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体育扶贫是指国家通过实施特别体育政策，履行“发展体育事业，增强人民体质”的法律义务，从而保障贫困地区公民享有现实的体育权达到或接近全国同等水平。

对国家而言，体育扶贫的基本属性包括：一是保障义务的法定性。推进贫困地区体育事业、保障贫困人口享有体育权是各级政府的一项职责，在宪法和相关法律中有明确规定。二是与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的适应性。随着国家和地方经济社会发展，对贫困地区体育的政策投入水平需相应提高，体育政策在国家扶贫政策体系中的分量需进一步加重。三是实施机制的强制性。实现体育扶贫目标，以问责机制为保障，明确各级政府的支出责任。对贫困地区人口而言，体育扶贫的基本属性包括：一是权利行使成本的非排他性。体育扶贫不同于个体受益显著的财产性扶贫，贫困人口可以共同享受政策普惠，基本不存在权利收益排斥。二是权利实现效果的互补性。贫困人口的体育权与健康权、文化权等基本权利相互交叉，享有现实体育权的同时其他权利得到了不同程度的实现。三是权利主体的参与性。体育活动和体育锻炼说到底是个体行为，政府和社会主要提供必要条件，个人须积极参与，别人无法代理。

（摘编自段鸿斌《（体育扶贫：法律意涵、政策机制与实施路径》）

材料二：

从公元前8世纪起，在希腊诸城邦之间出现了一些泛希腊主义的节日，奥林匹克运动会便是其中之一。完全不同的，甚至常常敌对的各城邦的希腊人都聚集在一起。在古希腊人那里，奥运帮助他们打破实际存在的“部落主义”（相当于今天的民族主义），而形成一种更具有普遍意义的共同身份意识。

不幸的是，现代奥运却反倒一直无法摆脱来自民族主义和体育国家政治化的困扰，最让人们深刻难忘的例子便是1936年在纳粹德国举办的柏林奥运会。在冷战时期，“金牌”被一些国家用作与敌对意识形态进行斗争和显示某种政治制度优越性的宣传工具，使得体育成为国家政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意识形态的作用下，奥运不止一次成为分裂而不是融合世界的运动会。体育国家政治化使得奥运发生了不仅可悲而且有害的异化。

政治哲学家霍布斯在他的《利维坦》（Leviathan）中，把全能的国家比喻成一个无所不想吞食、无所不能吞食的权カ怪兽。体育一旦被国家政治吞食，它本身也会变成一个这样的怪兽，它取消体育对人的体格和心灵培养作用，无视体育高尚的自身目的，把体育变成一种手段，一种显示国力和国家权力合法性的方式。这种国家政治化的体育，它吞食本应该属于全体国民的体育资源，吞食作为活生生个人的体育人员，它也同样吞食无数普通的“体育观众”，使他们无法有效地扮演自己在“竞赛”中的角色。

体育竞赛对公共政治具有积极的示范作用，其中之一便是学会如何平衡和协调每个公民在公共生活中常会扮演的党派和裁判角色。例如，在美国，人们一般有民主党或共和党的政治倾向，在竞选时积极投入，希望自己这一方能得到胜利。这是党派的角色在起作用。但是，公民们尊重公平法治的精神，不希望为自己一方的胜利而牺牲民主竞争的普遍规则。“水门事件”中，尼克松总统企图把国会对他的听证说成是“党派竞争”，煽动党派角色情绪，但是，无论是在政治上倾向民主党还是共和党，美国公众并没有站在尼克松一边，他们的裁判角色最后还是发挥了作用。

打破金牌心结和由此引发的与其他国家的敌对情绪，这也许是扮演好竞赛观众角色的第一步。在今天的世界里，要设想或期待一个完全去除民族主义情绪的奥运似乎还为时过早。但是，尽量消除以我为中心，避免以敌对意识去看待竞赛或竞争，这却是办得到的。扮演好这种竞赛观众角色对人们在公共生活中扮演好类似的角色能产生好的影响，也具有积极的训练作用。这种看来似乎是在体育之外的教育和收获，其实可以成为奥运对人类社会的一个不小的贡献。比起金牌来，这不是更令人期待吗？

（摘编自徐贲《举国体制下的体育是“利维坦”式的怪兽》）

材料三：

群众体育是体育强国建设体系中最为重要的一环，需大力发展。2014年10月，国务院印发了《关于加快体育产业促进体育消费的若干意见》。《意见》指出，“发展体育事业和产业是提高中华民族身体素质和健康水平的必然要求，有利于满足人民群众多样化的体育需求”。《意见》首次把全民健身上升为国家战略，把增强人民体质、提高健康水平作为体育事业的根本目标。我国“简政放权”“政事分开、政社分开”、构建“小政府、大社会”的政治体制改革方向决定了“社会”是将来办体育事业的主体。群众体育行为是群众在日常生活中表现出来的体育态度及具体的体育活动方式。它是衡量群众体育发展的黄金指标，也是建设体育强国的主要抓手之一。实践表明，“群众体育的进行除了少数是自发性之外，绝大部分都是在非正式体育组织的引导和驱动下实现的……目前，非正式体育组织已经在群众体育行为中扮演着重要角色”。相对正式组织具有的“明确目标、清晣边界、规范秩序、权威层级及追求效率最大化”等特征，非正式体育组织化水平较低、目标广泛而不明确，主要靠情感、道德等手段对组织成员进行控制。对正式组织而言，非正式组织是一把双刃剑，管理得当，积极功效明显，反之则会阻碍或破坏正式组织及所属成员的利益。

