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近年来，字母词呈迅速扩张之势。以《现代汉语词典》收录的字母词为例，第3版收录字母词39个，第6版猛增到239个。特别是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明确规定的不该使用外语的地方，字母词也屡见不鲜。我们中国人生产的、具有完全知识产权的产品，也开始流行“洋名”或汉英混合的名称。高耸在大都市中的一些公共建筑、楼盘上，只见英文标识，而不见汉语踪迹，让人恍若到了英语国家。字母词在汉语通用领域扩张，向社会发出了汉语英语可以混杂的错误信号。

英语入侵汉语，危及汉字汉语的安全。近二三十年来，英语正在改变中国年轻人的语言习惯、思维习惯，改变他们对汉字汉语的感情。汉字是中华文化的基因、基石，如果任由字母词扩张、泛滥，将危害汉语的纯洁性，冲击中华文化的基础。在文化全球化的时代，字母词也出现全球化的趋势。我们不能把字母词拦在中华文化的大门之外，可是也不能任由字母词泛滥成灾。因此，应该对字母词的使用加以规范和限制。

能不能仿效机动车的出行规定，让字母词的“出行”更规范？

语言文字的使用可分为三个领域。一是公民个人生活领域，类似“人行道”，字母词可以自由通行。二是专业领域，也就是专业人员和部分人群才经常使用的专业用语用词，比如X光、B超、A股、B股等。在专业领域内，有些字母词用汉语代替很不方便。专业字母词只在专业范围内交流使用，不需要大众都看得懂，又因为它不进入通用领域，对汉字汉语的影响甚微。因此，专业领域类似“慢车道”，少量字母词可以通行。三是面向公众的通用领域，就像“快车道”，字母词应该禁行。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明文规定，国家机关、学校及其他教育机构、汉语文出版物、广播电台电视台、公共服务行业等，必须使用普通话和规范汉字。字母词来自外语，外语显然不符合我国通用语言的规范和标准。

现在，有些人主张取消通用领域对字母词的限制，理由有两条：一是“吸收外来语丰富汉语”，二是字母词比汉语简单好用。其实，没有人反对吸收外来语，只是要求翻译成汉语再吸收。我们完全可以找到对应的中文简称代替字母词，它们同样简单好用。现在通用领域正在使用的字母词，有一些的确没有相应的汉语简称代替。这就需要政府语言文字工作主管部门组织权威的翻译委员会定期翻译公布，比如：“CPI”用“消指”代替，“PM2.5”用“微尘2.5”代替，等等。

在面向公众的通用领域中，语言文字是给最广大的人民看的。可是，在我们身边有很多人不懂英语，更不明白这些字母词的含义。在通用领域限制字母词，不仅是对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的尊重，也是对不懂外语者的理解和尊重。

（摘编自傅振国《警惕字母词侵蚀汉语》）

材料二：

从秦代“书同文”算起，汉语已然走过了两千多年的历程。当今，出现了新的景象：使用字母词形成热浪，令人注目。

汉语中出现外来词，自古有之。一种语言，只要跟其他语言密切接触，就难免出现外来词。汉语的突出特点是使用方块汉字。不管是繁体还是简体，都能帮助我们把同音的词语所表示的意思分辨清楚。比如：飞屑吸入人体致癌。（魏润身《挠攘》）这种石头也能治癌。（柳建伟《突出重围》）这里出现了“致癌”和“治癌”，二者的前一个字都读zhì。正是因为字的形体有所不同，才保证了不会引起误解。这是使用拼音文字的书面语做不到的。

