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中国美学是一种历史悠久的独具特色的美学。这里所说的中国美学，包括中国古代美学、中国近代美学和中国现代美学。中国古代美学是一种传统形态的美学，中国近代美学是一种过渡形态的美学，中国现代美学则是一种开放形态的美学。三者虽有各自的特点，但又有一脉贯穿的基本精神。这些基本精神也就是中国美学的基本特色。

西方美学与我们不同，它是建立在“人与人关系”上的。这种差异不是由美学决定的，而是由文化决定的。中国文化从本质上看，是一种农业文化。中国文人与大自然有着深厚的情缘。他们认为，大自然是朋友，是最美的事物，是可以怡情悦性的审美场所。中国传统美学就是以“人与自然的审美关系”为原点建构起来的。诸如“情景”“意象”“意境”“物色”等美学范畴，又如“借景抒情”“情景交融”“神与物游”“感物动心”和“借彼物理，抒我心胸”等美学思想，都是人与自然亲密交往、对话和融合的产物，由此形成了中国美学的一种特色。

西方美学重在求“本质”，中国美学则重在求“神韵”。在中国美学中，“神韵”是一个很难界定的概念。南北朝时，“神韵”一词只是用在对于人物的审美评价中，指人的气质美和风度美；后来也用在对大自然和艺术的审美中，前者指神态美，后者指韵味美。无论是人的神韵，还是自然的神韵和艺术的神韵，都是指审美对象内在的生命、精神和意蕴。它是通过外在形式如“形”或“象”表现出来的。但是，它与西方美学的“思想”“情感”和“意义”又不相同。西方艺术中的“思想”“情感”和“意义”是可以用语言来表达的，而中国艺术的“神韵”则是用语言难以表达的。

中国美学家谈论“美”的问题，大多是结合着生活、实用和功利一起谈的。西方美学从苏格拉底和柏拉图求解“美本身”开始，就有排斥“实用”的倾向。后来，康德干脆将“实用”的奠基石彻底拿掉了，将审美与实用（即功利）对立起来。从此西方美学就走上了“务虚”的形而上的发展路线。

（摘编自古风《从比较视域看中国美学的基本特色》）

材料二：

文艺是社会审美最高最集中最典型的体现，作家、艺术家是全社会的审美导师。作家、艺术家进行文学和艺术作品的创造既是个人审美情绪的宣示，又是履行社会审美导师之职能。作家、艺术家从事文学艺术创作的双重功能，使得他们较之他人更需要具有一种社会担当意识。社会担当意识的核心是家国情怀。从某种意义上说，作家、艺术家是社会家国情怀的代言人之一。

检阅中国古代文艺发展史，我们发现称得上社会家国情怀代言人的作家、艺术家是很多的。他们的优秀作品构成了璀璨的星河，辉映在中华民族的历史长空之中，激励着中华民族一代又一代地进行着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的伟大事业。与之相应，中国古代美学从历代作家、艺术家卓越的实践中总结出一系列以家国情怀为内核的美学理论，其中最为重要的是两个理论：

一是“诗言志”。“诗言志”是中国美学的重要传统。最早提出“诗言志”的是《尚书·尧典》。此后，诸多典籍如《左传》《庄子》也提出这一命题。汉代《毛诗序》不仅再次申说“诗言志”，还提出“教化”说。“教化”又称“风教”。“风”多义，一指《诗经》中的“国风”，即民歌；二指情感。《毛诗序》强调教育的普遍性，受教育者不仅有下层百姓，还有上层统治者。“教”的目的是“化”。具体来说，就是“正得失，动天地”“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言志”与“教化”的统一，其关键是将“教”转化为“志”。经此转化，“言志”的“志”就不只属于个人，还具有深刻的社会意义。“私志”成为“公志”——家国之志。

言志与教化的统一必须落实在审美上，具体来说，最重要的是在情上。而情贵在真，贵在自然——自然而然。刘勰说“人禀七情，应物斯感，感物吟志，莫非自然”。言志贵在至诚，只有至诚，它与教化才能实现真正的统一，也才能产生巨大的艺术感染力、艺术审美力。

