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文本一：

蒙古包

李娟

我家的狗跟着我妈一起，在葵花地边吃了小半年的素。丑丑最爱油麦菜，赛虎最爱胡萝卜。它俩共同所爱是鸡食，整天和鸡抢得鸡飞狗跳。真正是“鸡飞狗跳”！但鸡食有什么好吃的呢？无非是麦糠皮加玉米碴，再加点水和一和。

荒野生活，不但伙食从简，其它一切都只得将就。然而说起来，在这片葵花地上的所有农户里，我家还算是最不将就的。

当初决定种地时，想到此处离阿克哈拉村还有一百多公里，来回不便，又不放心托人照管，我妈便把整个家都搬进了荒野中。包括鸡和兔子，包括大狗丑丑和小狗赛虎。想到地边有水渠，出发时她还特意添置了十只鸭子两只鹅。结果失算了，那条渠八百年才通一次水。于是我们的鸭子和鹅整个夏天灰头土脸，毫无尊严。

她在葵花地边的空地上支起了蒙古包。丑丑睡帐外，赛虎睡帐内。一有动静，丑丑在外面狂吠震吓，赛虎在室内凶猛助威。那阵式，好像我家养了二十条狗。

若真有什么状况，丑丑绝对直冲上去拼命，赛虎躲门后继续助威。直到丑丑摆平了状况，赛虎才跑出去恶狠狠地看一眼。

所谓状况，一是发现了鹅喉羚，二是突然有人造访。

来人只会是附近种地的农人，前来商议今年用水的时间段。或讨论授粉时节集体雇佣蜜蜂事宜。或发现了新的病虫害，来递个消息，注意预防。

或是来借工具。附近所有的农户里，就我家各种工具最齐全，要盆有盆，要罐有罐，要锯子有锯子，要斧头有斧头。几乎可应付一切意外情况。

别人家呢，一卷铺盖一只锅。随时准备撤。

于是到访我们蒙古包的人，说正事之前总会啧啧称叹一番：“再打一圈围墙，你们这日子可以过到2020年。”

对了，还有人前来买鸡。我妈不卖。说：“就这几只鸡，卖了就没有了。”

对方奇怪地说：“那你养它干嘛？”

这个问题好难。我妈吱唔不能答。

总之，以上种种来客，一个星期顶多只有一拨。

这片耕地约一万多亩，被十几户人家分片承包。大家守着各自的土地，彼此间散居很远。住处大都在地底下——在地上挖个坑，盖个顶，是所谓“地窝子”。于是，在葵花还没有出芽的时节里，站在我家蒙古包前张望，天空如盖，大地四面舒展，空无一物。我家的蒙古包是这大地上唯一坚定的隆起。

随着葵花一天天抽枝发叶，日渐旺壮，我们的蒙古包便在绿色作物的海洋中随波荡漾。直到葵花长得越发浓茂喧嚣，花盘金光四射，我们的蒙古包才深深沉入海底。

其实我家头一年种地也住的是地窝子。我妈嫌它不方便，今年便斥巨资两千块钱买了这顶蒙古包。唉，我家地种得最少，灾遭得最惨，日子还过得最体面。

鸡窝紧挨着蒙古包，是我家第二体面的建筑——一只半人多高的蒙有铁丝网的木头笼子。兔舍次之，它们的笼子仅木条钉成，不过同样又大又宽敞。鸭和鹅没有笼，我妈用破烂家什围了一小块空地，它们就直接卧在地上过夜。它们穿着羽绒衣，不怕冷。

每天清晨，鲜艳的朝阳从地平线拱起，公鸡站在鸡笼顶上，庄严地打鸣。迷路的兔子便循着鸡鸣声从荒野深处往家赶。很快，鸭子们心有所感，也跟着大呼小叫嘎嘎不止。家的气息越来越清晰，兔子的脚步便越来越急切。被吵醒的我妈打着哈欠跨出家门，看到兔子们安静地卧在笼里，一个也不少，眼睛更红了。

