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声不吭

伯尔^①

1

下班后，我在长途电话交换站的出纳处领了工资，将钱装进一只信封，给妻子写了张便条：“我想明天见你，两点钟以前再给你打电话。”我把纸条塞进信封，用舌头舔舔涂了胶水的封口，犹豫了一会儿，又把钱抽出来，将一张十马克钞票放进大衣口袋，在纸条上添了两句话：“我拿了十马克，明天还你。吻孩子们。弗雷德。”

我快步跑到一家卖炸香肠的小店的遮雨篷下，买了一份炸香肠换开了那张十马克钞票。我一面嚼着香肠，一面往小店后墙上那面大镜子里望去，第一眼差点没认出自己来。看到那顶破旧的巴斯克小帽和我那张灰白的瘦脸，我立即意识到，自己的外表同那些到我家来向母亲兜售杂货的商贩一模一样了。我小的时候，曾多次给小贩开过门，母亲从来不忍心将他们拒之门外。家里只要还有一片面包、一点钱，她准会把它们送给他们。我还清楚记得，小时候我晚上躺在床上，经常听见父亲一进家门还没走到餐室就大发雷霆。在这场可怕的吵闹中，母亲几乎总是一声不吭。

我咬着热香肠，牙龈被烫得疼痛难忍。从对面的镜子里，我看到了我的帽子、我那张灰白的瘦脸和一双阴郁的眼睛，我同那些小贩是多么相似啊！

五分钟后我从公共汽车里下来时，雨仍在下着。我跑到屋檐下按了按门铃，一个女佣人替我打开门，她温和的褐色眼睛向我投来怜悯的目光。

我双手捧着杯子，一边喝着滚烫的咖啡，一边对着小贝萨姆那张健康的脸，慢慢讲述着分数运算法则，心里却很清楚，这样做完全是徒劳。小家伙很可爱，但是笨得出奇。

“克莱门斯拉丁文考试得了二分。”小家伙忽然盯住我说。

我不知道他是否察觉到我的吃惊神情。他的话一下子勾起了我对儿子的回忆，一个男孩苍白的脸突然出现在我眼前。我想起来了，在课堂上，他就坐在小家伙旁边。

“很好，”我十分勉强地说，“你呢？”

“只得了四分。”他疑惑的目光从我脸上掠过，仿佛在寻找什么。我的脸有点发烫，但对此并不在意，因为我看见了我的妻子和孩子们，一架投影机将他们巨大的脸映在我的脑海里，我仿佛看见我的孩子们被抛进一条无情的人生轨道……时间在流逝，虽然是慢慢地在流逝，但我又挣到了两马克五十芬尼。

十分钟后，我已坐在城南一间弥漫着醋味的厨房里了。一个面色苍白、有一双发黄的大眼睛的小姑娘向我背诵着拉丁字母。小女孩很用功，我也很卖力，但心里却很清楚，这一切都是徒劳。一个钟头后，那个干瘦的妇人带着浓烈的醋味从隔壁房间走出来，看我一眼问道：“您认为她的功课跟得上吗？上次考试她得了三分，明天他们还得考一次。”

我摸着女孩枯黄的头发小声说：“她会学好的。”妇人说：“她一定得学好，我只有这一个孩子。我的丈夫在温尼察阵亡了。”我瞧了瞧她，眼前浮现出温尼察火车站的景象，肮脏的火车站上堆满了生锈的拖拉机。妇人突然鼓起勇气，说出地早已想说的话：“您是否能等几天，等我有了钱……”没等她说完，我便答应了。

2

每次到水龙头前来打水，我总要下意识地看看镜子里自己这张脸：一张瘦削、历尽生活艰辛的女人的脸。我的头发还很密，两鬓却已经斑白——这是我为两个死去的孩子哀伤的最细微的标志。他们夭折时才像弗朗茨现在这么大，刚刚能在床上站立，正牙牙学语。我的痛苦又同某种庆幸交织在一起，庆幸他们早早地脱离了这苦难的生活。

当流水声由沉浊变得清脆，我知道铅皮桶已经装满。我把迷失在镜子深处的目光收回来，又看了看我的脸：额骨微微突出，我渐渐消瘦了，苍白的脸显得发黄，我考虑着，今晚也许我该用鲜红色的口红。

我现在该开始与尘土搏斗了。刚一挪动柜子，剥落的石灰块便从墙上扑面掉下来。那逐渐扩散开来的石灰烟尘意味着我又得忙碌一整天。透过小房间的板壁，我听见小儿子在咳嗽，这讨厌的灰尘呛到他嗓子里去了。我感到一阵痛苦的绝望，恐惧像一团乱麻堵在喉咙里，我竭力想把它吞下去。我打开窗户，把石灰块扫在一起，用抹布把所有的东西仔细擦一遍，再把抹布浸到水里。擦完三平方米，水已经混浊不堪。

