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处在知识大爆炸的今天，我们整日感觉所学东西不够用。最典型的状态就是，打开一本书，却总是读了一半放在那里，然后迫不及待地打开了另一本；面对互联网上铺天盖地的信息，我们突然会感到无所适从，不知道该把注意力放在哪里；想要和时间赛跑，却又力不从心……

知识焦虑的实质是信息焦虑。面对海量信息时，人们往往目不暇接，难以全部吸收或只能浅层次地吸收，从而形成了一种心理上的恐慌。面对大量且复杂的信息，人们可能会为了获得所需信息而盲目索取和接收，结果成了被动的信息接受者，陷入盲目跟风的状态。另外，任何一种知识和学问都有其成熟的内在体系，当前市场上提供的“干货”虽简化了知识学习过程中的一些步骤和痛苦，但是如果人们想要掌握知识，就必须经过长时间的认知学习。很可能短时间内知识量爆棚，但只是假象，并且还会加剧知识焦虑。

求知欲使人类渴望把更多非我的东西转变成自我的东西，这符合人类进步的需要。但现代社会非我的知识无限浩大，仅仅依靠个人的记忆和能力，很难全部遍及。因此，对知识的渴求和有限的时间精力就成了一对难以调和的矛盾，从而催生出一些不时影响人们身心健康的负面情绪。当我们的求知欲越来越强，但身边的媒体或其他手段难以让我们触及所需时，焦虑情绪就会出现。特别是现在的新中产阶级，他们普遍存在工作超载、职业倦怠和发展困惑等问题，总担心自己缺乏竞争力，于是对知识的焦虑情绪愈发严重。

逐渐增多的求知欲只是知识焦虑产生的原因之一，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就是当下信息环境的复杂多样。当前，信息生产的主体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扩大，每一个人都成为信息的生产者，同时也是信息的消费者。在人人都参与信息生产的过程中，信息的真实性正日益受到挑战，我们无法保证每个人的信息都是真实准确的。此外，网络上的一些二次生产和传播也会影响一手信息的真实性，使得整个信息环境真假混杂。在此环境中，我们要想获得真实准确的信息，就需要耗费比之前更多的精力。

知识焦虑会使我们非理性地索取信息，并且浅层化地吸收。为了克服信息不足造成的恐慌和焦虑，人们可能会人云亦云，成为失去思考能力的追随者。此外，知识焦虑也会影响我们对知识的深层次吸收，导致一些人只是一味地寻找了解，但对每条信息都没有进行全面深入的解读。更掌握不了知识的精髓。在茫茫的知识大海里，我们无法正确定位自己应该学什么，一旦有专门性的、分类化的、带有总论性质的知识服务产品出现，我们就有可能为之付费。

（摘编自匡文波《“知识焦虑”缘何而生》）

材料二：

费孝通先生认为，面临快速的环境变迁或社会转型，人们会产生“更为迫切的心态秩序的危机”。知识焦虑或许就是这种危机的最直观显露：既有的信息知识获取秩序受到新媒体的挑战，新秩序又远未建立，信息自由状况远超人们的预见与把控，陌生感使得生活于其间的个人或群体变得无所适从。但西方精神分析心理学家弗洛伊德通过深入研究发现，种种产生于适应新形势的“现实性焦虑"，虽是人类对某种外部危险本能的知觉反应，但人们也能够进行积极战斗或逃避危险。这一成果让我们感到：一方面，面对网络信息泛化、知识爆棚这样一些无法预料、不可控制的情境，知识焦虑固然是一种令人不快的心理必然；但另一方面，变迁也为变化提供了可能，焦虑对个体生存未必都是消极的，它也会激发一些有益的自我保护行为。