兔子为什么会迷路呢？我妈说，因为它个儿矮，走着走着，回头就看不到家了。

若是赛虎的话，看不清远处的东西，便前肢离地站起来看，高瞻远瞩。而且还能站很久。我渴望有一天它能学会直立行走。

丑丑不会站。不过也不用站，它是条威猛高大的哈萨克牧羊犬，本来就具有身高优势。远方地平线上一点点小动静都逃不过它的眼睛。

鸡虽然也矮，但人家从来不迷路，荒野中闲庭信步，悠哉游哉。太阳西斜，光线微微有点变化，便准时回家。我觉得鸡认路才不靠什么标志，也不靠记性，人家靠的是灵感。我从来没见哪只鸡回家之前先东张西望一番。

鸭子要么一起回家，要么一起走丢。整天大惊小怪的，走到哪儿嚷嚷到哪儿，你呼我应，声势浩大。

黄昏时分，大家差不多都回家了。我妈结束了地里的活，开始忙家里的活。她端起鸡食盆走出蒙古包，鸡们欢呼着哄抢上前，在她脚下挤作一团。她放稳了鸡食盆，扣上沉重的锥形铁条罩（鲁迅所谓“狗气煞”^①），一边自言自语：“养鸡干什么？哼，老子不干什么，老子就为了看着高兴！”

于是鸡们便努力下蛋，以报不杀之恩。蛋煮熟了给狗们打牙祭。狗们干起保安工作来更加尽职尽责。

（节选自《遥远的向日葵地》）

文本二：

李娟笔下的世界建立在她独特的边疆生活体验之上，那些广阔的空间、原始的生态、古老的传统，充满了生机与诗意。如果在写作中将“远方”的生活加以异域情调化的处理，或是寄诸对原始山水、风物之画面的描绘，很容易满足读者浪漫化想象，但也可能助长读者对“远方”的猎奇与消费。但李娟的文字是亲切的，即便书写着从未被描绘、被述说的地方和生活，她始终以不加掩饰的真诚，记录着自然律动与生活点滴。在讲述“远方”的时候，李娟既是一个观察记录哈萨克文化的汉族人，也是一个融入游牧生活的居住者。她用自己的语言讲述“他者”，也用行旅的经历去探究“自我”。文学的审美追求与民族志叙事的伦理考量，构成了李娟作品独特的张力。

（摘编自王岫庐《“真实性”的重构：从李娟的非虚构写作及其英译谈起》）

临流晓坐

①老家在长江边，怎么都是幸运。

②每次回去，时间或长或短，都会到江边石梯坎上坐坐。多半在傍晚，甚至天已黑定，喧嚣远去的时分，好像只有那时，才能与大江独处，以发天下惟大江与我的慨叹。面对一条大江，大多时候其实什么都没想，有时虽也思若流水，心想如果家乡是本日月之书，读读那片夜色就够了；读夜色时，读读夜里那道月光就够了；读月光时，读读月下那道江流就够了；读江流时，读读江流上船帆半掩桨楫尽收的波光也够了。偶尔想起明人吴从先那句“临流晓坐，欸乃忽闻；山川之情，勃然不禁”，觉得倒蛮应景；只是明知不是侵晓而是暮晚，只好叫“临流宵坐”了；但独自面对滔滔大江，浩荡的古意依然叫人沉醉。初夏六月，一年一度的洪汛眼下还没从雪山启程，古老的江流悠缓无声，静美得恰似花季的所谓伊人。

③那晚没有星光江月。江面上倒不时有驳船向上游缓缓驶去，突突突的轮机声，亮闪闪的船头灯，提醒我还有无数如驳船那样，正不分日夜逆水而行的生命。看上去那不像是船在走，倒像是天地在缓缓挪移，神奇得叫我惊讶。一时便觉得能心静如水，与天地同在，正是大江赐给一个在江边长大，却一直漂泊在外的人的福气，他人未必领会，也难得消受。其实远远近近也有不少人，男女老少或站或坐，什么都不做，就那么痴痴看着面前的大江。不远处有人唱起了歌，虽轻柔如梦，但依我之意，那时最好以琵琶为六月弹一首散曲，恍然若指尖即兴的拨弄，让某种连自己亦难明的心境，即兴地播撒于天地之间——如此，一切就刚刚好了。

