背景下，出版业也逐渐迈出了走向世界的步伐。16年间，出版“走出去”工作取得了辉煌成就：一系列重点工程项目陆续实施，版权贸易逆差不断缩小，出版物实物出口总量和金额稳步增长，数字出版产品海外销售势头强劲，印刷加工服务出口顺差优势明显，企业和资本“走出去”步伐加快，海外布局得以优化，打造出一批颇具影响力的内容品牌。

十九大以来，出版业将“推进国际传播能力建设”、服务国家“一带一路”倡议等作为新时期“走出去”工作的重点之一，进一步推进版权输出和资本输出等既有模式，不断创新深化国际合作，通过多种方式加强中外文化交流，充分发挥出版业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进程中的文化纽带作用。

（摘编自《光明日报》2018年11月26日）

材料一：

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知识产权是加快动能转换，结构优化的重要支撑。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正处在转变发展方式、转换增长动力的攻关期。要顺利跨越这个关口，就必须激发出创新这个第一动力，走创新驱动发展道路；就必须“倡导创新文化，强化知识产权创造、保护、运用”。我们要进一步发挥好知识产权的技术供给和制度供给的双重作用，通过加强知识产权的创造和运用，不断为实体经济发展注入新的动力；通过强化知识产权保护，推动构建更加公平公正、开放透明的市场环境。（摘编自社论《播撒创新种子，守护创新中国——写在2018年全国知识产权宣传周活动启动之际》，《中国知识产权报》2018年4月20日）

材料二：

2011～2016年遭遇过专利侵权的比例（单位：%）

（摘自知识产权发布研究中心《2017年中国专利调查报告》）

材料三：

继山东理工大学、同济大学等高校科技成果转化相继取得突破后，近日，中南大学冶金与环境学院科研团队的“电化学脱嵌法从盐湖卤水提锂”技术专利，成功转让给一家科技公司，许可使用费超过1亿元，双方将共同组建平台公司，由平台公司具体负责专利的产业化。长期以来，我国高校科研创新工作偏重基础理论研究，拥有深厚研发创新能力的科研人才未能将智力资源转化成市场价值。根据市场发展趋势探寻科技创新方向、不断更新升级科技创新思路，正是提升专利质量、实现专利市场价值的核心之义。2015年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法》打破高科技成果转化藩篱，鼓励高校对持有的科研成果采取转让、许可等方式进行转移转化、对高校以实践为导向的科技创新产生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摘编自王康等《创新为市场，转化显效益》，《中国知识产权报》2017年9月29日）

材料四：

在科技成果转化的实际过程中，高校普遍遇到了一些障碍。首先，科技成果与企业需求脱钩的矛盾长期存在。大学科研工作与企业技术创新在目标、路径、组织方式，评价标准及环境要求等方面存在着很大的差别。因此高校的成果很难直接转化成适应市场需求的新产品和新技术。其次，成果转化的机制不畅。高校传统体系是为了适应学术研究和人才培养而设计制订的。对于科技成果转化，产学研合作等社会服务方面的需求，现有体系在机构设置、管理制度、激励机制等方面匹配性不足。

（摘编自胡罡等《地方研究院：高校科技成果转化模式新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