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进步，人工智能应运而生并得到了人们的广泛关注。目前其已在多个领域得到应用，其中就包括文学艺术创作领域。人工智能是指用机器代替人类实现认知、识别、分析等功能的科技，其本质是对人的意识与思维过程的模拟。人类的文学艺术创作是通过人脑进行的一种与情感、知觉、思维等相关的复杂的精神活动，在电脑尚难以具备人脑功能的情况下，人工智能是无法真正意义上创作出具有丰富情感的人性艺术作品的，但其在艺术表现力、作品想象力等方面已向传统的文艺创作形式发出挑战。

人工智能丰富了艺术表现形式。例如，音乐领域，由于电脑可有效存储各类声音，这就使电脑可对音乐音色进行无限制的组合，而音律也可打破传统的音阶形式，从而使得音乐作品达到常规音乐创作难以企及的高度，即音色丰富、节奏多样、序列交叠、微分音细化、声像灵活以及装饰音出彩等。又如，绘画领域，由于电脑可对三原色进行更为细致的等级划分，进而可合成256的三次方种，即16 177 216种颜色，而这就为画家提供了更大的颜色选择空间，从而实现了绘画艺术表现力的进一步提升。

人工智能拓展了想象空间。虽然电脑隶属于机器范畴，其本身并不具备想象能力，但由于人工智能的艺术创作有机组合了艺术媒介和文艺质素，极大地摆脱了人类理性认知的束缚，因而其通过程序运转而产生的诗句表现出了不输给人类的瑰丽想象能力。通过阅读大量的电脑诗作发现，它们的比喻方式和词语组合形式无不表现出极大的想象力，其创作能力甚至可比肩历史上的著名诗人。从本质上来说，电脑所创作的诗句是具有表征性的文字符号随机拼接的结果，而这种基于自由组合形成的想象能力在很大程度上拓展了人为创作的诗歌意境。可以说，人工智能在创作格局以及创作观念等诸多方面都已向人类传统的文艺创作发出了巨大挑战。

艺术的根本特性就是创作，而电脑本身不具有独立的创造能力，其创作能力的根源仍是编写程序的人类。例如，Aaron艺术创作软件，被认定为当前世界最具创造力的软件，但从本质上来说它所展示的也只是画家科恩的绘画方式。人类艺术创作的生命就在于个性化，而计算机艺术创作软件并不具备个性，只要它应用的程序相同，它所呈现的作品风格也是相同的。但凡是优秀的艺术作品，往往都呈现出艺术家的情感内涵，且人类的情感也是随时在变动的，而人工智能自身并不能产生情感或情绪，更不会出现感情变动，因而它所创作的作品只是技术的产物。目前的人工智能创作基于大数据和深度学习技术发展，其创作核心是“数据”和“算法”，只是对某种艺术进行风格化和技术化处理，还未涉及艺术本质中的情感、想象、感受等重要范畴，更不具备艺术象征和批判等重要的社会文化功能。简言之，人工智能创作还不具备审美的主体感受力。

因此，从发展前景看，人工智能尚不能从根本上取代人脑，人工智能文艺创作还只是梦想。

（摘编自李云开《人工智能技术在文艺创作中的应用》）

疫灾是急性、烈性传染病大规模流行所导致的灾害。它既可以是病毒、细菌等微生物引起的原生灾害，也可以是其他自然和人为灾害诱发的次生灾害。疫灾直接危害人类生命与健康，是必须重视和应对的一个重要灾害。

在中国历史的舞台上，疫灾作为影响人类文明进程的重要因子，从来没有缺席过。一方面，疫灾单独发生或与其他灾害叠加，对人类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各方面产生巨大危害。疫灾之祸常不单行，多与水、旱、蝗、震，饥、兵等灾结伴而行。疫灾流行时，“死者太半”、“死者什七八”、“死者不可胜数”等大批人口死亡的描述，史不绝书。另一方面，人类通过与疫灾的抗争并不断战胜疫灾，推动了预防医学乃至整个社会的进步。比如，东汉末年的伤寒大流行，催生了张仲景的《伤寒杂病论》；明代小冰河期瘟疫的频繁流行，造就了吴又可的《瘟疫论》；清末东北地区的鼠疫大流行，促成了国家防疫机构的建立。

对历史疫灾的研究具有十分重要的当代意义。“天灾流行，国家代有”，病原体与人类同进化，疫灾与人类相始终。即使到了今日，虽然许多古老疫病(如伤寒、天花、麻疹、白喉等)已得到有效控制，但新的疫病(如非典、中东呼吸综合征、新冠肺炎等)不断出现，疫灾流行的威胁并没有彻底消除。不仅如此，随着人类对自然干扰的深入和全球环境的变化，疫病传播的速度、途径、方式以及微生物的致病能力，也发生了许多新的复杂变化，甚至一些旧的传染病(如肺结核、血吸虫病、病毒性肝炎等)还有死灰复燃之势。防控疫病流行依然是当今社会提高人的生活质量、实现社会可持续发展和国家民族振兴的重大任务。开展历史疫灾研究，探索疫灾的形成机理，揭示历史疫灾的流行规律，对完善卫生防疫体系，增强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能力，有着十分重要的借鉴意义。

