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文学作品在艺术价值上有高低的分别，鉴别出这高低而特有所好，特有所感，这就是普通所谓趣味。辨别一种作品的趣味就是评判，玩索一种作品的趣味就是欣赏，把自己在人生自然或艺术中所领略的趣味表现出来就是创造。趣味对于文学的重要于此可知。文学的修养可以说就是趣味的修养。趣味是一个比喻，由口舌感觉引申出来的。它是一件极寻常的事，却也是一件极难的事。虽说“天之口有同嗜”，而实际上“人莫不饮食也，鲜能知味”。它的难处在没有固定的客观的标准，而同时又不能完全凭主观的抉择。说完全没有客观的标准吧，文章的美丑犹如食品的甜酸，究竟容许公是公非的存在；说完全可以凭客观的标准吧，一般人对于文艺作品的欣赏有许多个别的差异，正如有人嗜甜，有人嗜辣。在文学方面下过一番工夫的人都明白文学上趣味的分别是极微妙的，差之毫厘往往谬之千里。极深厚的修养常在毫厘之差上见出，极艰苦的磨练也常在毫厘之差上做功夫。

不仅欣赏，在创作方面我们也需纯正的趣味。每个作者必须是自己的严正的批评者。他在生命布局遣词造句上都须辨析锱铢，审慎抉择，不可有一丝一毫的含糊敷衍。他的风格就是他的人格，而造成他的特殊风格的就是他的特殊趣味。一个作家的趣味在他的修改锻炼的功夫上最容易见出。西方名家的稿本多存在博物馆，其中修改的痕迹最足发人深省。中国名家修改的痕迹多随稿本淹没，但笔记杂著中也偶可见一斑。

一个人在创作和欣赏时所表现的趣味，大半由资禀性情、身世经历和传统习尚等三个因素决定。这三者都是很自然地套在一个人身上的，不轻易能摆脱，而且它们的影响有好有坏，也不必完全摆脱。我们应该做的工夫是根据固有的资禀性情而加以磨砺陶冶。扩充身世经历而加以细心的体验，接收多方面的传统习尚而求截长取短，融会贯通。这三层工夫就是普通所谓学问修养。纯恃天赋的趣味不足为凭，纯恃环境影响造成的趣味也不足为凭，纯正的可凭的趣味必定是学问修养的结果。

（摘编自朱光潜《文学的趣味》，有删改）

材料二：

朱光潜深爱文学，重视文学趣味。他曾撰写《文学的趣味》《谈趣味谈读诗与趣味的培养》《文学上的低级趣味》等系列文章，反复探讨文学趣味的意义和价值。他说：“辨别一种作品的趣味就是评判，玩索一种作品的趣味就是欣赏，把自己在人生自然或艺术中所领略的趣味表现出来就是创造。趣味对于文学的重要于此可知。文学的修养可以说就是趣味的修养。”他甚至认为，读文学作品，别说全篇易见出趣味的高下，即便一章一句的欣赏也大可见出一个人的文学趣味，好比善饮酒者能敏感鉴别一杯酒，就能敏感鉴别一切的酒，“趣味其实就是这样敏感。离开这一点敏感，文艺就无由欣赏，好丑妍媸就变成平等无别”。

在朱光潜看来，文学创作和欣赏需要具备敏锐的美丑鉴别力，否则就会有低级趣味，“所谓‘低级趣味'，就是当爱好的东西不会爱好，不当爱好的东西偏特别爱好”。他撰写《文学上的低级趣味》上下篇，从“作品内容”和“作者态度"两个方面，对当时流行文学的十大弊病逐一痛加针砭。关于作品内容的五病有：侦探故事，色情描写、黑幕表现、风花雪月的滥调、口号教条；关于作者态度的五病有：无病呻吟、油腔滑调、党同伐异、道学冬烘、涂脂抹粉。这里所谈文学上的低级趣味，绝大多数易于理解，无须赘述，此处仅就侦探故事一点稍加阐释，以斑窥豹。

人生来就有好奇心，因此爱好侦探故事既符合人的天性，也给人带来乐趣。不过，离奇的故事、紧张的情节多半只是文学作品中的粗浅部分。文学之所以成为文学，关键在能写出真切的境界、生动的人物和深挚的情致。如能真正欣赏文学，一定要超越原始的好奇心，去探寻文学家对于人生世相的洞悉和观照，以及他们表达这种洞悉和观照的艺术技巧。优秀作品里的故事多半像树枝竹条搭成的花架，用处只在撑起一园生气蓬勃、锦绣灿烂的藤葛花卉。创作和欣赏文学作品，如果只求故事而不见其他，就像看到花架而忘记架上鲜艳而芬芳的花，实有郑人买椟还珠之憾。