（摘编自胡好、翟波宇、王传平《非正式体育组织在群众体育中的行为表现及规范研究》）

阅读微信，谨防病态

过去总说我们的阅读量低，其实，那要看阅读什么，读书的数量确实不高，可读微信的时间和数量，恐怕在世界上都数一数二。

不妨看看四周，无时无刻不在那里看微信，可以说是任何地方的风景。开会、上课、听讲，凡是低着头的，十有八九是在读微信；上班时间看微信，已经成了常态行为，更何况微信与工作有关的也不在少数；坐公交、乘火车，等在候车室、候机室、候诊室里，盯着微信的恐怕占大多数，幸亏飞机上不许开手机，否则，读微信的比例大概接近百分之百。从前纸质媒体独占天下时，蹲厕所看报是一景，今天，上厕所不看微信的还剩下多少？

微信的诞生，当然是好事，让阅读大大提速，看什么都变得无比便捷，可这种如潮水一般涌来的微信量也很容易令人沉迷。须臾离不开微信，一刻不盯着微信就有如失魂落魄，这已经是很多人的生活常态；一家几口各看各的微信，还互转互动，这已经是当今家庭生活的普遍景致。姑且不说在看微信中度过的生活究竟是好是赖，仅是把阅读都耗费在微信里，就会让原本已经少得可怜的读书时间更无一席之地。

书痴，古往今来向来都是少数，但微信痴如今正与日俱增。阅读微信一旦成瘾，茶饭无心、睡眠不足、耽误了正事，恐怕就是病态了，不仅无益于身心健康，而且还会带来诸多副作用。因为这种病态阅读常常是排他的、痴迷的、偏听偏信的，即便谬误就在眼前，也浑然不觉。

尽管读微信也是阅读，好微信就是好文章，好的微信公众号就是一张好报纸、一本好刊物，甚至是一部便携式的好书，可是，阅读那些转来发去的微信时你也会发现，这毕竟有别于书籍、报刊。

个人间转发的微信大多是单向的，很少能看到相左的意见，即使有，往往也难得再次转发到同一个人的手里。这还不如阅读报刊，起码不同的说法、争论的意见都可以相继呈现；更不如网页，不但有不同的声音，而且还有纠错的跟帖及时出现。前些时候，一则大学生只因掏了家门口的鸟窝而被判重刑的消息，除在报纸、网络上竞相传播外，在微信里更是频频转发，可当真相披露出来后，报纸、广播、电视、网络都有报道，唯独相关真相的微信却在转发中不见了踪影，于是，就给只专注于微信传播的人留下了极为片面的印象。

“物以类聚，人以群分”，在微信群遍布的今天，可谓特别恰当的形容。不少微信群正日益走向近亲繁殖，在相同认知、经历、层次、职业的人组成的各类微信群里，传播的微信都在相同水平上徘徊，所以，沉浸、徜徉在这样的微信群中，很难受到启迪和提升，大家需要的只是纵情宣泄和盲目点赞，以致很多错误百出的微信可以反复疯转。有的微信传递的消息说是昨天的，可照片和视频里的着装都与季节不符；有的微信说得尽管慷慨激昂，可连基本常识都是错的，年月日都没说对，但又有谁在乎这些呢？

阅读微信有可能成为病态，而转发微信也可以变成许多人的癖好，转得瘾头十足。为了获得转发量，不惜用“转疯了”“不能不转”“是中国人就转”“有良心的就转”等词语作为噱头，可等你打开一看，恐怕只有没良心的才会转了。不过，这种自以为是的微信转发，却很合乎病态阅读的胃口，只图叫座，不顾事实。

阅读微信原本是好事，转发微信也不是什么坏事，但不能过度，过度就会陷入病态，病态的结果就是误了别人，也误了自己。

（摘编自《人民日报》2016年1月21日）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小题。

材料一：

和谐是人类的共同理想和审美追求，中国建筑艺术的和谐美，是“天人合一”哲学思想在建筑艺术中的反映和体现。

建筑艺术的和谐美，影响到营造观念的各个方面。在布局安排上，中国建筑以群体组合见长，讲究各单体建筑物的横向有序铺排，各单体之间又用廊柱等结构将它们联结为一个庞大的建筑群体；在建筑方位、建筑色彩以及建筑空间分割等方面，又深受阴阳、五行等观念之影响，将人、自然与建筑物构成一个有机和谐的整体。这种“天人合一”的有机整体观，是中国建筑最基本的哲学内涵。

