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家

梁晓声

周秉昆从郑娟手中接过楠楠的骨灰盒，紧紧抱在胸前，泪如雨下，“楠楠，楠楠，爸的好儿子，爸没去接你……”他泣不成声。周蓉朝周聪使了个眼色，周聪要从父亲手中接回骨灰盒。周秉昆不松手。

周聪小声说：“爸，妈更需要你抱抱她。”秉昆这才松开了手。

周聪将骨灰盒轻放在靠墙的长方桌上时，秉昆已将郑娟抱在怀中了。郑娟的脸贴在周秉昆胸前，呜呜哭得像个孩子。周蓉周聪互相看看，都流下眼泪。

在楠楠遇害这件事上，郑娟的表现与秉昆相反。因为秉昆当时吐血昏过去，住院了，她表现得相当坚强，大大出乎朋友们的预料，也令周聪、周蓉特别敬佩。

“作为母亲，一个文化程度很低的中国母亲，我对儿子唯一的教育，就是希望他长大后是一个好人。如果他不是一个好人，那么不管他多么出人头地，都会让我伤心。现在，他用行动证明了我的希望没有落空。我有多么悲伤，同时就有多么欣慰……”郑娟在大学里为周楠举行的追思仪式上说。

周蓉、冬梅和周聪，他们都想为郑娟写好讲话稿，让她事先背下来。

郑娟问：“需要我说很多吗？”

亲人们说不用，又不是演讲，几句就行。如果她实在不想说什么，其他亲人也可以代替讲话。

郑娟说：“我想说，话多了我说不好，就几句话我还是说得来的。”周聪说：“妈，你如果想好了说什么，最好先说给我们听听。”郑娟却说：“不用，妈又不是小孩子。”

郑娟在台上讲话时，只流泪，没有哭，甚至都没抽泣一声。周蓉为她做翻译。她刚说了前两句，周蓉便猜到她接下来会怎么说。她的样子那么镇定，那么从容不迫，亲人们完全放心了。周蓉的英语口译水平是一流的，表现也无可挑剔。

参加追思仪式的师生们为她们鼓掌，那是不同寻常的，人们情不自禁地为她们的真诚破例了。

事后，有电视台和报社记者要采访。他们对周蓉郑娟姑嫂二人很有兴趣，两人中，一个是举止优雅、学养深厚的学者，而另一个是粗服乱头、笨拙淳朴的家庭主妇。他们认为很有新闻点，值得深度报道，但都被亲人们拒绝了。于是，竟有小报怀疑，除了母亲可能是真的，其余四位所谓亲人可能都是中国有关部门的人员冒充的。

美国就是美国，美国人对周楠母亲和亲人们的敬意完全是真实的，但他们对周楠舍身保护师生的赔偿却相当苛刻。周楠属于公派留学生，没有缴纳人身安全意外保险，学校不会为枪击事件受害者提供多少经济补偿，只会提供道义上的支持。对于枪击案件中的伤亡者，另有慈善基金伸出了援手，总算给了一些救济，但需要办理一系列复杂的手续。

当周蓉手持多份表格向郑娟说明情况时，郑娟平静地说：“咱们并不是来祈求同情和怜悯的，是不是？”

周蓉说：“那是，但你作为楠楠的母亲，有权利理直气壮地接受一笔……”她一时不知该用什么词，求助地看着嫂子冬梅。

冬梅也想不出更好的词，只能这么说：“弟妹，你别立即决定，今晚考虑考虑，明天早晨再告诉我们你的想法。”

郑娟说：“那我考虑考虑。我太累了，想一个人待会儿。”周蓉他们便都离开了她的房间，到了冬梅的房间。

周聪说：“姑，大娘，自从我和我妈都有了工作后，我妈就再没认为钱对我们家很重要。她对钱的认识一向有限，够花就知足，你们真得从长远方面引导引导她。”

周蓉说：“你先出去，我和你大娘商量一下。”周聪走出房间后，周蓉说：“对于钱，她是像周聪说的那样。”

冬梅也是个从小就没有金钱概念的人，她提醒说：“要不你再去给她讲讲美元和人民币的汇率？”周蓉说：“看来有必要。”

她回到郑娟的房间，郑娟已躺在床上了。

周蓉坐在床边，绕了几个话题，开始谈到美元与人民币汇率。郑娟流下泪来，她说：“姐啊，你比我这个妈还强，你还在法国见着了楠楠一次。可我……楠楠发了重誓，他爸不出狱，他就不回国，他相信他爸。我那么多年以来，日盼夜盼，终于盼到他爸出狱的一天了，也终于盼到全家团圆的年头了，可见着的却是……我现在满脑子都是楠楠小时候的样子，不闭眼睛困得头痛，一闭眼睛楠楠就在我眼前，想跟我说话似的……姐啊，你跟我说的事，现在入不了我的脑子啊！”