④倏忽间才发觉，自己因离家太过长久，知晓的都是些古代的人事，对近百年间家乡到底怎么一直走到如今，几乎一片空白。

⑤第二天正好友人有约。在座的几位，原都有很好的文字，闲话中才知道，如今他们竟都放下了小说诗歌，转向了对故乡近代文史的探秘寻幽。说着，做东的朋友拿出本书来，是《宜昌记忆》丛书的一种，随手翻看，见所记都是百多年来小城开埠前后的轶闻旧事，从没听说过，一时甚觉新奇。

⑥“书卷多情似故人”。事后细读丛书，才恍然想起，时间作为另一条江流，无声无形，我怎么就忘了它的存在呢？其实，大江奔行于肉身之外，时间满溢于人心之中，我们何曾分分秒秒离开过两条江流？普鲁斯特在《追忆逝水年华》里说，“人们在时间中占有的地位，比他们在空间中占有的位置要重要得多”，其所作所为，则多由时间来保存。这么一想，面对那两条古老江流，可看可想的，就远不止一点水光山色，几册诗词歌赋了。求学离家太早——“当时年少春衫薄”，难怪对朋友们注目的那些历史过往，大多不甚了了。原来，即便那样伟大的一条大江，也有过自闭的、与世隔绝的年月。而清廷依据《中英烟台条约》被迫应允宜昌、芜湖等地的对外开埠，竟是由我熟知的云南“马嘉理事件”直接引发。小城自那以后在屈辱中城门洞开，现代化脚步虽杂沓零乱，终归已经启程。不仅著名的詹天佑为川汉铁路、卢作孚为长江航运，都曾驻留奔波于宜昌，一拨拨外国人也你来我往，既有想在宜昌租地建馆却因民情激奋受阻的第一任英国领事，也有最早到此开创平民教育，参与过“宜昌大撤退”的新西兰女传教士……这些人各怀梦想，冒险闯荡，于百多年前，硬生生地把个楚之西塞水码头，连拉带拽地带进了现代化的漩涡……

⑦那晚众人又驱车驰过长虹般的夷陵大桥，径直去到大江南岸，拐到磨基山脚一个幽秘之处。抬眼，对岸便是我那梦中小城：当年领馆、海关、洋行聚集却被日军飞机炸成废的沿江一带，如今一溜摩天高楼，霓虹溢光流彩，倒影斑斓生花，显然已是个规模初具的现代化城市，而忆起百多年前小城在现代化进程中的艰难前行，未免感叹唏嘘。城市与人一样，须慢慢生长，不仅生长需要时间，生长的疼痛与屈辱也都深藏于中。其时四周静谧无边，丝绒般柔滑的夜，平匀又深沉地呼吸着，以致我竟不敢断定，我真是在那里长大的。真属于百姓的日子，无非一点不虚的富足，安静的日常，素雅的清欢，每晚到江边闲坐的人们的心情，已经道出了他们的认可。

⑧古罗马执政官西塞罗说：“一个不懂自己出生前历史的人，永远是个孩子。”看来，人对故乡真切入微的认知，都是个悠长的过程。远离家乡的游子，除了回乡探望探望，也需多读点“家乡书”，将百年变迁史铭记于心，方知我们来自何处，也至今还在路上。没问过那些家乡文友，是否也常到江边“临流晓坐”，但他们在那条历史与时间的长河边，显然已苦坐多年。

⑨再去江边，“临流晓坐”，“欸乃忽闻”已是如烟往事，闲坐半晌，原先浮于半空的自己，似乎已倏然落地，真正与那片天地浑然同在。故乡只有一个，思绪岂止万端？

（取材于汤世杰的同名散文）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文本一：

鲁迅路口

张承志

①今年又一次去了绍兴。该看的上一次早已看过，若有所思的心里有些寂寞。城市正在粉刷装修；拆掉刚盖好的大楼，改成黑白的绍兴色。可能是由于天气的原因吧，这一回头顶着万里晴空，总觉景色不合书里的气氛。在鲁迅故居门口，车水马龙根本不理睬远路的游客；滔滔河水般的群众之流，擦着制作的假乌篷船一涌而过。我犹豫着，最后决定不再买票进去。

②与其说是来再一次瞻仰遗迹，不如说是来复习上一次的功课。那一次在冬雨中，我们走过了一条条街道，处处辨认着遗迹和背景。那几年我潜心南方的游学，事先读足了记载，到实地再加上草图笔记。我辨认着，小街拐角座落的秋瑾的家，青苔沾湿的青藤书屋，还有山阴道、会稽山、古史传说的夏禹陵。蒙蒙冷雨中的修学令人愉快，追想着那些日子，盼着再重复它一次。