透过镜中那张脸，我仿佛看见了那两个死去的孩子。他们是孪生兄妹，是弗雷德亲手将他们的脐带剪断的。当我在阵痛中喊叫时，他就抚摸我的额头。他是开小差溜回来的。在寒气森森、散发着霉味的地下室里，当我第一次抱起双生子喂奶时，他也在我身边。那时，克莱门斯坐在一张小椅子上看图画书，炮弹从我们家的屋顶上呼啸而过。

水流声又把我从沉思中惊醒，使我回到对尘土的斗争中来。我一次又一次将空桶放到水龙头细细的水流下，眼睛怔怔地望着镜子。透过那层银白色的雾，我看见我那两个孩子被臭虫咬得周身红肿，被虱子叮得体无完肤。是虱子给我的孩子们带来了死亡，他们发着高烧，小小的身体由于注射无效的针药而红肿起来。这些药全都是卫生部长表兄弟开的工厂生产的。我永远不会忘记！

桶里的水早已满了。即使是星期天，我也得做扫除，得与尘土作斗争，多年来，我坚持不懈地与我们仅有的一间房里的尘土搏斗着。

每放满一桶水，我便向镜子投去一瞥。我的目光从镜子深处的远方回到我的脸上，这张僵死的脸冷漠地看着那无形的生活闹剧。今天是星期天，我将同弗雷德会面。从院子的方向传来一个黑人沙哑的歌声……：“他一声也不吭。”

这歌声穿透嘈杂的喧嚣，深深地打动了我的心。

（节选自长篇小说《一声不吭》）

带玛丝洛娃来的看守在离桌子稍远的窗台上坐下。对聂赫留朵夫来说，决定命运的时刻到了。他不断责备自己，上次见面没有说出主要的话，就是他打算跟她结婚。现在他下定决心要把这话说出来。玛丝洛娃坐在桌子一边，聂赫留朵夫坐在她对面。屋子里光线很亮，聂赫留朵夫第一次在近距离看清她的脸：眼睛边上有鱼尾纹，嘴唇周围也有皱纹，眼皮浮肿。他见了越发怜悯她了。

他把臂肘搁在桌上，身子凑近她。

“要是这个状子不管用，那就去告御状。凡是办得到的事，我们都要去办。”

“唉，要是当初有个好律师就好了……”，她打断他的话说，“我那个辩护人是个十足的笨蛋。他老是对我说肉麻话，”她说着笑了，“要是当初人家知道我跟您认识，情况就会大不相同了。”

“她今天好怪。”聂赫留朵夫想，刚要说出他的心事，却又被她抢在前头了。

“我还有一件事要跟您说。我们那儿有个老婆子，人品挺好。说实在的，大家都弄不懂是怎么搞的，这样一个顶刮刮的老婆子，竟然也叫她坐牢，不但她坐牢，连她儿子也一起坐牢。大家都知道他们没犯罪，可是有人控告他们放火，他们就坐了牢。她呀，说实在的，知道我跟您认识，”玛丝洛娃一面说，一面转动脑袋，不时瞟聂赫留朵夫一眼，“她就说：‘你跟他说一声，让他把我儿子叫出来，我儿子会原原本本讲给他听的’。那老婆子叫明肖娃。怎么样，您能办一办吗？”玛丝洛娃说，对他瞧瞧，又垂下眼睛笑笑。

“好的，我来办，我先去了解一下。”聂赫留朵夫说，对她的态度那么随便，越来越感到惊奇。“但我自己有事要跟您谈谈。您还记得我那次对您说的话吗？”他说。

“您说了好多话。上次您说了些什么呀？”玛丝洛娃一面说，一面不停地微笑，脑袋一会儿转到这边，一会儿转到那边。

“我说过，我来是为了求您的饶恕。”聂赫留朵夫说。

“嘿，何必呢，老是饶恕饶恕的，用不着来那一套……您最好还是……”

“我说过我要赎我的罪，”聂赫留朵夫继续说，“不是嘴上说说，我要拿出实际行动来。我决定跟您结婚。”

玛丝洛娃脸上顿时现出恐惧的神色。她那双斜睨的眼睛发呆了，又像在瞧他，又像不在瞧他。

“这又是为什么呀？”玛丝洛娃愤愤地皱起眉头说。

“我觉得我应该在上帝面前这样做。”