作为一种科技进化的产物，网络社会的知识焦虑绝不代表必然的被动回避，相反，它很可能会带动社会整体认知的提升。不论是选择或提升，都是具有进化意义的人类适应性行为。发现问题、消除危险，首要的是拨开附着于其上的过度功利性诉求和个体永无穷尽的攀比心态，靠近知识焦虑的最初体验，而后才能深刻洞察信息化对于成长的新要求，还原出知识焦虑对于数字化生存和发展的积极意义。

知识焦虑亦可激发我们对精确知识的兴趣，进一步培养我们如剑如炬般的锐利眼光。当信息如潮水一般袭来，哪些是真知，哪些更有价值，就需要我们不断调动过往经验，发挥主观能动性，通过理性认识和科学方法审慎地展开分析，从而将发掘、判断、理解的能力推向新的高度，打造更智慧、更强大的自己。

信息碎片化引起的知识焦虑，也有助于激活我们资源开放共享、协同学习的团队活力。目前，维基百科、知乎问答、百度云盘等花样迭出的动态共享数据库，正在日益推进人工智能与智力的匹配，正趋向完善地服务于我们的知识诉求和个性化需求。以点对点对话、知识转述、视听文学等为样态的知识付费，也有待于打破狭隘的市场交易思维局限，真正解决碎片化知识积累和效益等问题，提高知识拥有者与接受者之间的分享速率，加快隐性知识向显性知识的开放性转化，实现人类知识生产与使用的深度创新。

（摘编自孟威《知识焦虑如何转化为学习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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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一：

汉语网络词语的越界蕴含了从口语到书面语、经民间跃入官方或正式语域的流动过程。无论是《现代汉语词典》（第6版）收录“雷人”“宅男”“山寨”等网络热词，还是“给力”“任性”“硬核”等网络词语在官方媒体的广泛运用，都体现出汉语网络词语的增生变化呈现日益明显的越界趋势。如果说汉语网络词语的生成还只是汉语口语越界进入书面话语体系的话，那么越来越多的网络词语进入媒体语言甚至官方媒体或文件，则是实现了语域之间的跨界流动。一方面，汉语网络词语的越界是语言系统自身的创新与顺应，体现了汉语强大的创造生成能力与动态适应力；另一方面，则体现了语言接触过程中，官方及主流媒体话语体系对私人或民间话语的包容与接纳。这既有利于反映社会及语言生活现实，也有利于规范引导网络词语、网络舆情的积极健康发展。可见，汉语网络词语的越界，体现了自下而上的语言流动特性，对于构建和谐的网络舆论生态、打造日益清朗的网络空间具有积极的引导作用。

在人类社会发展历程中，尽管出现过各种符号化的语言表达方式，但可能只有在当今网络社会，才大规模出现了这种借助技术手段将民间口语内容“转写”为生动形象、种类繁多的既便于识别又易于传承的书面文字。同网络日益打破虚拟生活与现实生活之间的壁垒一样，汉语网络词语自其诞生之时就已兼具口语与书面语的特性，而今仍在不断地颠覆口语与书面语之间二元对立的模式。作为语言变体的汉语网络词语，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汉语口语表达的书面化——其传播自由度更高、个性创新性更强、社会生活中的渗透范围更广，并越发能够记录社会发展变迁、抒写语言生活状况、弘扬时代精神文化。可以说，汉语网络词语的生成及其越界，是网络赋予语言的新生命，并以此构建了一个开放包容、自由平等的语言生活网络。

需要指出的是，汉语网络词语的越界本质上是语言系统自身演化的体现，是网络社会发展中语言系统自身调整顺应的结果。无论是从口语到书面语的转换，还是从民间到官方或主流媒体的流动，成功越界的汉语网络词语都需要符合现代汉语语音、词汇、语法规范。这体现了从复制经顺应性变异，而直至生存选择的一般演化过程。正因如此，看待汉语网络词语的越界现象，不宜全盘接受，也不应一味消极抵制，而是要积极探索符合语言演化规律的语言规划政策，主动出击，进而发挥与扩大主流媒体的引导力、传播力和影响力。比如，近年来，一些主流媒体平台在社会热点、民生问题等新闻报道中，主动使用了诸如“甩锅”“宅经济”“打call”“内卷”“觉醒年代”“备考青年”等汉语网络词语。这有效拉近了主流媒体与网民的沟通交流距离，在强化服务民众意识的同时，更好地发挥了引领规范网络语言使用、肃清网络詈俗词语、构建清朗和谐网络舆论文化的应有态度与积极作用。