听她那么一说，周蓉默默地退出了房间。

第二天早饭时，郑娟低垂着目光说：“姐，嫂子，我认真考虑过了……我是来接儿子回家的……楠楠这孩子的死，不能和钱沾一丁点儿关系。我敢肯定，秉昆也会是这么个态度。我们当父母的，如果花儿子用命换来的钱，那是种什么心情？再者呢，人家处处对咱们恭敬，拿咱们当高贵的人物一般接待，咱们五个人的来回机票吃住，已经花了人家不少钱，所以你们替我谢谢就是了。”

周蓉和冬梅互相看看，都没说什么，默默点头而已。于是，周蓉按郑娟的意见，在报上发了一则简短声明，结果引起了更多记者的采访请求。当记者们赶到周家人的住地时，他们已乘上了回国的班机……

（节选自《人世间》中国青年出版社2017年版，有删改）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丫头她妈

林斤澜

丫头她妈没有名字，可是有个秘密。这个秘密，她的男人袁相舟不知道，斜对面卖鱼丸的女人家溪鳗只知其一，不知其二。

矮凳桥街上有少数人——说是少数，不过两只手是数不过来的起了个名字也叫不开，连个外号都没有人肯费心思，只叫做癞头、跛脚、缺牙齿，若是女人，就叫做她妈、他婶、阿嬤、阿婆……

矮凳桥历代田少人多，老古话说一方土养一方人，矮凳桥这方土，却是养不活矮凳桥人。农田上的“生活”，也用不着这么多人去做。袁相舟家里的几分田，就是承包在丫头她妈一个人身上，她妈说，喂不饱几张嘴，用几个人做什么？顶多插秧时候，儿子去甩甩秧苗。收割时节，丫头去捆捆稻草。挑类水担化肥凡是肩膀吃力的，她妈决不指使儿女。袁相舟是什么也不插手，哪怕街上没有生意好做，她妈也宁肯叫男人家笼着手坐着。

做饭，也是她妈的事。煮熟了饭，热了菜，她妈告诉一声丫头盛起来吃，自己却走到街上来，经常过街走到斜对面，在溪鳗的鱼丸摊子那里，帮忙洗洗碗，添添火，说一会儿话，再回家去吃剩饭剩菜。她妈的食量很好，什么都吃，吃什么都有滋味。

她妈煮熟了饭自己走开，起先是困难时候，她觉着坐下来只张半张嘴，筷子只点点盘边，倒不如剩多剩少做一口咽下去的好。后来，成了习惯。到街上站一站，屋檐下听听新闻，摊边说两句话，成了她的文化生活，她的唯一的娱乐。

不过有时候也说几句，说的是梦。这梦不是有文化的人，那种诗意的东西，也不是哲理，也不是比喻。这算不算一个秘密呢！

“昨天晚上我梦见下大雨了。”丫头她妈常常只用一句话，就把她的梦说完。溪鳗心里有一本梦书，是一个圆梦专家。她手里忙着，也不妨碍心里翻到梦书的下雨篇，接着查问细节：

“你在屋里还是屋外？”“屋里。”

“屋里漏不漏？”“不漏。 ”“那还好。”

……

“我和你说了吧，只许放在心里，不许挂在嘴上。只怕是个劫数，人会饿着，矮凳桥会墨黑，地面上会精光。不过你不要紧，你屋里不漏，你一家人都会熬过来的。”

后来“割资本主义尾巴”，溪鳗的鱼丸摊子也“割”掉了。街上的店面都上了门板，再后来“困难时期”来了，街里街外都寻不着吃……她妈觉着溪鳗的圆梦，句句灵验，算得半个神仙。内乱武斗的年头，溪鳗只开半扇小门，没有特别的事情不让人进屋。丫头她妈来站一站，也是一个门槛里一个门槛外说几句话。

……

溪鳗接着说：“前天车钻他妈来说， 上面挑飞机兵。车钻样样及格，就是肩膀头多一块肉，那是从小挑担叫扁担压出来的，人家不要。”

过后一天，丫头她妈挑着两箩番茄回家来，正好遇见儿子，儿子见妈妈脸都挣红了，拿过扁担来挑了走。走出去十多步，她妈忽然想起什么，叫道：“放下，放下。”

