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今年全国两会期间，很多文化界代表、委员不约而同地谈到了国风国潮和文创产品的流行现状，并提出了新的方案和设想，反映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越来越受到关注和重视。随着国风国潮受到普遍欢迎，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关的文创产品势必迎来更好的发展。而这些文创产品为什么能火爆出圈呢？

首先，重在文化创意。以2020年前后河南博物院推出的文创新品“考古盲盒”为例，把时下流行的“盲盒”概念和文物结合，带玩家在微型考古现场沉浸式体验考古的乐趣，实现了一加一大于二的效果。我们都知道，考古很重要的一个环节就是发掘遗物、遗迹，这个过程本身就是在探索未知，一铲子下去会挖到宝还是一无所获不得而知。这和市场上流行的潮玩“盲盒”的特征不谋而合，在万物皆可“盲”的市场环境下，“考古”与“盲盒”的结合简直是珠联璧合。“考古盲盒”的流行不仅让考古知识以及重要“文物”走进寻常百姓的生活，为静置在博物馆中的文物带来新生，促进中华文明的传承，而且还有效扭转了“盲盒”市场乱象，提高了“盲盒”的文化价值。优秀的文创产品，不是“打卡式”地生产，而是要打开思路，将文化元素进行整合与重组，在保证其文化元素不变味的基础上进行衍生与再创作。

其次，借力文旅融合。随着文旅融合的高质量发展，以文塑旅、以旅彰文的形势不断向好。各大景区尤其是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纷纷在文创方面发力，带动了文创产品的消费。兵马俑摆件、象棋、书签、耳环，三星堆青铜面具冰激凌、青铜器图案口罩等等，受到广大游客的追捧。作为世界文化遗产，旺季时长城一天的游客量就达数万人，一句“不到长城非好汉”吸引了无数国内外游客到此打卡。长城文创早已成为一个响当当的品牌，已陆续推出爱国系列、励志系列、真我系列、节日系列等文创产品，将长城所代表的历史印记、文化自信、民族精神融汇发扬。

各级各类博物馆、美术馆、图书馆、文化馆、群众艺术馆、纪念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及其他文博单位通过文物普查等方式加强文化资源的梳理、发掘与开放，促进资源、创意、市场共享；发挥各类市场主体作用，与社会力量深度合作，打造文化创意品牌；通过跨界融合等提升文化创意产品开发水平，加强文化创意品牌建设和保护，不断推出出图精品，引领国风国潮。

（摘编自鲍建强《文创产品的出图密码何在》光明日报2022年03月）

材料二：

近日，文化和旅游部等8部门联合印发的《关于进一步推动文化文物单位文化创意产品开发的若干措施》指出，要坚持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实现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相统一，鼓励开发兼具艺术性和实用性、适应现代生活需要、符合市场消费需求的文化创意产品，再次强调了文创产品开发要有文化味，更要保证质量。

近年来，文创产品市场规模不断扩大，不时可见遮住表面图案便毫无差别的卡片式U盘、印上名画扫描图就溢价数倍的明信片……质量低劣、缺乏创意，反映出产品开发者借“文化”之名、行赚“快钱”之实的心理。文创产品尽管有较高的文化附加值，但首先是一种商品，质量是其底线，不论是文化文物单位，还是其他文创产品开发主体，都不能把“文化”当成产品质量低劣的“挡箭牌”。

文化文物单位要严选合作对象，竭力确保文创产品质量。与品质有保障的老字号或者大品牌公司“跨界”合作是一个有效办法，文化单位提供文化元素授权，企业则用精湛的技艺提供产品，二者强强联合，既增加了产品的文化附加值，又保证了产品质量。

同时，盗版问题严重困扰着文创产品的开发者和消费者，严格监管、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势在必行。对文创产业出现的侵权盗版、胡乱授权等现象，政府和监管部门要“重拳出击”、严厉打击，这既是对开发者创作热情的保护，也是对消费者正当权益的维护，更是市场长期良性发展的前提。