（摘编自王勇《探析汉语网络词语的越界现象》）

材料二：

网络语言的创新发展融合了时尚性与主流性。“时尚”是网络语言的标签。网络语言能快速、灵敏地把握网络世界和现实社会中的前沿事物，并以时尚个性的形式呈现出来，在科技推动和社会进步下实现“跃进式革新”。此种革新兼具包容性，这也是网络语言的魅力所在。并且，随着数字化的不断发展，网络语言创新的时尚性和主流性也在不断趋于融合。在形式上，具有语言学专业背景的人士也更多地参与到网络流行语的二次创新中，在格式、修辞、文体上运用模因进行创新。在内容上，网络流行语也主动向时代主旋律靠拢。比如，“新赛道”“强国有我”“逆行者”“工匠精神”等，成为宣扬社会价值的“旗手”。

网络语言在形式上兼有经济性与生态性。作为“键盘语言”，网络语言从诞生之初就面临手速不及语速的挑战。快餐式的网络文化，促使网络语言不断趋简、趋快、趋新，从而使经济实用的缩略词语、字母缩写、数字谐音等大量出现。比如，“yyds”（永远的神）、“9494”（就是就是），既以简洁的方式表达了实感，也以隐微的表达传递了情感。随着数字技术的不断发展，网络语言符号日益图像化、声讯化、视频化，传达情感信息也更快速、更贴切，从最初的颜文字、绘文字到个性化动态化的表情包，甚至可以用人工智能生成人脸表情包，从而更快更直观地传递信息和情绪，提升了网络交际的经济性。网络语言的经济性使得现代信息交流更具亲密性和趣味性，其强大的生命力与感召力如野马奔腾不拘一格。但同时，这也带来语言使用的不规范与庸俗化，产生了不良从众效应，增加了理解障碍。网络语言的“放任”式生长有可能破坏语言生态，因而保护网络语言生态成为时代课题。我国日益重视对网络语言的监测、规范和引导，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将网络语言规范纳入法制体系，并逐步推行网络实名制，有效改善了网络语言生态。平衡网络语言的经济性和生态性，还可以借助生成式人工智能对自然语言进行分析，为进一步提高网络语言交流效率、优化数字文化生态等筑牢科技基础。

（摘编自康慧芳、尹兴《网络语言：情感与文化的表达》）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材料一：

近些年来，“国潮”逐渐成为文化消费市场上的热词。“国潮”将中国特有的文化元素融入品牌设计，使各类产品充满“中国味”和文化情怀，这在消费市场上掀起了一阵旋风。

“国潮”崛起，与中国经济的崛起和国家实力的提升密不可分。中国经济经历了几十年的高速发展，逐渐从“世界工厂”变为全球经济创新的中坚力量，人均国民收入显著提升，为国人的文化生活提供了更加坚实的物质基础，也提升了国人的文化自信。而“国潮”崛起，正是国人文化自信显著提升的直接结果——文化自信使大众有了在日常生活中彰显民族认同和文化认同的需求，品牌方在产品设计中注入中国文化元素，并对其进行创新表达，不仅满足了消费者彰显认同的需求，更进一步激发了社会对于民族文化的热情和认同。

基于此，社会各界纷纷参与到“国潮”品牌的推进之中，使其不是仅仅成为商业领域独有的现象，而是成为一种社会表达，从而进一步推动中华传统文化与商业生产的结合。值得一提的是，对于商业领域来说，“国潮”同样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所谓“国潮”，并非简单的文化符号的堆积，而是中华传统文化在当代融合创新、赋能品牌形成的独特审美语境，因此备受欢迎。“国潮”对当下中国品牌设计起到了重要的启示作用，引导着品牌塑造的新方向。