1945年，毛泽东同志在重庆。诗人徐迟请毛泽东同志题字，并向毛泽东同志请教怎样作诗。毛泽东同志题写了“诗言志”三个字。这“志”即家国之志。

二是“兴寄”论。“兴”最早来自《诗经》的“六艺”说，它是《诗经》的一种重要的表现手法，后来发展成为一个重要的美学范畴。初唐诗人陈子昂将“兴”与“寄”结合起来，创造了一个新概念——“兴寄”。“兴”重情，重美；“寄”重理，重善。“兴”与“寄”的统一即是情与理的统一，美与善的统一。兴寄的核心为家国情怀。

陈子昂之所以标举“兴寄”，是因为他所处的时代泛滥着一股唯美主义之风，具体来说，是六朝的绮靡之风。这股绮靡之风，有“兴”而无“寄”。陈子昂对之极为不满，他尖锐地指出：“齐、梁间诗，彩丽竞繁，而兴寄都绝。”明确表示：“常恐逶逦颓靡，风雅不作，以耿耿也。”陈子昂援引刘勰《文心雕龙》的“风骨”理论，认为优秀的作品应该“骨气端翔，音情顿挫，光英朗练，有金石声”，既善，又美！

兴寄论在生活中的实际作用往往是破“过娱论”。唐朝初年，励精图治的唐太宗提出“以尧舜之风，荡秦汉之弊；用咸英之曲，变烂熳之音”，认为“释实求华，以人从欲，乱于大道，君子耻之”。所谓“释实求华，以人从欲”，就是放纵声色之欲，追求奢华，也就是“过娱”。审美不能没有娱乐作用，但过娱，就不是在欣赏美而是在享受丑了。值得注意的是，过娱论差不多每个时代都曾出现。中国当今审美生活也在一定范围内存在“过娱论”，值得指出的是，中国当今的“过娱”，有些不只是“过娱”，还是“造孽”了，如娘化，热哀“后宫争宠”等。值得注意的是，它们都打着美学的旗号，然而，实际上是在糟蹋美学。凡此种种，都是在腐蚀人心，败坏社会风气。

作为作家、艺术家要时刻将家国置于心中，要有担当，要有责任，为新时代言伟志，为新社会施教化，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鼓劲呐喊，为新时代新生活新事业写真创美。

（摘编自陈望衡《中国美学的“家国情怀”》）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材料一：

盛唐气象最突出的特点就是朝气蓬勃，而朝气蓬勃也是盛唐时代的性格。盛唐气象是思想感情，也是艺术形象，在这里思想性与艺术性获得了高度统一。有人认为只有揭露黑暗才是有思想性的作品，这是不全面的，应该说属于人民的作品才是有思想性的作品，而属于人民的作品不一定总是描述黑暗。如屈原最有代表性的作品《离骚》，给我们最深刻的印象是强烈追求理想、追求光明，很少具体描述黑暗面。作者究竟是带着更多黑暗的重压，还是带着更多光明的展望来歌唱，这在形象上是不同的，这事实上正是一个时代精神面貌的反映。盛唐气象正是歌唱了人民喜爱的正面的东西，反映了时代中人民力量的高涨，这是盛唐气象所具有的时代性格特征。它是属于人民的，是与黑暗力量、保守势力相敌对的，这就是它的思想性。

盛唐时代是一个统一的时代，是一个生活和平繁荣发展的时代，它不同于战国时代，生活中没有那么多的惊险变化，因此在性情上也就更为平易开朗。《楚辞》比《国风》复杂得多、曲折得多，而唐诗与《国风》更为接近。这一深入浅出而气象蓬勃的风格，正是盛唐诗歌所独有的。

李白的《将进酒》：“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五花马，千金裘，呼儿将出换美酒，与尔同销万古愁。”如果单从字面上看，已经是“万古愁”了，感情还不沉重吗？然而正是这“万古愁”才够得上盛唐气象，才能说明它与“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陈子昂《登幽州台歌》）的气象可以匹敌，有着联系；才能说明盛唐的诗歌高潮比陈子昂的时代更为气象万千。我们如果以为“白发三千丈”“同销万古愁”仅仅是说愁之多、愁之长，也还是停留在字面之上，更深入理解，会发现这个形象的充沛饱满，这才是盛唐气象真正的造诣。