（摘编自黄敬惟《文创产品：重“文”也要重“质”》人民日报海外版2021年10月）

材料三：

以博物馆、美术馆、图书馆、公园等为代表的文创生态发展与消费者的需求紧密相连。基于需求侧的中国文博文创消费调研报告中指出，消费者偏爱美食、饰品、文具等轻型文创产品，注重文创产品的“美、趣、品”。在购买文创产品时首先考虑的是品质、设计和趣味、历史感、美感和品位，而对价格便宜、生活实用的重视程度并不高。这表明相比市场上的普通商品，百姓对于文化文物单位文创的期许相对更高，在购买心理上更偏向于文化价值与创意价值，以追求更美、更有趣、更有品质的生活。

实体商店体验整体良好，商品展陈和服务是短板。消费者逛完文化文物单位的文创店后，对文创店的整体感受是75.1分，对店内商品的整体感受是75.5分，这个分值的含义是“还可以”“还可以更好一些”。而“商品展陈和导购服务让人舒服，购物体验好”的得分只有68.5，说明文化文物单位商店在空间氛围营造、购买体验与便利性上还应不断进行提升。

科技与文创融合前景看好。35岁以下的青年群体是虚拟文创的活跃人群，他们对各类高科技文创产品的兴趣非常高。常见的六类虚拟文创中，消费者更偏爱“清明上河图3.0”版为代表的科技互动展演和4D／5D体验影厅这种现场体验类科技展演活动。手机端的虚拟文创产品的整体偏好度也比较高，以博物馆掌上APP为代表的智慧博物馆最受青睐。“科技＋文创”是今后发展的不二选择。

以博物馆为代表的传统文化是文博文创产品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创意源泉，中国百姓对于日用消费品的品质提升需求与对生活美学的重视是文博文创产品走入寻常人家的核心驱动。面对文博文创发展的蓝海，从消费者需求出发进行思考，才能做到对象化供给与精准化传播。

（摘编自《文化文物文创产品消费需求的九大特征》）

材料一：

由《人民文学》发起的非虚构写作的倡导，得到了社会广泛的响应，有一批作家积极参与其中，陆续推出了自己的非虚构作品。非虚构写作的兴盛，对报告文学造成了强大的冲击，消解着报告文学的主体地位。首先是报告文学的受众接受度远不及非虚构写作。黄灯的《一个农村儿媳眼中的乡村图景》在网上首发阅读量就超过了10万，这种高阅读量就报告文学单部作品来说完全没有可能达到，二者受众接受度的差距一目了然。其次是在社会关注度上有冷热之分。非虚构写作总是在不断地制造出各种社会热点话题，引起全民的关注，并且延伸成为研究的课题，成为当下学术研究的聚焦点。再次是非虚构写作对现实的介入性在广度上超越了报告文学。非虚构写作将一切以现实元素为背景的写作都收入旗下，体现出一种开放性和亲历性。在非虚构写作潮流中，“野生的写手”遍地开花，体现了大众的参与性。由于是切身的经历与感受,情感和文字表达更具有强烈的感染力。这种普泛的介入性和可触的现实感是专业化写作的报告文学难以做到的，而这种切近生命感同身受的体验也更具有“带入性”，容易引发受众的共鸣。

除外部因素的影响外，报告文学目前面临的最大挑战来自自身。与非虚构作品越来越理直气壮形成鲜明对照的是，报告文学近年来显得有些失了底气，因为不论是报告文学作家，还是报告文学的研究者，正在失去对报告文学这一文体的充分自信，而文体自信的丧失正掣肘着报告文学这一文体的存续发展。

（摘编自蔚蓝《报告文学与非虚构写作的维度差异》）

材料二：

在“非虚构”并未流行之时，评论家们便已预言报告文学的消亡。理由也似乎十分充分：一是报告文学没有像小说、诗歌那样深广的传统根基，在急剧变化的社会环境下已经无法生存；二是既“报告”又“文学”的作品既会伤害报告又会伤害文学。第一点理由逻辑上便已经不能自洽，如果报告文学因为没有深广的传统根基便沦入消亡，那么同样为舶来品的“非虚构”又如何有信心在此间驻足。虽然报告文学是舶来之物，但在本土语境中并没有出现水土不服的现象，也是事出有因：报告文学既是写实传统的赓续，也是述史传统的现代表达。第二点理由又恰恰是报告文学的魅力所在，所言“伤害”不如说是一种周全，报告文学既有其报告性(新闻性)，又有其文学性，这也是报告文学区别于新闻纪实、小说、散文等体载而独立门户的原因。

