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我国的农耕文明催生了数以万计的乡村聚落。在自然和文化的共同约束下，当地居民通过自己的生产、生活方式不断适应和改造着周边的自然环境，塑造了独特的景观形态和社会关系。这些保留至今由人与自然持续互动的结果就是乡村遗产，也是研究乡村地区人地关系的重要的“活”文本。因此，乡村遗产兼具“历史文化遗产地”和“乡村生产生活承载地”的双重特征，包含了山体、水体、建筑、植被等有形的物质层面，也蕴含了哲学观、生产技术、生活智慧等一切无形的精神层面。

在遗产保护领域，价值认定是保护的前提。文化遗产的内在价值通常被理解为历史、审美和科学价值。所以，对乡村遗产的认知与保护首先应以价值为导向。作为乡村遗产的核心组成部分，乡土建筑是指散落于村镇中、富有地方特色的传统建筑，除了一般的居民住宅外，还包括与人生活息息相关的祠堂、商铺、作坊、桥梁等建筑。乡土建筑是乡居文明的物质和精神载体，其建筑形态和建筑装饰等更为多样复杂，与其周边自然环境的关系更密切，很多乡村地区特别是少数民族的建筑中包含有非物质文化遗产。因此，在乡村遗产视野下审视乡土建筑的价值时，不仅要关注建筑本体的价值（其蕴含的历史价值和艺术价值，包括建筑自身的历史久远度，与重要事件、人物或文化的关联度，某一地域或民族建筑类型的代表性，或者艺术审美上的价值），更要研究其背后所体现的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关系。

（摘编自复旦大学国土与文化资源研究中心《乡村遗产视野下的乡土建筑》）

材料二

在乡村遗产的保护实践工作中，应尝试在原生土壤中理解、尊重当地居民关于遗产的种种认知和实践行为，协助他们找到一条可持续的保护道路。

位于福建省永泰县的永泰庄寨与不同家族的迁徙繁衍有关。诸多家族搬迁到永泰后，开始建造居所。一些家族在营建过程中更注重安全性，逐渐形成了一个大家族共有的聚居防御空间。由此可见，永泰庄寨正是“家文化”的社区凝聚力的外在表现。而面对部分庄寨倒塌损毁等残损现象，所采取的保护手段要重在通过现代的组织方式，强化庄寨文化遗产价值内涵的传承，增强当地居民对乡土的归属感和参与感。所以，对庄寨的修缮既是文化遗产的保护行为，也是构建身份认同的重要手段。

另外，运用文化景观的方法和视角重新认知乡村遗产的价值，注重挖掘人与自然相处过程中产生的一系列土地利用模式、景观内涵和文化观念，是近年来乡村保护的一个重要突破。

对当地居民来说，乡村文化景观是他们悉心培育的结果，蕴含着他们和自然共处中摸索出的生存智慧与相处模式。在西南地区的一些村落中，可以看到当地居民对各类自然要素的灵活运用，包括气候、土壤、水体、石材、动植物等，如红河哈尼梯田文化景观、榕江大利村古建筑群、石阡楼上村古建筑群等。与之互为表里的是敬畏自然、亲近自然的观念，这是他们所秉持的遗产观念，或者说一种生活态度。

进行乡村遗产保护，我们还需要将它放在城乡关系的视角下进行定位。明清时期，商业氛围有所改善，江南市镇经济发达，不少乡村集市朝着市镇方向发展。同样，在现代频繁的城乡往来中，乡村向城镇“破界”的可能性也在增大。

比如位于浙江省兰溪县的诸葛村。历史上，诸葛村村民借由水运条件，在勃兴的兰溪药业中脱颖而出。中药业、商业和农业的并行，塑造了诸葛村的文化面貌，城乡间互动更加频繁。从其古建筑与村落格局可见，业态的更新与诸葛村乡村遗产的成型和发展有着紧密联系。上世纪90年代后，诸葛村逐步走出了一条旅游利用、文物保护和社区发展的融合之路。2018年，诸葛村带动400余位当地村民直接从事旅游业，年接待量达60余万人次，旅游年综合收入破亿。通过对家园的共同维护和旅游产业的开发，诸葛村的集体经济和社区凝聚力得到了较大提升，既为城市居民提供了了解乡土文化的平台，也在这个过程中实现了乡村遗产价值转化，这在中国众多乡村遗产保护案例中是较为难得的。