“怎么又弄出个上帝来了？您说的话总是不对头。上帝？什么上帝？咳，当初您要是记得上帝就好了。”她说了这些话，又张开嘴，但没有再说下去。

聂赫留朵夫这时闻到她嘴里有一股强烈的酒味，才明白她激动的原因。

“您安静点儿。”他说。

“我可用不着安静。你以为我醉了吗？我是有点儿醉，但我明白我在说什么，”玛丝洛娃突然急急地说，脸涨得通红，“我是个苦役犯，是个……您是老爷，是公爵，你不用来跟我惹麻烦，免得辱没你的身分。还是找你那些公爵小姐去吧，我的价钱是一张红票子。”

“不管你说得怎样尖刻，也说不出我心里是什么滋味，”聂赫留朵夫浑身哆嗦，低声说，“你不会懂得，我觉得我对你犯了多大的罪!……”

“‘我觉得犯了多大的罪……’”玛丝洛娃恶狠狠地学着他的腔调说。“当初你并没有感觉到，却塞给我一百卢布。瞧，这就是你出的价钱……”

“我知道，我知道，可如今我该怎么办呢？”聂赫留朵夫说。

“如今我决定再也不离开你了。”他重复说，“我说到一定做到。”

“可我敢说，你做不到!”玛丝洛娃说着，大声笑起来。

“卡秋莎!”聂赫留朵夫一面说，一面摸摸她的手。

“你给我走开!我是个苦役犯，你是位公爵，你到这儿来干什么？”她尖声叫道，气得脸都变色了，从他的手里抽出手来。“你想利用我来拯救你自己，”玛丝洛娃继续说，急不可待地把一肚子怨气都发泄出来。“你今世利用我作乐，来世还想利用我来拯救你自己!我讨厌你，讨厌你那副眼镜，讨厌你这个又肥又丑的嘴脸。走，你给我走!”她霍地站起来，嚷道。

看守走到他们跟前。

“你闹什么!怎么可以这样……”

玛丝洛娃垂下眼睛，把她那双小手的手指紧紧地交叉在一起，又坐下了。

聂赫留朵夫站在她前面，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

“你不相信我。”他说。

“您说您想结婚，这永远办不到。我宁可上吊!这就是我要对您说的。”

“我还是要为你出力。”

“哼，那是您的事。我什么也不需要您帮忙。我对您说的是实话，”玛丝洛娃说。“唉，我当初为什么没死掉哇？”她说到这里伤心得痛哭起来。

聂赫留朵夫说不出话，玛丝洛娃的眼泪也引得他哭起来。

玛丝洛娃抬起眼睛，对他瞧了一眼，仿佛感到惊奇似的，接着用头巾擦擦脸颊上的眼泪。

这时看守又走过来，提醒他们该分手了。玛丝洛娃站起来，也没有对他瞧一眼，就跟着看守走出去。

“嘿，姑娘，这下子你可要走运了，”玛丝洛娃回到牢房里，柯拉勃列娃就对她说。“看样子，他被你迷住了。趁他来找你，你别错过机会。他会把你救出去的。有钱人什么事都有办法。”

“这倒是真的，”道口工用唱歌一般好听的声音说。“有钱人想什么有什么，要怎么办就准能办到。”

“怎么样，我的事你提了没有？”那个老婆子问。

玛丝洛娃没有回答同伴们的话，却在板铺上躺下来。她那双斜睨的眼睛呆呆地望着墙角。她就这样一直躺到傍晚。她的内心展开了痛苦的活动。聂赫留朵夫那番话使她回到了那个她无法理解而对之满怀仇恨的世界。她在受尽了折磨后离开了那地方。现在她已经无法把往事搁在一边，浑浑噩噩地过日子，而要清醒地生活下去又实在太痛苦了。到傍晚，她就又买了些酒，跟同伴们一起痛饮起来。

（选自列夫·托尔斯泰《复活》，有删改）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星期三的紫罗兰

(法）安德烈·莫洛亚

“谢妮，再待一会儿吧！”

“不能再耽搁了，已经快到四点了，今天是星期三……你知道，雷翁，我得给我的情人送紫罗兰去了。”

谢妮与雷翁·罗朗的客人们一一拥抱吻别，然后离去。

雷翁的客人克蕾尔·梅内特里耶问道：“给情人送紫罗兰，是怎么回事？”

雷翁说道：“那我就给你们讲讲星期三紫罗兰的由来吧。以现今的趣味而论，这故事恐怕感伤了点儿……”

1895年，谢妮刚得了音乐戏剧学院的头奖，马上就接到法兰西喜剧院的聘书。她在剧院里，很快争得头牌演员的地位。

一天晚上，谢妮博得满堂彩之后，回到后台。

这时进来一个茶房，递上一束紫罗兰，茶房说：“这是科技大学一个穿制服的学生放在那里的。”