在和平年代及“非虚构”挑战下，报告文学是否已经丧失内在活力，这一质疑也似乎成为报告文学给“非虚构”让位的理由之一。马泰·卡林内斯库的《现代性的五副面孔》中说：“审美现代性意味着宏大叙事的解构，意味着平面化、琐细化、去深度。”这似乎预示承载着认识功能、教育功能的报告文学注定要被狂欢的现代主义抛弃。但现实是优秀报告文学作品的题材却呈现着多样姿态，如张子影的《试飞英雄》关注中国空军试飞员的忠诚无畏，纪红建的《乡村国是》记录脱贫攻坚的累累硕果。赵遐秋的《中国现代报告文学史》里说：“伟大的时代需要优秀的报告文学，优秀的报告文学产生于伟大的时代，正是伟大的时代推动了报告文学的发展。”在远离战火和号角的和平时代，仍有着不见硝烟的伟大，仍有着激荡卓越的不凡。报告文学在快餐化、娱乐化、媚俗化的文学生态格局中更显出严肃的庄重、真诚的悲悯。在解构的狂欢之中，报告文学将情感宣泄的碎片捡起，力图重新建构出深广和完整的时代面貌。

实际上，在现代主义的狂欢之下，焦虑感如影随形，人们比以往更加渴望生活的真实、生命的真实。但那些碎片化的信息、只言片语的评论，常常遮蔽真实，曲解真实。2019年年初咪蒙团队所写的“非虚构”作品《一个出身寒门的状元之死》被指造假，撕破了“非虚构”的堂皇。这时，长于个人经验叙事引起大众共鸣的“非虚构”应该意识到，自己的敌人并非报告文学，两者之间并非“鱼与熊掌不可兼得”的关系。借助新媒体蓬勃发展的“非虚构”为独立性摇旗，暗合现代主义“忠于当下鲜活的个人经验”的命题；但这也意味着在某些时候，“非虚构”极力逃离主流，刻意回避积极,从而陷入消极悲观等情绪之中，借渲染以共情，点燃更广的社会负面情绪，而报告文学却常可“以光明的心地和远大的眼光”安抚个人的焦虑和不安。

从“非虚构”的发展之中，报告文学也应取其长处，躬亲自省。在宏大叙事之中如何避免陷于“言不及物”的尴尬境地，以及在媚俗和颓废猖獗的名利场中如何自持，这是新的挑战，也是新的机遇。无法引起共鸣的“言不及物”的尴尬，一来可能是因为大而空的书写内容无法切中肯綮，二来可能是呆板滞塞的书写方式不够形象生动。这两点恰恰丢失了报告文学新闻性和文学性并重的文体原则。“非虚构”的警钟敲响，正是报告文学的自救契机。介入生活，落到实处，宏大而不夸张，载道而不说教，回归初心和本真。

（摘编自丁佳雯《在“非虚构”挑战下的报告文学》）

材料一：

以人情来解读中国日常社会，首先意味着这个社会的现实基础是家庭或者亲人。中国传统社会是一个以家、族、宗及村落所形成的网络社会，聚族而居构成了网络社会中的成员的血缘和地缘关系，通常叫做“乡亲们”。当然，有血缘和地缘的关系并不因此互相之间就没有矛盾或者冲突，但因为该网络突出了人情的重要性，从而使得矛盾与冲突发生的方式发生改变，比如不能正面冲突或公然决裂，而是面和心不和，彼此有很多积怨，但不到万不得已，始终维持着表面和谐。“亲情”的意思不适用于宗亲以外的人际关系，所以从更广泛的意义上讲，“人情”就更为适合于表达更多场景中的关系运行。人情，作为中国社会的现实基础，还具有更加一般性的含义，用来表达中国人对世态或者人世间的认知，比如天理人情、风土人情、人情世故等。总之，所谓“人情”是对中国人人性、人格与关系的基本理解。