李煜《虞美人》：“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也是说愁多、愁长，也是形象的名句；然而这个形象绝不是盛唐气象，它说愁多、愁长，却说得那么可怜；它的“一江春水向东流”与“黄河之水天上来”，在形象上简直是无法比拟的全然不同的境界。王昌龄《芙蓉楼送辛渐》：“寒雨连江夜入吴，平明送客楚山孤。洛阳亲友如相问，一片冰心在玉壶。”这也是典型的盛唐气象。盛唐气象是饱满的、蓬勃的，正因其生活的每个角落都是充沛的，它夸大到“白发三千丈”时不觉得夸大，它细小到“一片冰心在玉壶”时不觉得细小；正如一朵小小的蒲公英，也耀眼地说明了整个春天的世界。它玲珑透彻而仍然浑厚，千愁万绪而仍然开朗。它带来了如太阳一般丰富而健康的美学上的造诣，这就是历代向往的属于人民的盛唐气象。

盛唐气象是中国古典诗歌造诣的理想，因为它鲜明、开朗、深入浅出；那飞动的形象、丰富的想象、饱满的情绪，使得思想性与艺术性在这里统一为丰富无尽的言说。这也就是传统上誉为“浑厚”的盛唐气象的风格。

（摘编自林庚《盛唐气象》）

材料二：

唐朝继隋之后，经过太宗贞观之治，加速了南北文化的交融。南朝的“文”装点了北朝的“质”，北朝的“质”充实了南朝的“文”，“各去所短，合其两长，则文质彬彬，尽善尽美矣”。一种融合了南北文化之长、与唐帝国的政治经济形势相适应的新文化达到了成熟的地步。盛唐气象正是这种富有深厚内涵的新文化的升华。

长安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国际都会，居住着许多外国的王侯、供职于唐朝的外国人、留学生、求法僧，外国的音乐家、舞蹈家、美术家，以及大量外来的商贾，至于外国的使臣更是络绎不绝。在宗教方面，佛教之外，伊斯兰教、祆教、景教和摩尼教也都得以流行。音乐、舞蹈、美术等方面的交流也给盛唐社会注入新的气息。中外文化的交流，打开了盛唐人的眼界，开阔了他们的胸襟，这对气象的形成无疑起了积极作用。

无法想象，在一个民生凋敝、战乱频烦、国家分裂的时代会有什么气象可言。关于盛唐经济繁荣的局面，文献不乏记载。“人家粮储，皆及数岁。”（元结《问进士》）“四方丰稔，百姓殷富……路不拾遗，行者不囊粮。”（郑綮《开天传信记》）从中宗神龙元年到玄宗天宝十四年，短短的五十年间，唐朝人口增幅达40%，人均粮食达到700斤。

在安定的局面下，儒、释、道三教得以并用，思想界出现比较自由的气氛。在思想比较自由的气氛中，诗人们可以从各方面汲取营养。李白信道，杜甫尊儒，王维崇佛。他们的不同信仰，对于形成各自的诗歌风格起了重要的作用。

唐朝实行抑制门阀士族的政策，以科举取士，打破了门阀士族垄断政治的局面，使大批中下层庶族文人登上政治舞台。与此同时，文化也从少数士族文人手中转移到中下层庶族文人手中。这批在唐朝建国后成长起来的新人，有丰富的生活阅历，比较了解社会的实际、政治的利弊和民生的疾苦。他们有抱负、有见识、有能力，敢于冲破旧的藩篱开拓新的局面。盛唐文化实际上主要是这批新人创造出来的，盛唐气象也就是这批新人的气象。

（摘编自袁行霈《盛唐诗歌与盛唐气象》）

渡荆门送别

渡远荆门外，来从楚国游。山随平野尽，江入大荒流。

月下飞天镜，云生结海楼。仍怜故乡水，万里送行舟。

材料一：

一般文论教材在谈到典型形象时，都肯定典型形象既有生动鲜明的个性特征，同时又在个性中包含着普遍性，共性。典型形象是个性与共性的有机统一，共性是典型形象的本质特征。但是在谈到什么是共性时却有些语焉不详。大致有两种观点：一种以巴尔扎克、别林斯基为代表，他们认为共性就是写出类的特征。巴尔扎克谈到典型形象时说：“‘典型’指的是人物，在这个人物身上包含了所有那些在某种程度跟它相似的人们的最鲜明的性格特征典型，是类的样本。”显然，巴尔扎克认为典型的共性就是代表性，就是写出同类人的样本。另外一种关于典型共性的观点认为共性就是写出历史本质和时代精神。马克思和恩格斯都是这种观点的倡导者。那么，共性到底是指能写出类的特征性，还是指能揭示出类的本质，写出社会规律，民族国家的发展趋势？笔者认为，典型形象的共性应包括两个层面。