文学有不同风格和流派，各有不同的趣味与境界。朱光潜认为，不论是一个作家或一个时代的文学，都前有所承，后有所发，即都有其“源流”，都有一个绵延贯通的生命史。后一代继承前一代风气，自是一脉相传不用说，就是后一代反抗前一代风气，反抗的根脉也源于前一代。这样由古而今，看出承前启后的道理；再由今而古，见出推陈出新的缘由，我们就能喜好某一派别而又欣赏与其对立的风格。热衷浪漫派者而能见出现实主义的妙处，笃爱“苏辛”豪放词者而能领略“温李"婉约派的情韵，我们的文学趣味就从偏执走向不偏，从而“能凭空俯视一切门户派别"。这表明，趣味虽难以争辩，具有主观性，但可以通过修养，从狭窄走向宽阔，提升其衡量优秀作品的客观性。这个意义上，文学标准是修养出来的纯正趣味。

（摘编自钱念孙《朱光潜：提升文学的趣味和境界》、有删改）

材料一：

杜甫看过唐代舞蹈名家公孙大娘舞剑，写下了有名的句子：“耀如羿射九日落，矫如群帝骖龙翔。来如雷霆收震怒，罢如江海凝清光。”这四句描写舞蹈的形容，写“闪光”，写“速度”，写爆炸的“动”，写收敛的“静”。

这位公孙大娘的舞蹈，正是使张旭领悟狂草笔法的关键。张旭当然从书法入手学习，但是使他有创作美学领悟的却是舞蹈。

杜甫看了公孙大娘舞剑，也看了张旭狂草，他在《饮中八仙歌》里写张旭醉后的样子：“张旭三杯草圣传，脱帽露顶王公前，挥毫落纸如云烟。”《新唐书·艺文传》里对张旭书写时的描述，也许更为具体传神：“嗜酒，每大醉，呼叫狂走，乃下笔，或以头濡墨而书。既醒，自视以为神，不可复得也。”

“酒”成为狂草的触媒，使唐代的书法从理性走向癫狂，从平正走向险绝，从四平八稳的规矩走向背叛与颠覆。张旭、怀素被称为“颠”张“狂”素，颠与狂，是他们的书法，也是他们的生命调性，是大唐美学开创的时代风格。

杜甫诗中谈到张旭“脱帽露顶”，似乎并不偶然。同时代诗人李颀的《赠张旭》也说到“露顶据胡床，长叫三五声”。“脱帽露顶”常被解释为张旭不拘礼节，不在意同席的士绅公卿。但是“脱帽露顶”如果呼应着《新唐书》里“以头濡墨”的具体动作，张旭的狂草，或许是要摆脱一般书法窠臼，反而应该从更现代前卫的即兴表演艺术来做联想。

唐代的狂草大多看不见了，“以头濡墨”的淋漓迸溅，或留在寺院人家的墙壁上，或留在王公贵族的屏风上，墨迹斑斑，使我想起克莱因（注：克莱因，法国艺术家）在20世纪60年代用人体律动留在空白画布上的蓝色油墨。少了现场的即兴，这些作品或许也少了被了解与被收存的意义。如果张旭书写时果真“以头濡墨”，他在酒醉后使众人震撼的行动，并不只是“书写”，而是解放了一切拘束、彻底酣畅淋漓的即兴。“以头濡墨”，是以身体的律动带起墨的流动、泼洒、停顿、宣泄，如雷霆爆炸之重，如江海清光之静。张旭的“狂草”才可能不以“书法”为师，而是以公孙大娘的舞剑为师，把书法美学带向肢体的律动飞扬。

颠张狂素，像久远的传奇，他们的“颠”“狂”似乎无法、也不计较坚持留在轻薄的纸绢上，他们的墨痕随着历史岁月，在断垣残壁上漫漶斑驳，消退成废墟里的一阵烟尘，供后人臆测或神往。

颜真卿在现代人的心目中是唐楷的典范，恭正大气，但是颜真卿曾向比他年长的张旭请益书法，刻石本的“裴将军诗”或许可以看到颜真卿与张旭的承续关系。他们的“狂草”里也并不刻意避忌楷体行书，几乎是用汉字交响诗的方式出入于各种形体之间。

怀素也曾经向颜真卿请益书法。从张旭到颜真卿，从颜真卿到怀素，唐代狂草的命脉与正楷典范的颜体交相成为传承。

（摘编自蒋勋《狂草——颠与狂的生命调性》）

材料二：

书法与舞蹈历来被称为“姊妹”。宗白华先生在《美学散步》一书中提出：“中国的绘画、戏剧和中国另一特殊艺术——书法，具有共同的特点，这就是它们的里面都贯穿着舞蹈的精神，由舞蹈的动作显示虚灵的空间。”

