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文化体系中的“家国天下”意识，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基本内涵之一。如今制度化儒家已然解体，社会形态、家庭结构、价值观念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尽管如此，汲取“家国天下”意识传统，并对其进行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在今天仍具有重要的意义。“家国天下”意识作为积极的入世精神，将个人发展的诉求与社会进步的诉求结合在一起，基于这一道德自觉，社会成员才具有了责任担当、价值共识。

首先，在今天，家作为基本情感纽带对我们依然具有重要的意义，应弘扬传统孝道，强化纽带和责任意识。家族观念基于血缘的原初信赖关系，人伦情感亦因血缘而来，在情感依托的层面上，家的意义超越任何经济的成本——收益分析。现代社会主张的公共精神与家庭伦理的建设并不矛盾。在现代化生产和协作上依照公共理性、法制精神；在家庭与私人领域，弘扬孝悌之道，忠恕相待，爱敬相与。这要求对家庭伦理和孝道进行理性的阐发和合理的引导，使得家庭伦理与公共理性彼此呼应。

其次，“家国天下”意识是现代中国伦理的重要维度，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家与国的根本利益是一致的。家是社会的细胞，国是维护家的外部屏障，家国的良性互动与发展有利于促进整个社会的稳定与协调。儒家“家国天下”的教化传统历史地塑造了中国人的内在人格与精神世界，《中庸》的“修齐治平”深入到一代代中国人的内心世界，内化为热爱祖国与家园的担当精神。在今天，“家国天下”便是个体对国家和人民的热爱，是主动追求民族统一、国富民强的精神，也是国家认同感和责任意识的来源。

最后，支撑和实现“家国天下”精神的是仁爱的“生生”之德。中国人内心的“天人合德”实际指向更为广阔的世界中的相生相与，它肯定世界是交感的，自然规律和人世伦理是可以相互推演的，也是相互一致的。仁爱原则是动态原则，原始儒家主张根据内在的“生生”之德，在矛盾的转化中主张“穷达以时”“与时偕行”。宋儒把原始儒家的“仁”范畴与《易》之“生生”相结合，把“相生”当作自然万物蕴含的内在目的。仁爱原则也是“相生”的凝合原则，这在伦理意识上表现为中正平和、诚实无欺、敬爱相与，虽有竞争，但在竞争中能够冷静达观、互利互惠，实现“里仁”之美，建构互助型社会。

由此可见，儒家教化传统中的“家国天下”意识体现了传统时期的“中国智慧”。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传统的“家国同构”早已超越了其原始意义，从社会结构升华为精神结构，成为中华民族共同的精神家园。“家国天下”意识，以其温柔敦厚的底色、生生不息的活力、和合共生的包容心，不仅能为个体生命提供精神关怀，而且有助于维系各民族的和睦共存，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提供积极的精神动力。

（摘编自《“家国天下”观念的历史形成及现代意义》，2019年10月28日《光明日报》）

阅读下面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材料一：

推动黄河文化研究阐发是黄河文化保护传承弘扬的基础性工作，扎实推进黄河文化研究阐发，自觉扛起弘扬黄河文化、传承中华文明的时代使命，能够为贯彻落实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推动高质量发展提供强有力的理论支撑和智力支撑。

加强黄河文化传承弘扬是挖掘黄河文化时代价值，凝聚奋进力量的有力抓手。黄河文化内涵丰富，蕴含的价值观念、理想人格、思维方式、审美情趣等，可以为人们认识和改造世界提供有益启迪，为治国理政提供有益启示，为道德建设提供有益启发。黄河文化作为中华文明的源头性、代表性、主体性文化，是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是民族复兴、国家软实力的重要表征，是中华民族在世界文化激荡中站稳脚跟的坚实根基。加强黄河文化内涵与精髓研究，深入挖掘黄河文化蕴含的时代价值，有利于增强历史自觉、坚定文化自信，增强中华儿女“同根同源”“大一统”的民族意识，铸造中华民族精神家园，凝聚起加快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磅礴伟力。

加强黄河文化传承弘扬是助推区域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支撑。黄河流域生态环境较为脆弱，经济增长相对缓慢，区域发展不平衡问题较为突出，迫切要求沿黄地区找到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立足点、切入点和落脚点。做好黄河文化内涵与精髓研究，全面挖掘梳理黄河文化资源，促进黄河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有利于以文塑旅、以旅彰文，推动沿黄地区文化产业、旅游产业做大做强，发挥黄河文化在推动生态保护、经济发展、社会进步等方面的重要作用，让黄河成为造福人民的“幸福河”。

