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小题。

苦难的开始（节选）

[奥地利]卡夫卡

众所周知，在马戏场舞台上飞来荡去的空中飞人技艺是所有技艺中人们最难掌握的一门。只要空中飞人在马戏班子里谋生，他总是这样设计自己的生活：昼夜待在高挂在空中的秋千架上，一刻也不肯下来。起先是为了追求技艺的完美，后来则是出于专横的习惯。他的一切生活需求（顺便提一下，都是些微不足道的需求）是由底下轮班的勤杂人员满足的。他们守在秋千下，不停地把上边所需的东西用特制的容器递上拉下。空中飞人的这种生活方式并未给周围的环境带来特别的困难，只是在演出期间，对其他节目有点干扰。尽管他在别人演出时静静地待着，却还是由于高空秋千架上无处藏身而不时招来观众的目光。然而马戏团的头儿们都能原谅他，因为他是一个出色的不可替代的艺术家。大家当然也看得出来，空中飞人如此生活并非不怀好意，而是使自己始终处于训练状态。只有这样，他才能使自己的技艺尽善尽美。

另外，待在高空秋千架上也有益于健康。当温暖季节来临，打开拱顶四周的窗子，阳光连同新鲜空气强烈地射进暮气沉沉的剧场，这时，待在秋千上面甚至感觉很美。当然，这种生活方式限制了空中飞人与人们的交往。只是有时某位同事顺着绳梯爬上来，那么他俩就坐在高空秋千架上，一左一右靠在秋千绳子上聊起天来；或者某个时候建筑工人上来修理房顶，他们通过敞开的窗子和他闲谈几句；再者就是消防队员在检查顶层楼座的应急照明设备时毕恭毕敬地朝他喊上几句模糊不清的话。除此之外，他周围寂静冷清。偶尔，某个职员下午时分误进了空荡荡的马戏场，凝视着视线几乎不可及的高空，看着他练习技能或者休息，然而空中飞人却不知道有人在观察自己。

假如没有那些不可避免的东奔西跑的巡回演出，那么空中飞人似乎就可以这样不受干扰地生活，而旅行恰恰是空中飞人最讨厌的事。演出经理不惜操劳，尽量为他排除一切多余的延长他痛苦的因素：在市内他们开着赛车，在夜里或一大清早穿过空无一人的街道，以最快的速度行驶。尽管如此，空中飞人还是觉得速度太慢。在火车里，他们包了整节车厢，让空中飞人在行李网架上度过行车时间。虽然行李网架作为他平常生活方式的代用品难免有些寒酸，但它毕竟也算是一件凑合的东西。在下一个演出地点，高空秋千在空中飞人到来之前早已在马戏场里准备就绪，通往马戏场的所有大门全部敞开，各条通道畅通无阻。当空中飞人脚踏绳梯，眨眼功夫终于又出现在高空秋千上时，这对于演出经理来说总是他一生中最为赏心悦目的时刻。