面对风起云涌的字母词，一方面，要看到字母词的语用价值。对于使用者而言，字母词具有美感引力。其一，视觉引力，从字形上凸显某种事物，使之显得醒目突出，如“巴萨vs皇马”。其二，新知引力，通过字形求解字义，增长知识，如GDP指国内生产总值。其三，心态引力，由于字母词新颖而带国际味，因此可以引发人们心理上的高雅感和奇异感。如某营养品的盒子上面，印着小一号字体的“TRT”。“TRT”是什么，没几个人知道，可看起来显得“有档次”。诚然，字母词不属于汉语汉字，不能进入现代汉语词汇系统。但是，可以把它看成一支外来的特种生力军，让它配合汉语汉字，发挥其特定的作用，这是具有积极意义的。那么，字母词的普遍使用，会不会引起汉语汉字的混乱？这不必担忧。阿拉伯数字也是外来的，但是，其在汉语中的使用并没有伤及汉字文化，因为汉语有汉语的应用规律。比如八十八岁叫作米寿，这是因为“米”拆开是“八十八”；九十九岁叫作白寿，这是因为“百”减去“一”是“白”。这种文化底蕴深厚的用法，阿拉伯数字能够干扰吗？

另一方面，要看到字母词的局限性。字母词的使用，缺乏实实在在的群众基础。比如OLED（有机发光二极管），除了内行，能看懂的少之又少。

语言是交际和交流思想的工具。两千多年前，孔子就已郑重指出：“辞达而已矣。”广大群众看不懂的东西，其生命力是有限的。我们应该明确字母词这一弱点，运用时要想办法弥补。个人以为，可以编写一部《英文字母词词典》，同时有必要立项研究如何做好字母词汉化的工作。

（摘编自邢福义《辞达而已矣》）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材料一：

多年来，曹禺的经典作品不断以各种艺术形式被搬上舞台，人们对于曹禺的关注和研究也从未停止。面对新时代的观众，对于这些经典作品，我们应该怎样传承？

“曹禺的戏剧作品在中国现代戏剧史上具有十分突出的地位，对中国现代戏剧的创立和发展产生了前所未有的影响。因为有了曹禺和他的作品，中国现代戏剧有了巨大的创造和发展，曹禺作品的影响力和生命力超越了时代，是一个了不起的存在。”北京人民艺术剧院院长任鸣说。

中国艺术研究院话剧研究所所长宋宝珍在《纪念曹禺诞辰110周年》的文章中谈到，从现实存在出发，曹禺对人类的弱点和宿命感到无奈、悲哀，但是他又不自觉地运用辩证的思维方法，看到人的存在和人性内涵的丰富、复杂，对不幸的人们流露出深深的悲悯。因此，他笔下的一系列人物，形成了那个时代、那个社会的鲜明群像，他们不仅有生命的质感、人性的内涵，更有时代的烙印、哲思的韵味。“曹禺戏剧的剧中人与今天的观众依然能产生某种精神连接、情感共鸣。优秀的创作者，是时代生活作用于心灵并在艺术的熔炉里锻造而成的。”宋宝珍说。

经典的魅力可以跨越时空。就如《雷雨》，有人痴迷于它的戏剧结构，也有人爱它对于人性的描写。它的主题在不同时代得到不同的诠释，从最初的社会问题剧，到后来的反封建、反家长制，再到今天法国导演埃里克·拉卡斯卡德剖析出五层内涵——有关于欲望、爱、灵魂伴侣的寻找、绝望、死亡；有女性在父权体制家庭下，想要自由生活的愿景；还有父子之间的抗争等。

对于经典的改编，专家学者一致认为，应坚持守正创新，守住曹禺作品中对于人生存困境的关注，对于人多样性和复杂性的揭示，对于悲悯人文关怀、深邃哲理深度的表现，对于现实主义精神的开掘。在此基础上，以新的技术、新的手段，激发创意灵感、丰富文化内涵、表达思想情感，使创作呈现更有内涵、更有潜力的新境界，这才是符合时代精神的改编。

（摘编自《面对新时代的观众“再见曹禺”：经典作品该怎样传承？》中国文化报2022年1月13日第5版）

材料二：

伴随春天的脚步，戏剧演出的大幕徐徐拉开。《正红旗下》刚刚落幕，北京人艺的看家大戏《茶馆》《雷雨》等开启新一轮的演出；《千里江山图》等一批新排剧目将在上海话剧艺术中心与观众见面……新作、新人、新探索竞相涌现，话剧艺术创作与演出市场洋溢生机。