第一个层面是写出代表性。比如，《鲁滨逊漂流记》就是借一个鲁滨逊写出了十足地道的英国人的特征，他们下起决心来又猛烈又倔强，纯粹是新教徒的感情，性格坚强、固执、有耐性，不怕劳苦，天生爱工作，能够到各个大陆上去垦荒和殖民等等。所以我们说鲁滨逊具有鲜明生动的个性，同时通过这个个性也写出了英国人的共性。质言之，鲁滨逊具有代表性，他代表了英国人身上的许多共同的特征。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塞万提斯笔下的堂·吉诃德变成了普通名词，成了脱离现实，耽于幻想，主观主义的同义语。别林斯基很形象地说这样的典型是“熟悉的陌生人”。陌生是因为其人其事生动具体，它们没有真正发生在我们的身边；熟悉又因为这些人和事虽没有发生在我们生活中，但就在我们身边随时随地都可以找到他们的影子，即与我们身边的人和事有类似性。

典型形象共性的第二个层面是透过现象来揭示事物的本质规律，即深刻性，通过形而下的描述，写出形而上的哲理。只有揭示了社会历史的深刻内涵的人物形象才具有历史的厚重感。这个层面是典型形象更本质的内涵。巴尔扎克的伟大在于他通过具体人物的描写揭示了上升的资产阶级对贵族社会日甚一日的冲击，写出了封建贵族的没落衰亡史和资产阶级的罪恶发迹史，写出了金钱对人的罪恶统治，写出了比历史学家和社会学家更深刻的内涵。这一层次绝不是平面化的叙写所能够完成的，它需要对生活进行深思，提炼和升华。鲁迅先生的《狂人日记》如果不是揭示了中国几千年的封建宗法制度和等级制度在本质上都是“吃人”的制度这样深刻的主题，那么，他笔下的狂人无论怎样生动、具体，也只是一个胡言乱语的疯子而已，他也许能代表千千万方个疯子，具有成千上万个疯子的特点，但只能使人们一看见这个疯子就想起来身边的疯子而已。正因为这个疯子揭示了社会的本质，因而他成了一个能洞察上下几千年中国社会病态，具有坚决反帝反封建精神的独特人物形象。

综上所述，典型形象的共性是这两个层面的有机融和与互渗。典型人物不仅要写出芸芸众生平面化的日常生活，还要写出人物的精神向度。否则，这个人物形象就会是平庸的、灰色的、暗淡无光的。只有写到历史和社会的本质规律这个层次上，人物才不仅仅为读者所熟悉，更能撼动读者的灵魂。

（摘编自陈莉《对典型形象的再认识》）

材料二：

恩格斯在给哈格奈斯的信中，提出“真实地再现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是现实主义文艺创作的一个基本原则。作品中人物性格的典型性，只有在典型环境中才能得以最深刻、最充分的揭示，而环境的典型性也只有通过人物典型性格的发展变化才能最完美地表现出来。艺术创作既要对人物赖以生存的社会文化环境进行典型性展示，更要在“典型的环境”中表现人在大环境下的处境、行动、命运及品格的形成。焦裕禄身处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战天斗地、豪气干云、自力更生、发愤图强是这个时代的精神气质，同时还要注意这个时代“大跃进”和大饥荒等重要时代内容，如果我们在创作中不能把握这个时代主流本质，或是刻意去回避、淡化那段苦难，只是以当代人的想象想当然看待那段历史，就会严重影响典型塑造的艺术效果。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在对文艺与现实关系的探讨中，将“细节的真实”视作“充分现实主义”的基本原则。回顾不同时期焦裕禄题材影视作品，可以明显地感受到其中所呈现的焦裕禄形象是一个细节不断“发掘”和“还原”的过程。电影《我的父亲焦裕禄》除了展现既对党忠诚、热爱人民，奉献牺牲、鞠躬尽瘁，又热爱生活、多才多艺、兴趣广泛、极具个人魅力的人物性格之外，还挖掘出焦裕禄深受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影响、秉持儒家大忠大孝观念的历史深处的细节。这个历史细节的挖掘和还原，使得焦裕禄形象的民族属性清晰了起来，赋予人物典型的历史深度，揭示出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典型特征，使得焦裕禄题材艺术创作达到了新的高度。这样的形象塑造更加立体、丰满、真实，也更加可亲、可信、可学。

（摘编自徐粤春《以典型形象唤醒中国记忆传承中国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