不过，在当下的发展中，“国潮”同样面临着诸多问题，值得我们深入反思。其中，创新不足和审美疲劳是关键问题。一类“国潮”设计成功，跟风之作随之大范围出现，导致“国潮”市场出现同质化的问题。紧随而来的是消费者的审美疲劳，消费者难以感知产品的独特魅力，使消费需求下降。另外，过度商品化同样是“国潮”发展的“大忌”，一些“国潮”生产商和设计方对中华传统文化认知肤浅，只看重“国潮”的“潮”而忽略了“国”——侧重于商业价值的开发，淡化了商品文化价值的表达，这就使“国潮”消费与文化情感脱节，品牌文化内涵缺失，难以真正满足大众的文化消费需求。这种情况下，很多主打“文化牌”却过度商品化的品牌快速地走向消亡也是情理之中的事了。

（摘编自赵罡《“国潮”开发，有“潮”无“国”是大忌》）

材料二：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大气、磅礴早已浸润于国人的精神血脉。优质国风文艺作品能够激活传统文化的生机，赋予传统文化焕发时代活力的美学路径。打造优质国风文艺作品不仅要对“伪国风”进行辨析，还要进一步去伪求真，激浊扬清，让越来越多的“真国风”不断走进人们的生活。

国风之美在于文化内涵。“伪国风”作品表面光鲜亮丽，实则缺乏坚实的内容基础和文化内涵。创作真国风作品，进行传统文化的创新创造，不能只做表面功夫，而要深植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沃土，深刻汲取博大精深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所蕴含的丰富哲学思想、人文精神、道德理念。真正的国风作品要坚持守正创新，守住中华文化的精神血脉，寻找古老与新潮的链接路径，从厚重历史文化中提取契合当代审美的精华，并用符合现代人审美的方式构建鲜活灵动的艺术审美空间，使传统文化能够触达当代人的情感需求，从而在抽象与具象之间、文化记忆与情感共鸣之间重塑传统文化的时代气韵。

国风之潮在于“风”的流行。国风出圈并不是简单地把传统文化搬到以短视频为代表的新媒介之上。作为一种文化现象，国风出圈是静态的文化内容与动态的数据流量双向奔赴的结果，而一些“伪国风”作品，把流量作为唯一追求，以为有了流量就是成功出圈，这种认知非常片面。在人工智能、云计算、大数据等技术支持下，数字社交平台成为点赞、推送、转发、评论国风作品的流量池和聚集地。数字平台的标签化、流量化及平滑式的展示界面，对国风作品的内容设计、视觉创新、表达方式、审美形态等都提出了新要求。为了让好内容获得大流量，在数字化新场景中，国风文艺需要适应手机等数字化载体的传播需要，适应数字社交时代的跨圈层审美需要，既短小精悍又真切直观，既新颖奇特又在线共情，这样才能进一步拓展传统文化传播的新场景，展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时代气象。

国风之兴在于青少年的热爱。国风国潮从兴起到流行，青少年群体是主要的参与者、推动者、引领者。国风文化热潮下的消费实践和审美形态，一方面体现了当代社会文艺思潮的演变与审美文化的转型，另一方面也彰显了青少年群体在文化传承创新中参与文化表达、构建青春话语的特有方式。打造优质国风文艺就是要不断提升文艺创新力，提炼中华美学内核，充分利用新技术新载体新平台讲好中国故事，表达当代青少年的共通情感和美好追求。要让青少年群体在国风文化消费浪潮中获得高品质体验和高水平审美素养，增强他们对真国风的热爱，不断激发他们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中的创新创造潜能。

（摘编自刘桂茹《国风文艺须去伪求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