（摘编自刘邵远、杜晓帆《乡村遗产：田野中的家国情怀》）

材料三

早在20世纪60-70年代就有过发展的“外源型”和“内源型”争论。最典型的是联合国第一个发展十年计划（1960-1970），由于采取“外源型”发展模式，试图让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大部分地区复制欧美经济发达国家的发展模式，其结果是无功而终。到20世纪90年代，内源型发展模式逐渐成为了联合国向国际社会推介的一种新型发展理念。内源型发展模式指的是“基于社会本身的文化特征和行为结构，来构建自己的发展方式”。内源型发展战略否定了西方发达国家发展道路和发展模式的唯一性，否定了只注重经济增长而忽视社会文化发展的模式。

历史文化资源的积累是一个动态的历史过程，历史文化遗产具有一定的物化形式与现实载体。在各个村落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当地人民创造了丰富多彩的历史文化遗产。这些历史文化遗产不单是各个村落独特的文化资本，也是各个村落内源性的生产要素。进一步挖掘、利用和提升乡村各个方面的历史文化遗产，使乡村成百上千年积淀下来的“静态”历史文化遗产，转变成为与乡村现代化进程有机嫁接起来的“活态遗产”和“动态遗产”，成为乡村新的经济增长点。

（摘编自李宇军《用好乡村历史文化遗产》）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材料一

民族意识即民族共同心理素质，民族特征之一。指各民族在形成和发展过程中凝结起来的表现在民族文化特点上的心理状态。民族共同心理素质是在民族共同地域、民族共同经济生活及历史发展特点的基础上形成的，往往与民族的历史遭遇和所处地位有密切关系。

民族共同心理素质通过民族的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的特点表现出来。例如建筑的艺术和风格，住宅的安排和使用，语言、文字、音乐、舞蹈、戏曲、饮食、服饰的特点，以及社会风尚、节日和民族传统等，都表现出一个民族的性格、情操和爱好。民族的共同心理素质是不能离开民族文化而存在的。

任何一个民族的人们都热爱本民族的历史和优良的文化传统，习惯于本民族的习俗、生活方式，并关切它们的存在和发展，这种表现，通常称为民族感情。在阶级社会里，由于民族内部存在剥削阶级和被剥削阶级，因而在民族意识和民族感情中渗透着不同的阶级意识因素。

民族共同心理素质是在民族共同地域、民族共同经济生活及历史发展特点的基础上形成的。有的还与宗教信仰有密切关系。在形成过程中，一定的人们逐渐意识到他们属于一个民族。这种民族自我意识具有很强的生命力，具有很大的稳定性。有些民族的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甚至民族共同语言等特征都已发生变化，但他们的民族自我意识仍然明显存在，成为维系该民族的重要因素。

民族的共同心理素质往往与民族的历史遭遇和所处地位有密切关系。一些处于受歧视和被压迫地位的民族，对其他民族存有隔阂和不信任心理，对于伤害本民族尊严和民族平等的行为颇为敏感。

民族共同心理素质也不是一成不变的。随着各民族的物质生活条件和社会环境的变化，民族之间经济、文化交流日益广泛、频繁，民族的传统和生活习俗等随之发生变化，民族的性格、情操和爱好也不能不发生变化。全世界实现共产主义后，各民族的精神面貌将逐渐趋于一致，民族共同心理素质将最终消失。

材料二

在人们的社会生活和交往中，有时需要把人类社会成员进一步划分为群组，不同的人会有不同的划分方法，而其划分的根据则各有各的实用性目的，其中最主要的是对各自“利益”不同的群组加以界定，并处理群组之间的利益冲突。对于人类社会中“群组”的划分，根据具体实用性目的可以有许多种方法，如划分为阶级、阶层，或者按种族、民族、种姓、性别、年龄、职业、政治等划分，以及各类自发或非自发形成的组织群体。