舞蹈家在舞台上翩跹的身影恰似书法家手中飞舞的笔墨，舞蹈家与书法家通过人心、身体协调的内外运动，将种种情感波澜表现在舞动的身姿和飞动的笔墨之中，使观赏者进入审美境界。

舞蹈与书法同属视觉艺术，也同属表演艺术。舞蹈的表演是艺术展现的最终目的，它会随演即逝，而书法的表演只是一个过程，最终目的是展现书法作品，书法作品是不会消失的。书法家表演（即创作）的过程，也与舞蹈一样，非常精彩、优美。

书法中的横、竖、撇、捺、提、折等具体点画，和舞蹈中一些公认的手、足、头的姿态一样，都来自于动作过程的一个平衡的瞬间。王朝闻先生在《门外舞谈》中认为，中国书法的点画与古典舞蹈的动作存在着“一种形式方面的联系”。他说：“这种联系的事很多。例如‘一’字在用笔方面的特点——下笔与收笔所显示的如意（侧卧着的S），与舞蹈的出手——欲右先左和欲左先右的过程多么接近。”尤其行书和草书的造型变化以及运动迁转，与舞蹈有更多的相似处。

唐代著名书法家张旭的草书《古诗四帖》那“神虬腾霄”的气势、“旋风骤雨”的动态“夏云出岫”的变幻、“奔蛇走虺”的线条、“回环圆转”的体势，综合起来，立即会使人想到杜甫《观公孙大娘舞剑器》诗中对剑舞的描写：“耀如羿射九日落，矫如群帝骖龙翔。来如雷霆收震怒，罢如江海凝清光。”传说张旭草书即从公孙大娘剑舞的淋漓顿挫的气势和节奏中以及浓郁豪荡的神韵里汲取灵感，得其神，自此草书长进，传为佳话。今天，公孙大娘的剑舞早已失传，但我们却从张旭的草书中看到了她那优美的舞姿。

中国书法艺术与舞蹈虽是两种艺术门类，但它们的审美属性可以说是相通的，审美学家研究的是二者内在的审美共性。20世纪80年代，某些国内外的书法家和舞蹈家曾尝试将书法与舞蹈合为一体，演员的舞蹈动作配合幕布背景上变幻的书法作品，编排了“墨舞”剧目，在美国和国内演出过，受到了一定的好评。舞蹈艺术的动态存在于表演过程中，而书法艺术的流动表现已经凝固在线条中，正如郑诵先生所说：“舞蹈是动态的书法；书法是婀娜多情的舞姿。”

（摘编自《墨乐之韵——李斌权音乐书法研究》）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材料一：

家庭在西洋是一种界限分明的团体。如果有一位朋友写信给你说他将要“带了他的家庭”一起来看你，他很知道要和他一同来的是哪几个人。在中国，这句话含糊得很。在英美，家庭包括他和他的妻以及未成年的孩子。如果他只和他太太一起来，就不会用“家庭”。在我们中国“阖第光临”虽则常见，但是很少人能说得出这个“第”字究竟应当包括些什么人。

提到了我们的用字，这个“家”字可以说最能伸缩自如了。“家里的”可以指自己的太太一个人“，家门”可以指伯叔侄子一大批；“自家人”可以包罗任何要拉入自己的圈子，表示亲热的人物。自家人的范围是因时因地可伸缩的，大到数不清，真是天下可成一家。

为什么我们这个最基本的社会单位的名词会这样不清不楚呢？在我看来却表示了我们的社会结构本身和西洋的格局是不相同的，我们的格局不是一捆一捆扎清楚的柴，而是好像把一块石头丢在水面上所发生的一圈圈推出去的波纹，愈推愈远，也愈推愈薄。每个人都是他社会影响所推出去的圈子的中心。被圈子的波纹所推及的就发生联系。每个人在某一时间某一地点所动用的圈子是不一定相同的。

