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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行图式宇宙论最直接的恶劣影响便是产生了所谓谶纬神学，但产生谶纬神学并不能代表这种系统论的真正影响。真正更为实在和更为长久的影响，是五行图式在中国社会思想和观念形态许多领域的渗透。这造成了许多貌似科学但实际荒谬的伪理论，它们历数千年而不衰，在公私生活中起作用，成了行为中和思想中的不自觉的范式、习惯。甚至在今日，时时还沉渣泛起。

这还不过是些外在现象，也许更重要的是这种五行图式宇宙论给人们心理结构上带来的问题。例如满足于这种封闭性的实用理性的系统，既不走向真正的科学的经验观察、实验验证，又不走向超越经验的理论思辨和抽象思维。中国的思维传统和各种科学长久满足和停步于经验论的理性水平，这一缺陷恐怕与这种早熟型的系统论思维也有关系。因为在这种系统论里，似乎把所有经验都安排妥贴了，似乎一切问题都可以在这系统中求得解决，从而不要求思维离开当下经验去做超越的反思或思辨的抽象以更深地探求事物的本质。所以，不是中国人缺乏抽象思辨的能力和兴趣，先秦的名家、墨辩证实了相反的情况，而是思维被这种经验系统束缚住、规范住了，成了一种既定的传统习惯和心理模式。

不仅如此，它还可能带来整个精神面貌和民族性格上的问题。这种宇宙图式具有封闭性、循环性和秩序性的特征。封闭性能给人们心理、性格以自我满足感。它可以表现为虚骄自大、固执保守，认为本系统内应有尽有、完整无缺、不必外求。循环论则否定真正的进化，向前只不过是复古，历史的演变不过是天道的循环。秩序性更带来所谓安分守己，听天由命，认为任何努力无不受既定秩序图式（天道）的限制和制约，自认已被规范在某种既定位置上和处在这个不能逃脱的图式网络中，“思不出位”，逆来顺受，培养奴性，不敢说“不”；个体价值完全从属于这个作为外在权威的超个性的普遍秩序，锁禁在这个封闭的组织网络中。周而复始很少变动的农业小生产，自给自足的封闭的自然经济，久远强固的宗法血缘的规范，则是维持这套宇宙观强大的现实基础。

然而，这种封闭、循环、讲求秩序的宇宙论系统图式又可以给人们心理以某些积极的东西。它一方面有排斥外物的封闭性，另一方面又可以有吸收消化外物以成长自己的宽容性和灵活性。又如，一方面是相信命定否认进化的循环论，另一方面，它又可以成为富有韧性、坚持奋斗的信念基础，中国人很少有真正彻底的悲观主义，他们总愿意乐观地眺望未来，即使是处在极为困难的环境里，他们也相信终究有一天会否极泰来。再如，上述秩序性使人保守怯懦、不敢冒险，另一方面又教育人们做事做人要照顾整体和把握全局，不走极端，以便取得整体的均衡，保持生活、身体、人际关系的和谐与稳定，从而个体也就可以在这系统中获得归属感，不致感到孤独、凄凉、荒谬、无依无着而需要皈依上帝。长处与弱点，优点与缺陷，就这样不可分割地糅合在一起，因此，应该对五行图式宇宙论做出二分法的进一步的具体的历史分析。当然，对今天的中国人来说，更重要的是去认识从而去冲决、打破这种封闭的传统、习惯和观念，而不是去强调保持和“发扬”而陷入折中主义和阿Q悲剧的尴尬境地。

（摘编自李泽厚《中国古代思想史论》）

在湖北省云梦县城关睡虎地11号秦墓中，出土了一批秦简，其中一部分竹简上记录的是秦国的法律，后整理出了《秦律十八种》。“环保条款”记录在其中的《田律》上，这部法律因此被看成是中国最早的“环保法”。《田律》中，除了前代规定的春季不准乱砍乱伐外，还有多条环保规定。其中有两条很新鲜，一是，规定不得堵塞河道，即“雍堤水”；二是，不是夏季不准焚烧草木灰当肥料，即“不夏月，毋敢夜草为灰”。特别是后一条，可以避免大气污染，减少雾霾天气。云梦秦简的《法律答问》中还提到，《秦律》规定，东方六国的人到秦国来，入秦时必须用火熏其车上的衡轭。为什么要这样做呢？官方的解释是：如果来人不处治马身上的寄生虫，虫子附着在车的衡轭或驾马的绳索上，就会被带到秦国来，所以必须用火来熏。这简直就是现代海关卫生检疫的雏形，环保的意图十分明显。

战国时期赵国著名思想家荀子，提出了“环保治国”理念。《荀子·王制》中曾专门谈及为王之道：“草木荣华滋硕之时，则斧斤不入山林，不夭其生，不绝其长也。”荀子将这种环保要求称为“圣王之制也”。比荀子早约四百年的齐国上卿管仲在任时倡导环保治国，称“为人君而不能谨守其山林菹泽草莱，不可以为天下王。”他根据春夏秋冬四个季节的不同环保要求，提出过环保“四禁”概念。据《管子杂篇》所记，其中“春禁”是：“无杀伐，无割大陵，倮大衍，伐大木，斩大山，行大火，诛大臣，收谷赋。”管仲这种环保观，不只提出了环保问题，还考虑到了民生。这种治国理念相当科学，齐国能成为“春秋五霸”之首，与此不无关系。