（摘编自《弘扬黄河文化 铸牢中华民族的根和魂》，《光明日报》2023年3月30日）

材料二：

黄河文化是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华民族的根和魂，从中可以鲜明地感知中华文明的突出特性。加大对黄河文化的发掘研究力度，推动黄河流域“考古中国”项目和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取得重大进展，才能更好担负起新的文化使命。黄河文化是世界上存续至今的“大河文明”的典型代表，体现了中华文明具有的“突出的连续性”。从河南洛阳偃师境内二里头遗址发现“最早的中国”开始，黄河文化就不曾断绝，孕育了河湟文化、河洛文化、关中文化、齐鲁文化等文化类型。在我国5000多年从未中断的文明史上，黄河流域有3000多年是全国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尽管经历了治乱兴衰、沉浮起落，但中华文明始终屹立于世界文明之林。黄河文化的谱系连续性和精神一贯性，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古代中国、现代中国和未来中国，更加坚定“中华民族必然走自己的路”的底气和信心。

黄河文化以守正不守旧、尊古不复古的进取精神为鲜明底色，体现了中华文明具有的“突出的创新性”。诸子百家在这里争鸣，《诗经》《老子》《史记》等经典著作在这里诞生；以扁鹊“四诊法”、张仲景《伤寒杂病论》等为代表的中医药文化流芳百世；极具科学价值的冶炼、营造、天文、历法、几何、算数、陶器等重大突破，尤其是影响人类文明进程的“四大发明”，更是在黄河流域熠熠生辉。这启示我们，担负起新的文化使命，努力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应该用创新增添文明发展动力、激活文明进步的源头活水，不断创造出跨越时空、富有永恒魅力的文明成果。

黄河流域各族先民胼手胝足、披荆斩棘，共同开发祖国锦绣河山，体现了中华文明具有的“突出的统一性”。历代先民在黄河流域的繁衍生息充分说明，一部中国史，就是一部各民族交融汇聚成多元一体中华民族的历史，就是各民族共同缔造、发展、巩固统一的伟大祖国的历史。历经几次民族大融合，各民族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共同开拓着脚下的土地，共同书写悠久的历史，共同创造灿烂的文化，共同培育伟大的精神。

黄河流域自古以来就是东西方文明交汇的重要场所，体现了中华文明具有的“突出的包容性”。中华文明是在同其他文明不断交流互鉴中形成的开放体系，之所以如此精彩纷呈、博大精深，就在于它兼收并蓄的包容特性。黄河流域的郑州、西安、洛阳、开封等古都历来是域内外交往交流交融的繁华都会；黄河流域历来是中外经贸、文化交流交汇之所，从“洛阳家家学胡乐”到“万里羌人尽汉歌”；从边疆民族习用“上衣下裳”“雅歌儒服”，到中原盛行“上衣下裤”、胡衣胡帽，以及今天随处可见的舞狮、胡琴等，中华文明始终在兼收并蓄中历久弥新。黄河文化所具有的突出的包容性，启示我们应以海纳百川的宽广胸怀打破文化交往的壁垒，以兼收并蓄的态度汲取其他文明的养分，促进外来文化本土化，不断培育和创造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

黄河文化中蕴含着亲仁善邻、协和万邦的处世之道，体现了中华文明具有的“突出的和平性”。从上古时期的尧舜禹禅让制，到奴隶社会时期夏商周以甲骨、金石铭“和”，再到春秋战国时期诸子学说中的“和为贵”思想，“和而不同”“化干戈为玉帛”“国泰民安”等理念世代相传、经久不衰，深深影响着每一个中国人。今天，通过共建“一带一路”以及发出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中华文明积极分享“和合”观念，以更加开放的姿态拥抱世界，为回答人类向何处去提供精神指引。

（摘编自《从黄河文化感知中华文明突出特性》，《光明日报》2023年6月14日）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材料一：

山水画的真正独立，似乎应在中唐前后。随着社会生活的重要变化和宗教意识的逐渐衰淡，人世景物从神的笼罩下慢慢解放出来，日渐获有了自己的现实性格。正如人物、牛马从宗教艺术中分化出来而有了专门画家一样，山水、树石、花鸟也成为独立的审美对象而被抒写赞颂。