虽然一连串的此类旅行都使得经理获得满足，但是每一次新的旅行又给他带来痛苦，因为一次次旅行对空中飞人的神经系统无疑都意味着毁灭性的打击。

就这样，他们又一次一块儿上路了。空中飞人躺在行李网架上进入了梦乡，经理靠在对面的窗脚埋头看书。过了一会儿，空中飞人开始和他低声说话，经理马上凑过来听候吩咐。空中飞人咬着嘴唇说，迄今为止他只有一副高空秋千，为了他的空中飞人运动，他现在一定要有两副高空秋千，两副秋千要相互对应。经理立即表示同意。但是空中飞人却又说，从现在起，他绝对不在一架高空秋千上作空中飞人表演，他那股劲儿似乎想表示，经理在这里的赞同毫无意义，倒有点抗议的味道。他一想到说不定还会发生在一架秋千上表演的事就感到浑身发抖。经理犹豫片刻，仔细看了看他，又一次表示了他百分之百的赞同，两副秋千确实要比一副好得多。此外，这种新颖设计的优越性在于它会使演出变得更加丰富多彩。这时，空中飞人突然哭了起来。经理大吃一惊，一跃而起，问他到底发生了什么事，空中飞人沉默不语。经理站在座位上，抚摸空中飞人，并且把脸贴在他的面颊上，以致自己的脸也被泪水弄得湿淋淋的。经理问了半天，又说了一大堆奉承的话，这时，空中飞人才啜泣地说：“手里只有一根秋千棒子——我这样怎么能生活呢？”经理于是松了口气，他安慰空中飞人说，等到了前面一站，他马上给下一个演出地拍电报。接着，他不停地自责，自己怎么能在如此长的时间里让空中飞人只在一副秋千上表演呢？他感谢空中飞人，极力赞扬他终于指出了自己的错误。这样一来，经理成功地使空中飞人逐渐平静下来了，他又坐回到那个角落。然而自己却不得安宁，他的目光越过书本上端，忧心忡忡地悄然注视着空中飞人。如果这些念头开始折磨他，它们会有朝一日完全消失吗？它们难道不会变得越发强烈吗？它们对空中飞人的生存不会构成威胁吗？就像看到他现在停止哭泣，表面平静的睡眠一样，经理确信将会看到，最初的皱纹已经开始在空中飞人孩子般光滑的额头上烙下印记。

（有删改）

山羊兹拉特

[美]艾·巴·辛格①

每年灯节前后，大雪飘飘，天气很冷，从村子通往城里的路也总是覆盖着雪。可今年是个暖冬，只下了很少一点儿雪，田里芳草青青。

经过很长时间的犹豫之后，硝皮匠勒文决定把家里的山羊兹拉特卖了。因为它老了，挤的奶也很少，城里的屠夫费佛尔答应给他八个盾。这样一笔钱足够他买灯节用的蜡烛，以及土豆、煎鸡蛋薄饼的油、给孩子们的衣物和全家过节的种种开支了。于是，勒文叫他的大儿子阿隆把山羊牵到城里去。

听到这事，阿隆的母亲不禁泪流满面。阿隆的小妹妹安娜和米丽昂也哭了起来。阿隆当然也知道把山羊牵到费佛尔家去意味着什么，可他只得听从父亲的命令，将一根绳索套在兹拉特的脖子上。他随身带上两片涂了奶酪的面包，准备路上饿了吃。

在阿隆给山羊套上绳索时，全家人都出来向兹拉特告别。可兹拉特还是像往常一样，显得那么温驯那么可亲。它舔着阿隆的手，摇晃着它下巴上那小撮白胡子，它知道，主人每天喂它，从不伤害它。当阿隆把山羊牵上通往城里的路时，兹拉特才觉得有点奇怪，它用疑问的目光，似乎在问：“你要把我带到哪儿去？”

离开村子那会儿，太阳还闪闪发亮，突然，一大块乌云从东边涌来，很快地盖满了整个天空，一股冷风吹起来，天黑得如同夜幕降临前的黄昏。起先，阿隆还以为又要下雨了，可没想到下起冰雹来。不一会儿，冰雹竟又变成了纷纷扬扬的大雪。

十二岁的阿隆见过各种各样的天气，但他还没见过这么大的雪。顷刻，整个大地被白雪覆盖。通往城里的路本来就又窄又弯，这时根本看不清路了。阿隆已弄不清楚他现在在什么地方。凛冽的风很快又穿透了他单薄的棉衣。当兹拉特的腿在雪里越陷越深时，它开始转过头去，惊讶地看看阿隆。它那温和的眼睛似乎在问：“这么大的风雪，我们为什么不回家？到底要去哪儿？”阿隆希望有个农民赶车路过，可却连个人影也见不到。