儿子不明白。她妈抢上前来挑走了。

从这以后，父子两个休想帮忙。实在当忙时候，丫头倒还可以打个下手。袁相舟有回问道：“我总比丫头多一把力气。

她妈说：“你总会有转运的一天，不要运是转了，当老师又不要你了。”（注：袁相舟以前是中学教师。）袁相舟也只笑笑。

谁知转运时候当真到来了。当前农村经济政策一下来，本地土话叫做“声叫声应”，矮凳桥街上马上活泼起来，一转身，闹成了专业的纽扣市场。

不用说袁相舟，连那么个丫头坐着点点数，装装塑料口袋，贴贴招牌，也成把地抓钞票。钞票钞票，满街地飞钞票，说钞票赚钞票。只有丫头她妈，还是泥里来水里去，也还是填不饱自家几张嘴，若论钞票把人分三六九等，她妈人前人后连个屁也放不响。

有天，她照旧到溪鳗那里站饭前的一站。溪鳗店门大开。里边有两个木匠师傅在装修吊脚楼，一番大干的景象。

“我昨天晚上，梦见发大水了。”

“发吧发吧，你看看街上，不和发大水一样了……丫头她妈，你要转运不要，要，听我一句话：种菜。”

丫头她妈笑眯眯走回家来，多少年圆梦都没有这一回开心。不过她还是和家里的谁也不商量，管自种了菜。

种出菜来就要挑上街叫卖。她不会叫，只把菜筐放在溪鳗店门口。过不了几天，她的菜挑子一上街，就有开饭馆的大师傅大声叫住，就有发了财的“大好佬”当街拦住，他们专挑新鲜细菜，不在价钱。

她妈从小种田，现在才觉着种出来的东西，珍贵。在众人眼里，旺俏。她先把旧箩换成新筐，敞口，好把细菜摆开。她的菜都要洗过涮过，青菜要显出青是青白是白，萝上不带泥，红的红黄的黄。叶子要挺着，一张是一张，不夹带黄的萎的。不该带根的齐根砍掉，该带根的齐簇簇和老人家的胡子一样。

她原本头不梳脸不洗，也不怕站在街上听新闻。现在要换上干净鞋袜，有时穿上紫红毛线衫挑上菜筐，不怕磨损。

她现在很爱面子，讨价还价，若是还的价不是行情，她连理都不理。真正是新上市的好货色，她还言不二价哩。

后来市场管理把农副产品，规定在东口。丫头她妈的菜担随便钻小巷走屋檐下，都可以抄近路走到东口去。她不，还是从西口进街，穿过整条街，让人们看着她的成果，啧啧的啜牙花，又决不违反规定一路走一路卖。让开饭馆的有着点急，只能预定三捆两捆的。让吃鲜货的“大好佬”差不多是央告给留下一把两把。当然，溪鳗做鱼丸鱼饼用的小葱鲜姜，鱼汤头里用的小白菜、寸把长的蒿菜，那是不用招呼给送上门的。

不过有人说她是不是摆起架子来了？叫声丫头她妈给留点菜，她总是嘴皮动动的，说句什么话听也听不见，脸上还板板的，倒像保守着什么秘密。袁相舟听见人家这么说，哈哈一笑，说，要说她妈有秘密，天晓得，她的秘密就是做梦。

她妈听见这话，也不和袁相舟理论，倒和溪鳗说：“什么做梦哩。人家叫我丫头她妈，我嘴皮动动是说，我有名姓。我妈妈梦见发大水生的我，起个名字叫王梦水。”

（选自《矮凳桥风情》系列小说，有删改）

情书

秦牧

“写什么呢？”县城城隍庙侧的写字先生“卧云居士”侧着头问，他已经架起铜边眼镜，在信纸上面写起“亚荣夫君爱鉴”六个字，现在正等候写字摊对面坐着的乡下妇人陈述这封信的内容。他，现在缩处在这闹市的一角摆摊子，从铜边眼镜里射出一种看透一切的淡漠眼神，一面等着那妇人开腔，一面烦躁地在心里想道：“这笔生意又是难做的了。”

荣嫂挑菜进城卖，卖完了就下决心私自寄一封信给丈夫。她现在把箩筐扁担都放在墙角，低头想着要说的话，那个盘着头巾，老实，结巴嘴，上颚掉了两个牙齿的丈夫的影子在她脑里清晰地出现了，她叹一口气，说道：“先生，你就这样写吧！说自从你跑开以后，家中大小都还平安，就是记挂着你，你来信说，对婆婆要孝顺，我又不是没分寸的人，她年纪老，爱多说话，我就让她，不过老实讲一句哪，亚荣，你妈有时真没理讲，好像前天吧！我在炒菜，她一踏进厨房就骂我‘败家精’，说我一烧烧四条柴，出力抽去两条，你想想，两条柴怎么架得起来？她骂了半天，不过我也不去顶她就是了！阿婆腿生疮，舂了几次扁柏给她贴，现在好点了！大仔肚子多毛病，就是湿热，现在好一点了！”说着，见卧云居士并没有写半个字，只把笔在拇指上按着，她畏怯地说了一声：“先生，就这么写吧！我不会讲哪。”卧云居士打了一个呵欠，就写道：“一日不见，如隔三秋，家中大小平安，阿妈大儿虽有小病，尚幸托天之佑，已渐告痊，贱妾自知孝顺婆婆，夫君可释锦念。”写后，毕剥一声弹了一下指甲，翘一翘下巴：“怎样啦？”