我们社会中最重要的亲属关系就是这种丢石头形成同心圆波纹的性质。亲属关系是根据生育和婚姻事实所发生的社会关系。从生育和婚姻所结成的网络，可以一直推出去包括无穷的人，过去的、现在的和未来的人物。我们俗语里有“一表三千里”，就是这个意思，其实三千里者也不过指其广袤的意思而已。这个网络像个蜘蛛的网，有一个中心，就是自己。我们每个人都有这么一个以亲属关系布出去的网，但是没有一个网所罩住的人是相同的。在一个社会里的人可以用同一个体系来记认他们的亲属，所同的只是这体系罢了。体系是抽象的格局，或是范畴性的有关概念。当我们用这体系来认取具体的亲亲戚戚时，各人所认的就不同了。我们在亲属体系里都有父母，可是我的父母却不是你的父母。再进一步说，天下没有两个人所认取的亲属可以完全相同的。兄弟两人固然有相同的父母了，但是各人有各人的妻子儿女。因之，以亲属关系所联系成的社会关系的网络来说，是个别的。每一个网络有个“己”作为中心，各个网络的中心都不同。

在这种富于伸缩性的网络里，随时随地是有一个“己”作中心的。这并不是个人主义，而是自我主义。自我主义并不限于拔一毛而利天下不为的杨朱，连儒家都该包括在内。杨朱和孔子不同的是杨朱忽略了自我主义的相对性和伸缩性。他太死心眼儿，一口咬了一个自己不放；孔子是会推己及人的，可是尽管放之于四海，中心还是在自己。子曰：“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这是很好一个差序格局的譬喻，自己总是中心，像四季不移的北斗星，所有其他的人，随着他转动。

在我们乡土社会里，不但亲属关系如此，地缘关系也是如此。现代的保甲制度是团体格局性的，但是这和传统的结构却格格不相入。在传统结构中，每一家以自己的地位作中心，周围划出一个圈子，这个圈子是“街坊”。有喜事要请酒，生了孩子要送红蛋，有丧事要出来助殓、拾棺材，是生活上的互助机构。可是这不是一个固定的团体，而是一个范围。范围的大小也要依着中心的势力厚薄而定。有势力的人家的街坊可以遍及全村，穷苦人家的街坊只是比邻的两三家。这和我们的亲属圈子是一般的。像贾家的大观园里，可以住着姑表林黛玉，姨表薛宝钗，后来更多了，什么宝琴、岫烟，凡是拉得上亲戚的，都包容得下。可是势力一变，树倒糊狲散，缩成一小团。到极端时，可以像苏秦潦倒归来，“妻不以为夫，嫂不以为叔”。中国传统结构中的差序格局具有这种伸缩能力。在乡下，家庭可以很小，而一到有钱的地主和官僚阶层，可以大到像个小国。中国人也特别对世态炎凉有感触，正因为这富于伸缩的社会圈子会因中心势力的变化而大小。

（摘编自《乡土中国·差序格局》，有删改）

材料二：

微信是基于熟人关系而连接起来的社交平台，它使得人群在网络社交空间中相互联系，这种联系以不同的微信圈层为代表，形成一个个相互独立又互有交集的“网络社交圈子”。所谓微信圈层，是个人或者组织以现实中的血缘、地缘、学缘、业缘、趣缘等为熟人关系，以“己”为中心，以信息交互、情感沟通等为目的而建立起来的网络聚合社交空间。微信圈层迎合了人们多样化的社交需求，其呈现了一种公域与私人、现实与虚拟、线上与线下混杂互嵌的“网络差序格局”移动场景，也由此开启了新型社交互动方式。

在费孝通先生的“差序格局”理论中，社会圈子具有很强的伸缩能力，在乡下，家庭的社交圈子可以很小，而一到有钱的地主和官僚阶层，社交圈子可以大到像个小国，中国人也特别对世态炎凉有感触，正因为这富于伸缩的社会圈子会因中心势力的大小而变化，这种伸缩能力简单概括就是“推”。同样的，在差序格局影响下，微信圈层亦如波纹一般向外“推出”大大小小不同类型的“微信社交圈子”。微信圈层大致可以分为两种类型：一是原生圈层，是对固有传统社会关系进行巩固的圈层，称之“血缘、地缘”圈层；二是拓展圈层，是通过广泛的社交而新组建的圈层，称之为“学缘、业缘、趣缘”圈层。

作为圈子中心的“己”通过个人努力和其他影响力而扩大圈子，以赢得更多的社会资源，费孝通先生在论述具有很强伸缩能力的“社会圈子”时，特意突出伸缩能力的大小是依据圈子中心，也就是“己”的实力而定，可以说个人圈子的范围取决于个人实力的大小，在微信圈层中，人际交往的圈子不再受地域、空间的阻隔，打破了传统社会人口不流动的禁锢，辐射范围大大扩大，“推”的范围随着个人外地求学、异地工作、兴趣相投等机遇而不断向外延伸。……这些微信圈层相互交友，不断重叠，但都是以“己”为中心，不断拓展出去，具有很强的伸缩性。

（摘编自方楠《互联网时代的“新差序格局”》，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