“凡民有丧，匍匐救之”，中国历代十分重视疫灾的救治。中国古人由于没有弄清疫灾流行的真正原因，对疫情防控缺少有效方法，故而每当大疫之时，人心惶惶，谣诼纷飞，对社会稳定造成极大的冲击。开展历史疫灾研究，总结历史疫灾的应对经验，剖析历史疫灾的社会危害，对于增强民众的防范意识，指导民众的抗疫实践，强化政府的疫灾防控治理能力，维护疫灾冲击下的社会稳定，有着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随着科技进步和社会发展，以及研究的问题的复杂化和综合化，融合多学科研究手段与方法已成为当前科学研究的新趋势。因此，开展历史疫灾研究，追溯历史疫灾的时间过程，探究历史疫灾的空间分布，分析历史疫灾的社会影响，对于拓宽历史学的空间视野，拓展地理学的时间尺度，拓新灾害学的研究领域；对于促进历史学、地理学和灾害学的交叉融合有着十分重要的理论意义。

(摘编自龚胜生《中国古代疫灾发生的规律与思考》)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弘扬祖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口号一经提出，立即受到了全国人民和全世界华人，甚至一些外国友人的热烈响应。在这里，根本不存在民族情绪的问题。这个口号是大公无私的。世界文化是世界上各民族共同创造的，而中华文化则在世界文化中占有重要的地位。想求得人类的共同进步，必须弘扬世界优秀文化。想弘扬世界优秀文化，必须在弘扬所有民族的优秀文化的同时，重点突出中华文化。不这样做，必将事倍而功半，南辕而北辙。弘扬中华优秀文化，其道多端，古书今译也是其中之一。因此，我赞成古书今译。

但是，我认为，古书今译应该有个限度。

什么叫“限度”呢？简单明了地说，有的古书可以今译，有的难于今译，有的甚至不可能今译。

今译最重要的目的是，把原文的内容含义尽可能忠实地译为白话文，以利于人民大众阅读。这一点做起来，尽管也有困难，但还比较容易。有一些书，只译出内容含义，目的就算是达到了。对今天的一般读者来说，也就够了。但是，有一些古书，除了内容含义之外，还有属于形式范畴的文采之类，这里面包括遣词、造句、词藻、修饰等等。要想把这些东西译出来，却非常困难，有时甚至是不可能的。在古书中，文采占有很重要的地位。对文学作品来说，不管内容含义多么深刻，如果没有文采，在艺术性上站不住，也是不能感动人的，也或许就根本传不下来，例如《诗经》《楚辞》，汉魏晋南北朝的赋、唐诗、宋词、元曲等，这些作品，内容与形式高度统一，思想性与艺术性高度结合，只抽出思想加以今译，会得到什么样的效果呢？

我们古人阅读古书，是既注意到内容，也注意到形式的，例如唐代大文学家韩愈在《进学解》中所讲的：“上规姚姒，浑浑无涯；周诰、殷《盘》，佶屈聱牙；《春秋》谨严，《左氏》浮夸；《易》奇而法，《诗》正而葩；下逮《庄》、《骚》，太史所录；子云，相如，同工异曲。先生之于文，可谓闳其中而肆其外矣。”这里面既有思想内容方面的东西，也有艺术修辞方面的东西。韩昌黎对中国古代典籍的观察，是有典型意义的。这种观察也包含着他对古书的要求。他观察到的艺术修辞方面的东西，文章风格方面的东西，是难以今译的。

这就是我所说的“限度”。不承认这个限度是不行的。

今译并不是对每一个读者都适合的。对于一般读者，他们只需要懂得古书的内容，读了今译，就能满足需要了。但是，那些水平比较高的读者，特别是一些专门研究古典文献的学者，不管是研究古代文学、语言，还是研究哲学、宗教，则一定要读原文，绝不能轻信今译。某些只靠今译做学问的人，他们的研究成果不应该受到我们的怀疑吗？

西方也有今译，他们好像是叫做“现代化”，比如英国大诗人乔叟的《坎特伯雷故事集》，就有现代化的本子。这样的例子并不多见。他们古书不太多，可能没有这个需要。

中国古代翻经大师鸠摩罗什有几句常被引用的名言：“天竺国俗，甚重文制，其宫商体韵以入弦为善……但改梵为秦，失其藻蔚，虽得大意，殊隔文体，有似嚼饭与人，非徒失味，乃令呕哕也。”我认为，这几句话是讲得极其中肯、极其形象的，值得我们好好玩味。

总之，我赞成今译，但必有限度，不能一哄而起，动辄今译。我们千万不要做嚼饭与人，令人呕吐的工作。

（摘编自季羡林《漫谈古书今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