雪越来越大，棉絮般的雪花旋转着飘落下来。透过雪层，阿隆的靴子触到一块新翻过的松软的土地。他敏感地感觉到他们迷路了，他知道，这实在是一场猛烈的风雪，如果找不到个避风雪的地方，他们都将冻死。现在，雪已深及阿隆的双膝，他手脚冻麻了，脚趾也失去了知觉，呼吸困难。

突然，他眼前出现了一个大雪堆，他牵着拉特，好奇地朝着那一大堆雪走去，当他走近时，发现这是一个极大的埋在雪底下的草堆。

阿隆高兴极了，他费尽力气，在雪中开出一条路。这个在农村长大的孩子完全知道接下来该做些什么。一到干草堆边，他为自己和山羊挖了一个洞。尽管外边极冷，可草堆里却是那么暖洋洋的。再说，干草又是兹拉特的食物。他们钻进去之后，阿隆用干草封住洞口，只留下了一个类似天窗的口。

兹拉特吃饱后，坐在后腿上，阿隆吃完了他那两片涂着奶酪的面包，他仍觉得饿得慌。突然看见兹拉特乳房涨鼓鼓的全是奶。于是，他立即靠着山羊躺下，对准奶头，使他挤的奶直接射进嘴里。兹拉特并不习惯这样的挤奶法，不过它纹丝不动。

外边，大风将雪片堆积在洞口处，四周变得一片漆黑。干草堆里一点不冷。草堆里的野草和野花散发出夏日阳光的温暖。兹拉特上下左右不时地吃着草，它的身子散发出热气，阿隆靠着它缩成一团。他便一边捋着兹拉特的毛一边问它：

“兹拉特，我们现在的一切，你是怎么想的？”

“咩——”兹拉特说。

“如果我们没有找到这个草垛，我们俩现在不都得冻僵了？”阿隆说。

“咩——”山羊又答道。

“如果大雪仍继续这样下的话，我们可能要在这儿呆几天。”阿隆解释说。

“咩——”兹拉特叫了一声。

“‘咩——’是什么意思？你最好说得更明白些，”阿隆要求道。

“咩——咩——”兹拉特试着要说明白。

“噢——你不会说话，可我明白你的意思。你是说，我需要你，你也需要我。是吗？”阿隆耐心地说。

“咩——”

阿隆困了。他用干草做了个枕头躺下睡了。兹拉特也跟着睡了。

暴风雪持续了整整三天三夜。第三天夜里，雪停了。但阿隆还不敢摸黑找路回家。他钻出草堆，环顾周围的世界。夜空一下子变得明亮起来，圆月在雪地上洒下片片银辉。一切都那么洁白，那么安静，沉浸在宏大天地的梦幻之中。

第四天早晨，阿隆听到一辆雪橇的铃铛声。原来，草堆离大路并不远。阿隆牵着兹拉特，向赶雪橇的农民问路。不过，他没有询问通往城里和屠夫费佛尔家的路，而是回村、回家的路。在草堆里，阿隆就决定再也不与兹拉特分离。

这三天来，阿隆全家及邻居们到处找过他和山羊。可在风雪中，他们没有发现丝毫踪迹，大家都认为他们已经冻死了。阿隆的妈妈和妹妹们哭了一阵又一阵。父亲坐在一边儿，一声不吭，脸色阴沉。突然，一位邻居跑来报告说：阿隆和山羊兹拉特回村了。

家里一片欢腾。阿隆讲述了他如何找到那个大草堆，兹拉特又是怎么给他奶吃。阿隆的妹妹们抱着兹拉特，亲了又亲，并给它拿来胡萝卜和土豆皮。兹拉特一边贪婪地吃着，一边咩咩地叫着。

此后，全家人谁也没有再提起卖兹拉特的那件事。

有时，阿隆问它：“兹拉特，你还记得我们一起度过的那三天三夜吗？”

拉特用角搔搔颈背，摇摇长着胡子的脑袋，发出它那惟一的声音：“咩——”