又过了一个星期，星期三没有她的演出，但是星期四来演出时，她看到化妆室里有一束紫罗兰，花已经有点儿蔫了。

“请问，贝尔纳，我的紫罗兰，还是那个小伙子送的吗？”

“是的，小姐。他人非常和气，身材瘦削，脸颊凹陷，眼神中透露出疲惫。他留一撮棕色小胡子，戴单片眼镜，加上佩剑，模样有点儿怪。凭良心讲，他倒是一往情深的样子。那小伙子把紫罗兰递给我，说了声‘请送给谢妮·索比艾小姐’，脸一下涨红了。"

“为什么他总是星期三来？”

“难道你不知道？星期三，科大的学生才能出校。”

“要是我心软一点儿，就叫你让他到后台来，把紫罗兰亲手交给我。”

“小姐，那些戏迷，你只要表示出一点儿关切，他们就会缠住你不放！”

“你说得对，咱们来个不理不睬、无情无义。”

“小姐，这才入情入理呢！”

又过了几个星期，谢妮每星期三依然会收到一束廉价的紫罗兰。有位女伴对她说：“我见到了，你那位科大的学生。那天碰巧我在门房，看见他捧着花，腼腆地说‘请送给谢妮·索比艾小姐’。那孩子一脸聪明相，生怕此举落个笑柄。要知道，他一无所求，也没提出要见你，我要是你……”

“就见他？”

“是的。暑假就在眼前，你也要去巡演了，即使他缠人，也没多大风险。”

那天晚上，谢妮离开的时候吩咐茶房：“贝尔纳，下星期三，那位科大学生再送紫罗兰来，你就让他亲自送给我。”

又是一个星期三，谢妮坐在休息室里等，但是没有穿制服的学生出现，她等得焦躁不安。她在心里笑自己：6个月来，对这种含蓄的表示，她理都不理，而这份一向受冷落的礼品一旦中断，她竟会那么惆怅。

散场之后，她跑到茶房那里问：“贝尔纳，我那多情种子呢？你没打发他上来？”

“他今天没来。你这是第一次同意见他，而6个月来，他这是第一次在星期三缺席。”

到了下周的星期三，仍然是既没有科大学生的踪影，也没有紫罗兰的影子。

第二天，她就离开巴黎去巡演了。等她再回来，那个罗曼蒂克的科大学生已被她置之脑后了。

一年之后，她接到杰奈弗里埃上校的一封信，上校请求与他会面。谢妮请上校于星期六下午到她的住处来。他来的那天，穿着黑色便服。

“我之所以冒昧恳求与你会面，是出于做父亲的身份。你看我穿着黑衣服，是因为我儿子——安特烈·杰奈弗里埃中尉，两个月前死在马达加斯加了。我儿子，小姐，你并不认识，但是他认识你，钦佩你。这一切都是他去看《爱情与巧合的趣剧》这出戏开始的。回来后，他兴奋地直谈论你，赞不绝口。”

“啊，天哪！就是他了？”谢妮喊出声来。

“半年里，每星期三给你送紫罗兰的科大学生，就是我的儿子安特烈。学校里的同学，也拿他的痴情打哈哈：‘你给她写封信吧！’”

“他为什么不写信来呢？”

写是写了，我都给你带来了。只是从没寄出，我们也是在他死后才找到的。这些信，你留着吧，它们是属于你的。我是出于对儿子的思念才这样做的。他对你的感情，没有任何失敬或轻佻的成分。我可以说，安特烈是无愧于他伟大的爱的。”

“但是，为什么他不提出见见我呢？我又为什么不设法去会会他呢？我真后悔，恨自己……”

“你也不要懊恼，小姐，当初谁也想不到。安特烈出了学校，自己提出要到马达加斯加去，也是因为你。他说过，他走远了，或许能逃避这种无望的痴恋。”

“这种忠诚，这种深情，这种隐衷，”谢妮说，“难道不是了不起的事吗？”

临了，上校起身告辞，谢妮握着他的双手说：“我想，我并没有什么做得不对的地方，然而，我觉得，对这位在感情上从未得到满足的逝者，我也有应尽的一份义务。上校，请告诉我，你儿子葬在什么地方。我向你发誓，在我有生之年，每个星期三一定到他坟前放上一束紫罗兰。”

“这就是为什么在她一生中，”雷翁归结道，“这位被人们认为怀疑人生、看破红尘，甚至可以说是玩世不恭的谢妮，会在每个星期三，丢下朋友、工作，独自跑到蒙巴那斯公墓，去祭奠一个连面都没见过的中尉。”

听罢，大家半晌无语，末了，贝特朗·斯密特说：“对于高尚的人，世界上永远会有风流而格调高雅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