中国古代建筑的平面布局，具有强烈的“尚中”情结，集中体现在对中轴线意识的强化和运用上。中轴线南北贯穿，建筑物左右对称，秩序井然，成为中国古代建筑文化的一大传统。考古发掘资料表明，至少在周代，院落空间已呈均衡对称，就已经出现了中轴线，进而南北方位逐渐与东西方位分野。面南为贵以后，南北轴线逐渐成为主轴线，重要建筑及空间位置正处于中轴线上。

与中轴线建筑形式美相关的是中国传统建筑群平面布置的均衡之美。均衡的建筑形象，在审美视觉上给人以安稳、持重、冷静、坦然之感。但是，建筑的布局绝不是一种理想化的产物，这种理想的对称均衡模式也不是绝对的，它往往受制于具体的场地、地形、交通等因素，匠人往往通过巧妙的艺术处理，在改变绝对对称关系后保持原有的均衡追求，使人在观感上仍获得对称均衡的审美效果。

体量也是建筑艺术和谐美的一个重要品质。传统建筑是皇权的象征，礼制的标帜，不同功能的建筑都要求有不同的体量。宫殿、都城、坛庙、陵寝等建筑形制，只有用巨大的有等级的体量，才能象征皇权的尊贵威慑和礼制的森严秩序，才能更有力地彰显人与社会之“和”。儒家崇尚“大壮”之美，正是这一观念的反映。

儒道两家都讲“和”，都讲“天人合一”。如果说，儒家思想通过宫殿、都城、陵寝、宗庙、民居等建筑形态，规范了伦理道德，以情与理的统一为审美理想，孜孜以求人与社会之和谐的话，那么，道家思想之于建筑则是以心与物的统一为审美理想，通过旨在追求人与自然之和谐的园林这一建筑形式，为文人士大夫的畅怀游心提供了一个自由之境。

园林艺术是自然美、建筑美、人文美的相互渗透与和谐统一。它通过借景、对景、隔景、分景和空间处理等多种造园手法，创造出“虽由人作，宛自天开”的佳境，使自然美与艺术美达到了高度统一与融合。

儒家礼制思想影响下的功能性建筑所讲究的统一、均衡、对称、装饰等形式美原则，在园林建筑中都成了大忌，园林的和谐是由杂多和差异而构成的优美。中国园林建筑的和谐之美，正在于它所营造出的虚实相生、动静相济、淡雅幽远、自然含蓄而又韵味无穷的意境之美。

（摘编自刘月《和谐：中国传统建筑审美之维》）

材料二：

道家哲学的核心是“道法自然”。中国传统园林首要原则——“虽由人作，宛自天开”，显然受到了素朴天然的道家思想的影响。

古典园林营造手法多样，其中之一就是借景。利用自然地形和环境来组织空间，精心布局，把某个景观以外的风景巧妙地引“借”到此景观自身，成为其一部分，这种手法就是“借景”。所“借”之景既可以是实景，也可以是虚景。“借”实景之例如颐和园，以大手笔“借”引了附近的西山之景，尽管源自人之巧思，但却宛如天成。

中国古典园林也善于借影、声、光、香等虚景。《红楼梦》中大观园有一亭，名“沁芳”，水光借绕堤翠柳而显得澄碧，流水借隔岸花香而沁得芬芳，小亭从而浸润于缥缈清香及潋滟水色之中，这应该是一例“借”虚景之佳作。甚至从园林景观的命名中，我们也能感受到建筑与自然互映融会的情趣，比如，在“锄月轩”里可以体会到“自锄明月种梅花”的闲适。

在一定意义上，中国古典园林的营造更多倚重于道家顺应天然的思想。中国文化中的儒道互补的文化取向在典型的前庭后园式的中国庭院建筑形态中可窥一斑。前庭后园的空间结构中，整个建筑群的前部是主体建筑，供人日常居住并且进行社会交流；后部的花园则是冶游休憩之所。在前部的居住之地，士子文人执礼有节，履行着“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儒家典训；在后部的冶游之处，他们优游闲适，享受着世外桃源般幽雅无羁的生活情趣。正屋主室的严格对称透出了儒家对于伦理秩序的讲究；花园风景的迂回曲折则体现出道家对于自然情趣的追求。一座庭园的结构安排隐然融会了两种处世立身的精神诉求。

（摘编自汪洪澜《天人合一：中国传统建筑中的哲学》）

材料三：

“苏州博物馆新馆”建筑群分成三大块，以中轴线对称分为东、中、西三路布局，借助水面，与紧邻的拙政园、忠王府融会贯通，保持建筑风格的一致。主庭院建筑环绕水面，形成一种向心、内聚的格局，使人感到开朗宁静。在建筑色彩上，保留了苏州特有的清淡、秀丽的黑白色调，具有地域文化特色。室内运用光线来做设计，菱形、海棠形、方形等样式的漏窗依墙而设，伴随太阳移动形成动人的光影效果。观赏者尽管处在现代化的建筑中，却可以感受到中国传统文化氛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