人情处于地方网络中，也可以合并起来叫做“人情网”，这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前提条件就是这张网的相对稳定性。当然，从实际情况来看，人情网越封闭越好，因为在此网中所发生的人情必须要有回报，虽然这个回报无法预期，但不能没有。一旦一种交往中的助人行为不是人情的意思，那么我们就必须换做其他概念来表达，比如捐助、施舍或者慈善。所以人情一定要有针对性的回报，谁报答谁，谁欠谁，都很清楚。正因为人情网比较稳定，因此如果一个人情这辈子还不了，也可以下一代来偿还。如果人情网不那么稳定，其中的成员处于社会流动中，也就是说，需要报答的人或者欠人情的人都离开了，那么人情运行也就解体了。当然，作为一种文化观念，在现代社会，人群的确发生了比较大的社会流动。这个时候，我们就得看一看家乡观念或者原有的网络是否还存在。如果是存在的，那么一个人或一个家庭虽然整年都在外面流动，比如打工、上学或移居城市，但他在一些特定的时候还是要回到家乡，比如春节的含义就非常重大，这是中国人回家的日子。很多情况下，无论一个人流动到多远的地方，他都会在春节之日回到他的家乡，那里有他的父老乡亲，也有“拜年”活动，人情网中的成员都需要通过此时段的人情往来来稳定其网络。如果一个移居外地者，无论如何都不再回到家乡，那么就等于宣告这里的人情没有了。

（摘编自翟学伟《中国人的人情与面子》）

材料二：

血缘是稳定的力量。在稳定的社会中，地缘不过是血缘的投影，不分离的。“生于斯，死于斯”把人和地的因缘固定了。生，也就是血，决定了他的地。世代间人口的繁殖，像一个根上长出的树苗，在地域上靠近在一伙。地域上的靠近可以说是血缘上亲疏的一种反映，区位是社会化了的空间。我们在方向上分出尊卑：左尊于右，南尊于北，这是血缘的坐标。空间本身是混然的，但是我们却用了血缘的坐标把空间划分了方向和位置。当我们用“地位”两字来描写一个人在社会中所占的据点时，这个原是指“空间”的名词却有了社会价值的意义。这也告诉我们“地”的关联派生于社会关系。

在人口不流动的社会中，自足自给的乡土社会的人口是不需要流动的，家族这社群包含着地域的涵义。村落这个概念可以说是多余的，儿谣里“摇摇摇，摇到外婆家”，在我们自己的经验中，“外婆家”充满着地域的意义。血缘和地缘的合一是社区的原始状态。

亲密的血缘关系限制着若干社会活动，最主要的冲突和竞争；亲属是自己人，从一个根本上长出来的枝条，原则上是应当痛痒相关，有无相通的。而且亲密的共同生活中各人互相依赖的地方是多方面和长期的，因之在授受之间无法分一笔一笔的清算往回。亲密社群的团结性就倚赖于各分子间都相互的拖欠着未了的人情。在我们社会里看得最清楚，朋友之间抢着回帐，意思就是要对方欠自己一笔人情，像是投一笔资。欠了别人的人情就得找一个机会加重一些去回个礼，加重一些就在使对方反欠了自己一笔人情。来来往往，维持着人和人之间的互助合作。亲密社群中既无法不互欠人情，也最怕“算账”。“算账”“清算”等于绝交之谓，因为如果相互不欠人情，也就无需往来了。

社会生活愈发达，人和人之间往来也愈繁重，单靠人情不易维持相互间权利和义务的平衡。于是“当场算清”的需要也增加了。货币是清算的单位和媒介，有了一定的单位，清算时可以正确；有了这媒介可以保证各人间所得和所欠的信用。“钱上往来”就是这种乐意当场算清的往来，也就是普通包括在“经济”这个范围之内的活动，狭义的说是生意经，或是商业。

从街集贸易发展到店面贸易的过程中，“客边”的地位有了特殊的方便了。寄籍在血缘性地区边缘上的外边人成了商业活动的媒介。村子里的人对他可以讲价钱，可以当场算清，不必讲人情，没有什么不好意思。所以依我所知道的村子里开店面的，除了穷苦的老年人摆个摊子，等于是乞丐性质外，大多是外边来的“新客”。商业是在血缘之外发展的。

（摘编自费孝通《乡土中国·血缘和地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