荣嫂在他写时呆呆望着他的笔杆。二个月前那一个黑夜，丈夫背个包袱到香港去了！香港是怎样一个地方？在她脑子里这是个花花世界，男男女女都爱装扮，似乎是个发光的有香味的城市，亚荣就在街尾一间客栈歇脚……禁不住卧云居士一问，她定一定神道：“这么说吧！日子艰难自然艰难，不过下田的事，你不在，我也可以担当得起，现在佃李家的那一亩七，就种菠菜、芥菜和黄萝卜，那只猪，现在也有四十斤！将来卖了还地租，或者也够的。现在就是只挂你，唉，我也不知你在外头怎么了？我说啦，阿荣什么钱都可以省，这寄信的钱省不得，家里老的老，小的小，一家都牵肠挂肚。”说到这里，不禁眼眶一热，心想现在他可不知道怎样了？是穿得整整齐齐坐在人家铺子里当伙计呢，还是在做小买卖？他做的汤圆是吃好的，但香港人也爱吃汤圆么？敢情是变了心？敢情是病了？她眼睛微红，吞一吞口水，继续道“就是牵挂他，叫他在外要小心，一个人只要不懒，饭总有得吃，不过也不要太拖磨了！出外人，有钱就寄几个回来，家里虽我一个人可以支撑，然若外头有几个钱回来帮补，屋顶可以修修，免得下雨天时像个水潭一样。婆婆托人写信要你回来，你可千万莫听她，她老人家，就只想见儿子，哪会思前想后，她给你的信说乡下现在平靖了！哪里会平靖呀，又在抽丁，这一次抽得更凶，老二，坤兄，廉叔都拉去了！”顿了一顿想起丈夫也许会因为她规劝他不要回来而怀疑，有一阵极浅的红晕泛上她的面颊，她说：“一家团圆，有说有笑的，谁不想呀！这种年情，没办法。但愿有天平靖，你平平安安回来，我们烧猪还神。”卧云居士仍在捻着胡髭，他想起了悦来栈新到了一批烟膏，是正式的云土，他又想起他妻子究竟一天买菜瞒着他储蓄了多少钱，并不很注意这位顾客的啰苏，听到这儿，却不禁轻轻点头，趿起拖鞋，顿顿脚，又振笔疾书，一大段话，在他看来，只不过是简单的几句罢了:“耕事贱妾自知打理，在外小心为要，有钱望多寄家用，现在乡中不靖，夫君仍宜在外奋斗。”写完了又向荣嫂道，“讲话讲简单点，这又不是两口子在房里聊天，是信呀！告诉他两地平安，有钱寄回家来，乡下家里有什么事，一便一，二便二，就得了，明白吗？”

“我们乡下人不会讲话，”荣嫂歉然地破涕一笑，想起写字先生指点的话，就沉吟道:“你和他说乡下就是整天派丁派粮，观音山出了老虎，那些中央军呀，一过境就到你堂屋里来，看到灶头没山草，椅子也破来烧，那只三脚椅，本来请人配只脚就好用的，好死不死，给那些保安队劈去当柴火烧，三更半夜，你又怎敢出房来瞧一瞧呢？那只狗也给红烧了！他们一来，我把猪都拖到床下底呀，一言难尽就是了！你先生对他说，千万不可回来，乡下不成世界啦！”卧云居士一面听，点点头，这次不再写什么了，只在已写好的“现在乡中不靖，夫君仍宜在外奋斗”几个字旁画上圆圈。

问地址写信封，荣嫂从腰兜里掏出一个纸团来，里面包着一封破旧的信，卧云居士勉强辨察字迹，发觉那上面写的是香港一条巷的“翠香茶居”留交，并没有直接通讯处。

荣嫂放下钱，拿了信，揣在怀里，一路问着人家“先生，邮政局在哪里”，挑着空箩筐挤在墟期^①的人丛中，感到满怀温暖。

这封信到了香港的“翠香茶楼”，连同其他信摆在台后的架子上，一直放了十多天，仍然没有人来取，那个每夜在附近街道上铺四张报纸睡觉、经常给大皮鞋踢醒的咕哩^①不知道到什么地方去了！但也有的咕哩说，亚荣在香港捱不下去，已经回到乡下，说是思前想后，跟乡亲们上山也好。

（本文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