审美趣味和美的理想由具体人事转到自然山水，当然不是一件偶然事情。它是历史行径、社会变异的间接而曲折的反映。与中唐到北宋进入后期封建制度的社会变异相适应，地主士大夫的心理状况和审美趣味也在变异。经过中晚唐的沉溺声色繁华之后，士大夫们一方面仍然延续着这种沉溺，同时又日益陶醉在另一个美的世界之中，这就是自然风景山水花鸟的世界。自然对象特别是山水风景，作为这批人数众多的世俗地主士大夫居住、休息、游玩、观赏的环境，处在与他们现实生活亲切依存的社会关系之中。而他们生活的时代既不再是在门阀士族压迫下要求奋发进取的初盛唐时代，也不同于六朝贵族的掠夺开发时期。他们的现实生活反映了一种满足于既得利益，希望长久保持和固定，从而将整个封建农村理想化、牧歌化的心情、思绪和观念。

门阀士族以其世袭的阶层地位为荣，世俗地主则以官爵为荣。这两个阶级对自然、农村、下层人民的态度并不完全一样。不同于少数门阀贵族，经由考试出身的大批士大夫常常由野而朝，由农而仕，由地方而京城，由乡村而城市。这样，丘山溪壑、野店村居倒成了他们的荣华富贵的一种心理需要的补充和替换，一种情感上的回忆和追求，从而对这个阶层具有某种普遍的意义。除去技术因素不计外，这也正是山水画不成熟于庄园经济盛行的六朝，却反而成熟于城市生活相当发达的宋代的缘故。这正如欧洲风景画不成熟于中世纪反而成熟于资本主义阶段一样。中国山水画不是门阀贵族的艺术，而是世俗地主的艺术。这个阶层不像门阀贵族与下层人民那样等级森严、隔绝严厉，这种社会阶层的特征也相当清晰地折射在中国山水画上：人与自然那种娱悦亲切和牧歌式的宁静，成为它的基本音调。即使点缀着负薪的樵夫、泛舟的渔父，这也依然只是一幅掩盖了人间各种痛苦和不幸，懒洋洋、慢悠悠的自然经济下农村的理想图画。

与现实生活相适应的哲学思潮，则可说是形成这种审美趣味的主观因素。禅宗从中晚唐到北宋愈益流行，其教义与中国传统的老庄哲学对自然的态度有相近之处，它们都采取了一种准泛神论的亲近立场，要求自身与自然合为一体，希望从自然中吮吸灵感或了悟，来摆脱人事的羁縻，获取心灵的解放。千秋永在的自然山水高于转瞬即逝的人世奢华，顺应自然胜过人工造作，丘园泉石长久于院落笙歌……它们构成了中国山水画发展成熟的思想条件。

（摘编自李泽厚《美的历程》，有删改）

材料二：

自我们今天能够见到的最古老的山水画——隋代展子虔《游春图》（北京故宫博物院藏）开始，中国画家就没打算规规矩矩地画山。中国画里的山，像佛塔，像蘑菇，像城堡，也像教堂。古人画山，表现出充分的任性，所以中国山水画，从来不是客观的地貌图像，即使作者为他的山水注明了地址，也几乎看不出是什么地方。

中国古人从来不以一种“客观”的精神对待山川河流、宇宙世界。中国古人的精神世界，没有像西方那样，经历过“主”“客”二分，世界没有分裂成“主体”和“客体”两个部分，而外部世界（自然）也没有成为与主观世界（自我）相对（甚至对立）的概念，不是一个独立于自我之外的“他者”，因此也不仅仅是一个“看”的对象。自然就是自我，二者如身体发肤，分割不开，如庄子所说：“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大千世界，变化万千，一滴水、一粒沙、一片叶、一只鸟，其实都是人类感觉器官的延伸。这种“天人合一”的观念，几乎构成了中国古代思想和艺术的核心观念。

徐复观先生在《中国艺术精神》里说“中国的风景画较西方风景画早出现一千三四百年之久”，相信这只是一种大而化之的说法，实际上，古代中国没有风景画——在古代中国人的心里，山水不只是风景，山水画也不是风景画。风景是身体之外的事物，是“观看”的对象，山水则是心灵奔走的现场——山重水复中，既包含了痛苦的体验，也包含着愿望的实现。人不是外置于“风景”，而是内化于“风景”，身体是“风景”的一部分，“风景”也是身体的一部分、生命的一部分。因此，“风景”就不再是“风景”，中国人将它命名为：山水。山水不是山和水的简单组合，或者说，它不只是一种纯物质形态，而且是一种精神的体现。正因如此，在千年之后，我们得以透过古人的画卷，看见形态各异的山水，比如董源的圆转流动，范宽的静穆高远，王希孟的青春浪漫，赵孟𫖯的明净高古。

（摘编自祝勇《故宫的古物之美》，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