近年来，越来越多的话剧作品赢得包括年轻观众在内的更广泛观众群体的认可。不少作品注重当代的民族化表达，以贴近生活的细腻视角，塑造更具个性、更加真实的话剧艺术形象。英模人物在话剧作品中展现出愈加鲜明的个人特质。话剧《桂梅老师》开篇即通过桂梅老师之口明确了“人”的主题，剧中所塑造的“时代楷模”张桂梅，性格坚毅，言行之间流露出为孩子们深思熟虑的关爱。编剧王宝社谈到，创作要充分考虑当下观众的审美需求，因为要吸引年轻人的注意力，就需要创造出有血有肉、更具有戏剧张力的角色。

在引进国外经典话剧作品时，基于本土文化语境的转译是连接观众与作品的重要桥梁。具有汉语言文化色彩的表达，不仅让中国观众拥有亲切的观剧体验，也发挥了话剧作为文化交流媒介的作用。在推动中华文化“走出去”的过程中，借助世界经典作品进行本土化艺术创作，既彰显我们的文化自信，亦有助于艺术家从全球视野对自身进行更加深刻的认知。

科学技术蓬勃发展为话剧艺术创新带来契机。如今，科技越来越多地融入话剧艺术，成为其机体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与之相融共生。这种融合体现在诸多方面。当科学技术成为创作者表达人物内心的手段时，话剧舞台上的艺术形象释放出更加震撼、感人的能量。科学技术为话剧艺术提供了多彩的表现手段，更在不断发展中，催生更多新的演剧可能。它一方面体现在科技对作品传播与传承功能的开发，另一方面展现了科技与艺术创作结合的潜力。创作者对科技带来的丰富性与便捷性有了更加深刻的理解，更加有机地对其进行运用，强调“精而巧”。

与科技相融的戏剧艺术开创出多样的创作方法与演出形态。当人们尝试运用屏端设备实现“虚拟在场”，具有实验性质的数字戏剧作品纷呈涌现。创作者开发了不同的演艺空间，通过各类先进的科技手段，营造沉浸式的观演新趣味。包含动态追踪、实时捕捉等功能的XR技术，让演员所处空间可以被实时渲染，即刻呈现相宜的舞台效果。

守正创新，植根我们自己的文化传统和社会现实；紧随时代，在创新探索中满足广大观众的精神追求、审美需求。中国话剧正在蓄力新的生长，这就是话剧艺术创新力的来源。

（摘编自《话剧艺术的创新力从何而来》人民日报2024年02月29日20版）

材料一：

并不是说我们不准备写精英和经典的思想史，我只是说要注意思想家的知识、思想与信仰背景有些什么，直截了当地说就是，过去的思想史只是思想家的思想史或经典的思想史，可是我们应当注意到在人们生活的实际的世界中，还有一种近乎平均值的知识、思想与信仰，作为底色或基石而存在，这种一般的知识、思想与信仰真正地在人们判断、解释、处理面前世界中起着作用，因此，似乎在精英和经典的思想与普通的社会和生活之间，还有一个“一般知识、思想与信仰的世界”，而这个知识、思想与信仰世界的延续，也构成一个思想的历史过程，因此它也应当在思想史的视野中。

所谓“一般知识、思想与信仰的历史”描述的并不完全是“小传统”，这里，我特别希望读者不要用“大传统”与“小传统”这两个可以二元对立的词语来划分思想史的叙述对象，也不要用所谓的“民间思想”或“民众思想”来理解我所说的“一般知识、思想与信仰”。因为我所说的“一般知识与思想”，是指的最普遍的、也能被有一定知识的人所接受、掌握和使用的对宇宙间现象与事物的解释，这不是天才智慧的萌发，也不是深思熟虑的结果，当然也不是最底层的无知识人的所谓“集体意识”，而是一种“日用而不知”的普遍知识和思想，作为一种普遍认可的知识与思想，这些知识与思想通过最基本的教育构成人们的文化底色，它一方面背靠人们不言而喻的终极的依据和假设，建立起一整套有效的理解，一方面在日常生活中起着解释与操作的作用，作为人们生活的规则和理由。