（有删改）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桥边的老人   

［美国］海明威

一个戴钢丝边眼镜的老人坐在路旁，衣服上尽是尘土。河上搭着一座浮桥，大车、卡车、男人、女人和孩子们在涌过桥去。骡车从桥边蹒跚地爬上陡坡，一些士兵在帮着推动轮辐。卡车嘎嘎地驶上斜坡就开远了，把一切抛在后面，而农夫们还在齐到脚踝的尘土中踯躅着。但那个老人却坐在那里，一动也不动。他太累，走不动了。

我的任务是过桥去侦察对岸的桥头堡，查明敌人究竟推进到了什么地点。完成任务后，我又从桥上回到原处。这时车辆已经不多了，行人也稀稀落落，可是那个老人还在原处。

“你从哪儿来？”我问他。

“从圣卡洛斯来。”他说着，露出笑容。

那是他的故乡，提到它，老人便高兴起来，微笑了。

“那时我在看管动物。”他对我解释。

“噢。”我说，并没有完全听懂。

“唔。”他又说，“你知道，我待在那儿照料动物。我是最后一个离开圣卡洛斯的。”

他看上去既不像牧羊的，也不像管牛的。我瞧着他满是灰尘的黑衣服、尽是尘土的灰色面孔，以及那副钢丝边眼镜，问道：“什么动物？”

“各种各样。”他摇着头说，“唉，只得把它们撇下了。”

我凝视着浮桥，眺望充满非洲色彩的埃布罗河三角洲地区，寻思究竟要过多久才能看到敌人，同时一直倾听着，期待第一阵响声。它将是一个信号，表示那神秘莫测的遭遇战即将爆发，而老人始终坐在那里。

“什么动物？”我又问道。

“一共三种，”他说，“两只山羊，一只猫，还有四对鸽子。”

“你只得撇下它们了？”我问。

“是啊。怕那些大炮呀。那个上尉叫我走，他说炮火不饶人哪。”

“你没家？”我问，边注视着浮桥的另一头，那儿最后几辆大车正匆忙地驶下河边的斜坡。

“没家，”老人说，“只有刚才讲过的那些动物。猫，当然不要紧。猫会照顾自己的，可是，另外几只东西怎么办呢？我简直不敢想。”

“你的政治态度怎样？”我问。

“政治跟我不相干，”他说，“我七十六岁了。我已经走了十二公里，再也走不动了。”

“这儿可不是久留之地，”我说，“如果你勉强还走得动，那边通向托尔托萨的岔路上有卡车。”

“我要待一会，然后再走，”他说，“卡车往哪儿开？”“巴塞罗那。”我告诉他。

“那边我没有熟人，”他说，“不过我还是非常感谢你。”

他疲惫不堪地茫然瞅着我，过了一会又开口，为了要别人分担他的忧虑，“猫是不要紧的，我拿得稳，不用为它担心。可是，另外几只呢，你说它们会怎么样？”

“噢，它们大概挨得过的。”

“你这样想吗？”

“当然。”我边说边注视着远处的河岸，那里已经看不见大车了。

“可是在炮火下它们怎么办呢？人家叫我走，就是因为要开炮了。”

“鸽笼没锁上吧？”我问。“没有。”“那它们会飞出去的。”

“嗯，当然会飞。可是山羊呢？唉，不想也罢。”他说。

“要是你歇够了，我得走了。”我催他，“站起来，走走看。”

“谢谢你。”他说着撑起来，摇晃了几步，向后一仰，终于又在路旁的尘土中坐了下去。

“那时我在照看动物。”他木然地说，可不再是对着我讲了，“我只是在照看动物。”对他毫无办法。那天是复活节的礼拜天，法西斯正在向埃布罗挺进。可是天色阴沉，乌云密布，法西斯飞机没能起飞。这一点，再加上猫会照顾自己，或许就是这位老人仅有的幸运吧。

（节选自《桥边的老人》，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