“民族”族群之间的差别是区分“民族”族群的基础，我们可以列举的主要差别有：（1）体质差异（包括外貌、肤色、毛发、体形等，体质差异是与血缘关系的远近密切关联的）；（2）文化差异（最突出的是语言差异，其次是宗教差异，还有价值观念差异、生活习俗差异等）；（3）经济差异（传统经济活动类型，经济活动中不同的角色，分配方式中的本质性差异等）；（4）居住地差异（不同的地域，或者同一个地区中不同的自然或人文生态区域，居住流动性等）。世界各国学术界对于民族区分的标准，大致与此相同，在我们把一个族群与另一个族群做对比时，它们之间可能同时存在着一个以上的差异。而且由于历史上或近代各族群之间所发生的密切交往和行政区划的复杂变化，出现了许多“混合型”族群或某些族群中存在着一些“混合型”部分，这就使得族群鉴别和差异分析变得更为困难。

一个族群与周围其他族群具有差别的方面越多，差别程度越大，它的民族意识也就越强；反之，差别越少越不明显，民族意识就越淡漠。一个民族内部，根据其人口居住地点的环境和与其他民族交往程度的不同，各部分成员的民族意识的强弱也会存在着程度的不同。所以应当把一个民族的成员们具有的民族意识的状况，看作是十分复杂，各自不同和不断变化的，而不是整齐划一的。

材料三

不同的族群名称一旦确立之后，除了反映族群之间的实质性差别外，也会具有一定的固定形象和符号象征意义。

在民族意识和凝聚力增强的过程中，一些本族的古代传说（如黄帝对于汉族），历史人物（如成吉思汗对于蒙古族），与本族群有关的山水城市，本族群独有的生活习惯、宗教信仰、歌曲舞蹈等等，都可能被固定下来，不断加工或者神化，最终被人们视做本民族的象征。这些象征或者标志着本民族在历史上的辉煌，或者标志着本民族与其他族群的区别，成为向下一代进行民族意识教育的主要内容。

有时民族差别在许多方面完全消失了，人们甚至很难指出两个民族之间的实质性差别，但由于抽象的“民族象征”仍未消失，人们的民族意识也依然存在。在缺乏实质性差别但是存在族群特殊利益的情况下，也许“民族象征”会被人们有意地强化，作为维持本族民众的民族意识的重要手段。在民族关系长期处于矛盾冲突的状态下，或者政府有关政策有意或无意地不断强化民族界限和民族意识的情况下，这些具有民族象征意义的东西就会被人们强化，甚至创造出新的民族象征来。而当民族平等真正实现，民族融合成为大趋势和部分成为现实时，这些具有民族象征意义的东西就会逐步淡化甚至消失。

正常发展的社会，它的各个方面（包括民族关系）的发展方向应当与人类社会发展的总趋势的方向相一致。民族意识的产生与演变十分复杂，影响民族意识变化的因素也很多。对于民族意识的发展方向，民众与政府都在有意识地进行某种引导。民族象征的创造，在历史发展进程中的强化或弱化，都反映着一个国家民族关系的现状和发展趋势。

（龚永辉著《民族识别与民族理论的文化自觉》）

A．

B．

C．

D．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材料一：

就文学而言，“真实”是一个很奇怪的词语。在通行的文学标准中，“真实”只是最低级的文学形式。韦勒克在《文学理论》中谈到现实主义时认为，“现实主义的理论从根本上讲是一种坏的美学，因为一切艺术都是‘创作’，都是一个本身由幻觉和象征形式构成的世界”。“真实”从来都不是艺术的标准。但是，必须注意到，韦勒克所反对的“现实”和“真实”是就其最基本意义而言的，是指物理意义的现实和真实。“那儿有一朵玫瑰花”，这是物理真实，但这还不是文学。文学要求比物理真实更多的真实，“那儿是哪儿？庭院、原野、书桌？谁种的，或谁送的？那玫瑰花的颜色、形态、味道是什么样子？”这才进入文学的层面，因为关于这些会是千差万别的叙述。即使是非虚构写作，也只能说：我在尽最大努力接近“真实”。在“真实”的基础上，寻找一种叙事模式，并最终结构出关于事物本身的不同意义和空间，这是非虚构文学的核心。