从史书记载来看，世界上最早的“环境保护部”诞生在中国。据清黄本骥编纂的《历代职官表》记载，中国古代早期的环保部叫“虞”。“虞”，既是机构名，又是官衔，其很大一部分职能与今天的环保部相同，但所管理的范围更大，山、林、川、泽的保护与治理，都是“虞”的职责。周代“环保部”编制更大，被进一步细化为山虞、川衡、林衡、泽虞等四个平行部门，“虞”是山林川泽资源保护的监督机构，“衡”是山林川泽资源保护的执行机构。这四个部门统统归“地官司徒”领导。其中，山虞的地位最高，美国学者埃克霍姆称之是世界上最早的“山林局”。秦汉时虞被“少府”替代，到三国之后，又恢复了“虞官”。唐、宋、明、清诸时期，朝廷均设有虞衡司，此司即“虞部”，属于最大“中央部委”工部的下属机构。

中国古代环保法令多以诏令、礼、律、禁令等形式下达。在古代，如果有不环保的行为或违犯“环保法”的，都要受到处罚。西周时期周文王的“伐崇令”规定“毋坏屋，毋填井，毋伐树木，毋动六畜，有不如令者，死无赦”。齐国的惩治条款比“伐崇令”更为严厉。《管子·地数》中说：“有动封山者，罪死而不赦。有犯令者，左足入,左足断；右足入，右足断。”这种为保护环境而剁断肢体的残酷惩罚，早在殷商时期已出现。《韩非子·内储说》有这样的记载，“殷之法，弃灰于公道者断其手”。进入封建社会后，历代对违犯“环保法”者同样也不轻饶。如在唐、宋两代，随便烧荒者一旦被抓到，要被判处古代五刑中的笞刑——“笞五十”；“伐毁树木”的，则以偷盗罪论处。历代在保护水源方面的规定也很多，如唐宋法律上都有规定，“有穿穴垣墙以出秽污之物于街巷，杖六十”。

(摘编自《我国古代已有“环保法”》)

30多年的飞速发展让中国物质财富有了巨大增长，不过我们也感受到了各种各样的困惑，最重要的是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之间的落差。在这样的前提下，特别需要寻求我们民族共有的价值观念。民族共有的核心价值观念不能是无源之水、无根之木，它离不开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它必须既能够包含大家公认的价值，又能够承接我们自己的悠久传统。

中国传统文化的资源异常丰富，家训、家教、家风就是极具价值的一个系列。《大学》里提倡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家”正是个人与国家、社会之间最重要的连接点。每个人都是由“家”走入社会的。毫无疑问，良好的家风、家规、家教对一个人的道德水平、审美标准、操守品行，乃至生活习惯的形成，有着无可替代的重要性。社会由个人组成，家风是社会风气的基础。良好家风的形成必须靠家教。不幸的是，我们今天已经不自觉地将“教育”窄化为“学校教育”，以为“学校教育”就是“教育”的全部。我们并没有将“家教”安置在“教育”的重要位置上。在这种语境下，“家教”甚至成了校外补课的同义词。这难道不让人担忧吗？曾国藩晚年在《与弟书》中写道：“子弟之贤否，六分本于天生，四分由于家教。”我们真应该三思其言。

在传统中国，几乎每家、每族、每姓都有自己的家训，通常在汇聚族人祭祀祖先时，由族中长老领诵，敬谨恭读，这就让族中子弟从小耳濡目染。可惜的是，这一优良传统曾经被我们自己摧毁并且遗忘；可喜的是，近年来，它已经在民间复苏并且复兴。凝聚着祖先智慧的教诲、训诫，又重新在子孙后代的耳畔响起，滋润着他们的心田，培育着良善的种子。

以我们吴越钱氏为例，近年已经恢复了祭祖时奉颂《钱氏家训》的仪式。为了便于今人记诵，古老的《钱氏家训》采用了新的形式，分为“个人”“家庭”“社会”“国家”四章。“个人”章强调“心术不可得罪于天地，言行皆当无愧于圣贤”；“家庭”章强调“内外门闾整洁，尊卑次序谨严”，“父母伯叔孝敬欢愉，妯娌弟兄和睦友爱”，强调要慎终追远，教化后人；“社会”章强调“信交朋友，惠普乡邻，恤寡矜孤，敬老怀幼”；“国家”章强调“执法如山，守身如玉，爱民如子，去蠹如仇”等等。

类似的“家训”不仅是每个家族的财富，也是社会的财富。“家教”不仅关乎每个家族的子弟，也关乎社会整体。良好的“家风”，非常有助于构建和谐社会。

今天，我们应该认识到，教育不等同于教养，文化不等同于文明。教育必须体现为教养，文化必须落实为文明，才有真实的价值与意义，否则一切都是虚无缥缈的空中楼阁，都是令人怀疑的。从教养、文明的角度看，家训、家教、家风的地位和作用，就更加不言自明、毋庸置疑了。

（摘编自钱文忠《寻求民族共有的价值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