（摘编自葛兆光《思想史的写法》）

材料二：

日常与历史记载是“八字不合”的。传统的历史记载倾向于记录那些不同寻常的突发事件和重大转折，比如“崔杼弑其君”，以及大人物的重要言行，比如“唐太宗君臣论治”。普通人喝酒唱歌属于日常，而赵王为秦王鼓瑟，秦王为赵王击缶，就属于由外交活动引发的政治事件，因为这关乎国家体面，甚至秦赵两国关系的走向。而永和九年春那一场曲水流觞的兰亭盛会，则因王羲之的绝妙书法被赋予了崇高的美学和文学意义而得以流传。传统历史记载中，如果没有重要人物、重大事件加持，“日常”是看不见的。“日常”就像阳光、空气和水，它与生命同在，却与历史记载求新、求异的传统追求相左。一个时代一般性的思想状况——大多数人想什么、信什么，基本是缺失的。记录者之所以忽略日常，是因为那是家喻户晓的，不认为有说明、记录的必要。可是对现代读者来说，古人的“不言而喻”却早已变得完全陌生，是需要我们深入研究才能弄清楚的。

“日常生活”是所有日常中最寻常、最普通的。日常生活可以简单地分为两种：一是“生活的日常”，即所谓“寻常日用”，包括衣、食、住、行、休闲娱乐。在“生活的日常”中，我们关心古人物质条件和生活习俗的演变，关注变化的实相与原因——刘伶“千杯不醉”，李白“斗酒诗百篇”，是因为他们所处的时代还没有蒸馏酒，酒精度太低了。刘伶与李白酒量如何，得拿一瓶二锅头试试才知道。汉文帝听贾谊讲课，听得动心不觉“前席”，因为他们都跪坐在席子上。从席地而坐到高桌大椅垂足而坐的变化，发生在由唐到宋的几百年中。

另一种“日常生活”是“生命的日常”，我们关注人的生命轨迹，对同样挣扎在理想与现实之间的古代的人们投注理解与同情。在任何时代，当一个新生命诞生，父母等亲人都会为孩子祈祷——不求大富大贵，但愿平安顺遂，“平安顺遂”就是希望孩子能过上平凡朴素的生活。然而，一个简单的“平安顺遂”所包含的内容却千差万别。首先，性别不同，平安顺遂的内容不同，在传统时代，性别对生命的限制要远远超过现代。其次，性别相同，时代不同，平安顺遂的内容也不同。比如，在整个传统中国，除非垂帘听政、出家或者当妓女，女性进入公共领域的可能性基本为零。又比如，宋代以前，父亲是谁比儿子有怎样的成就更重要；到了宋朝，一个男人的父亲是谁对他的前途而言，就变得没有那么重要了，更重要的是这个男人是否会读书。书念得好，“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绝非黄粱一梦，这是因为有了更为开放的科举制度。最后，性别相同，时代相同，社会阶层不同，平安顺遂的内容也不同。魏晋时期，王谢高门子弟的平安顺遂除了褒衣博带、“目送归鸿，手挥五弦”的潇洒优雅外，还要承担维护家族地位的责任，关键时刻必须能承担起政治责任；而同时代，一个士兵之子的平安顺遂就是平安地活下去，不要太早战死。

“生命的日常”更多地受到政治、制度与思想文化的限制。在任何时代，无论男女、阶层，平凡而幸福地过一生并非一桩易事。尽管我们每天会在发达的网络平台上看到很多不尽如人意的消息，但我们绝对不是史上最可怜的一个群体。处在时势的裹挟之中，在制度的规定之中，在自己欲望的驱使之下，有海量信息供给的当下，我们更可能是史上最知情的群体。

（摘编自赵冬梅《人生代代无穷已，两种日常达古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