非虚构文本并不排斥叙事性，相反，这也是它的必由之路。上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的美国出现了大量的非虚构作品，“一种依靠故事的技巧和小说家的直觉洞察力去记录当代事件的非虚构文学作品的形式”。非虚构文学融合了新闻报道的现实性与细致观察及小说的技巧与道德眼光——倾向于纪实的形式，倾向于个人的坦白，倾向于调查和暴露公共问题，并且能够把现实材料转化为有意义的艺术结构，着力探索现实的社会问题和道德困境。

一个最基本的逻辑是，只有在你声称自己是进行非虚构写作时，你才面临着“是否真实”的质疑，假借“真实”之名，你赢得了读者的基本信任，并因此拥有了阐释权和话语权。它使你和你的作品获得了某种道德优势，更具介入性、影响力和批判性。同样的题材，同样的人物故事，当以虚构文学面目出现的时候，读者可能会读出趣味、人性和某种幽深的意蕴；但当以非虚构面目出现的时候，这一趣味和人性叙述就更具现实感和迫近感，它打开一个内部场景，让读者从“旁观者”变为“剧中人”，从“品味把玩”变为“息息相关”。

非虚构文学，作为近几年才在国内被频繁提起的概念，总是容易被和虚构文学对立起来谈。作家一方面被吸引，因为它在短时间内引起的关注要大于虚构性文学，并且里面似乎包含着某种朴素且深远的品质；另一方面又有所疑惑，认为它与文学的本质，即虚构性——不相符合。但我认为，通往文学的道路有多条，好的文学作品总是能够挑战既有的文学概念，从而使我们对文学本质、文学与生活的关系进行新的思考和辨析。

（摘编自梁鸿《非虚构的真实》）

材料二：

从概念的严谨性来看，“非虚构写作”无疑有值得商榷之处，因为它似乎涵盖了虚构之外的所有文体。但倘若就目前已发表的一些作品来看，它又呈现出某些独特的文体特征。譬如，它与报告文学、纪实文学颇不相同，不追求事件记叙的完整性，不强调话语表达的公共性，也不崇尚主题意旨的宏大性，而是以非常明确的主观介入性的姿态，直接展示创作主体对事件本身的观察、分析和思考。同时，它又不同于一般的叙事散文，不仅拥有较长的篇幅，而且在突出其现场纪实性的过程中，多以理性的思考和辨析为主，少有感性的抒情和诗性的怀想。

抛开概念的学理性纠缠，依据我的阅读感受和思考，“非虚构写作”的最大魅力，在于当代作家对历史和现实的深度介入。这种介入，是积极主动的，是微观化的，是现场直击式的。譬如梁鸿的《中国在梁庄》和《梁庄在中国》，则以故乡梁庄作为考察坐标，通过田野调查的方式，记录梁庄的社会变化与存在的问题，也跟踪了梁庄人在全国各地谋生的艰辛与尴尬，并从中展示了作者对中国乡村现代化进程的独特反思。

无论是面对历史还是现实，“非虚构”所体现出来的这种现场式的介入性写作姿态，都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它改变了当代作家习惯蛰居书斋的想象性写作，激发了作家观察社会的兴趣，使作家能够带着明确的主观意愿或问题意识，深入某些具有表征性的社会现实领域，通过田野调查的手段，获取第一手资料，也获得最为原始的感知体验。同时，它还体现了作家对社会历史的研究意愿，以及对某种重要问题的深入思考。

现在，有不少作家仅仅通过媒介资讯了解社会，只是凭借既往的经验惯性来处理现实，由此导致很多作品因为“不接地气”而问题频仍。读这些作品，我们常常觉得很“隔”，用本雅明的话说是“经验的贫乏”。而“非虚构写作”的兴起，表明了作家们置身生活现场，开始积极地介入历史或现实内部，直面复杂的生存逻辑与伦理秩序，既展示自己的精神姿态和思想作为，也为人们了解中国社会的现代化进程提供独特的思考。

当然，这种以独特的现场感和真实感作为主要审美目标的写作，艺术性上有时会偏弱些。那些现实调查类作品尤其明显。毕竟，它们突出的是“实录”之后的分析和思考，彰显的是创作主体的特定感受和理性思索。但是，如果当代作家都能够抽出一些时间，亲身介入社会历史之中，进行一些必要的“非虚构写作”，我以为，这会为他们的虚构性写作提供巨大的帮助。

（摘编自洪治纲《“非虚构写作”的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