③虽然我明白这是一处危机潜伏之地。渐渐地我们终于明白了，这个民族不会容忍异类。哪怕再等上三十年五十年，对鲁迅的大毁大谤势必到来。鲁迅自己是预感到了这前景的，为了规避，他早就明言宁愿速朽。但是，毕竟在小时代也发生了尖锐的对峙，人们都被迫迎对众多问题。当人们四顾先哲，发现他们大都暧昧时，就纷纷转回鲁迅寻求解释。我也一样，为着私人的需要，寻觅到了这里。

④反省着对他的失言与败笔，我常自戒不该妄谈鲁迅。无奈乏于参照，于是又令人生厌地转回这里。我已经难改习癖，别人更百无忌惮。那么多的人都在议论鲁迅，那么多的人都以鲁迅为饭碗，那么多的人都自称鲁迅的知音——这种现象，一定使他本人觉得晦气透了。

⑤不知到了毁谤的时代，一切会怎么样。

⑥同伴是本地人，对是否进去参观无所谓。我也觉得要看的都看过了，门票要四十元呢，或者就不进去了吧。路口上，车声轰轰人声鼎沸，不由你过分地斟酌徘徊。于是胡乱决定离开，心里一阵滋味索然。

⑦就这样，这一次在绍兴过鲁门而未进。虽然又踩过蔡元培门前的湿地，端详过秋瑾的遗墨，进入了徐锡麟的卧室，但我却没有迈过那个路口。我想保护初访的印象。冬雨的那一次我夹在一群小学生里一拥进了三味书屋，后来就亲身站到了百草园。那时的感觉非常新鲜，自己的小学生时代以及自己孩子的小学生时代一霎间都复活了。那不是来瞻仰伟人的故居，而是回到自己的孩提时代。一股那么亲近的冲动，曾在人流拥挤中幼稚地浮现。

⑧从鲁迅家的大门口迈步，左右转两个弯，隔一两条小街，原来三百步之内，就是秋瑾的家。

⑨初次意识到这一点时，我心中不由一惊。他们住得这么近！……果然还是要到现地，才能获得感受。我不住地遐想。彼此全然不相识是不可能的，即便没有借盐讨火做过亲密邻里，也会由于留学一国彼此熟识。若再是朋友，就简直是携手东渡了。

⑩蔡元培、鲁迅、秋瑾、徐锡麟，都是绍兴人氏。彼此相距也较近。

⑪后来去了徐锡麟的东埔镇。冬月来时，以为东埔路远不易到达，这一回才知东埔镇就在眼前，公路水路都不消一阵功夫。这么说，我寻思着，烈士徐锡麟的家乡就在咫尺——这几个人，不但是同乡，而且是同期的留日同学。

⑫站在路口上，我抑制着心里的吃惊，捉摸着这里的线索。

⑬一切的起源，或许就在这里？

文本二：

《鲁迅和他的论敌文选》序（节选）

汪辉

①鲁迅时代的知识和文化活动与大学体制密切相关，但是，那一时代的知识分子的思想活动与社会生活保持着密切的、有机的联系。当代文化生活的重要标志之一，却是鲁迅式的“有机知识分子”逐渐分化和退场，并最终把知识分子的文化活动改造成为一种职业活动。媒体，特别是报刊，在鲁迅时代的知识和文化活动中具有特殊的地位，但在当代社会这一现象却发生了深刻变化。除了媒体的特有的政治功能之外，它也日益成为消费主义文化的主要场所。鲁迅时代的知识分子通过媒体直接地与社会、政治和公众建立有机的联系，他们的文化实践，特别是他们对所处时代的各种社会不公的批判和反思，成为有效的社会文化变革的重要动力。当代媒体推动“知识分子”的媒体活动的主要动力，却是支配性的市场规则，而不是反思性的批判功能。

②上述变化如此明显地改变了当代知识分子的文化活动的方式。伴随着现代化的进程，中国社会进入了日益细密化、专业化、科层化的社会过程，知识的生产也越来越具有与之相应的特征。作为专业化的知识生产的最重要体制的大学，其根本要务即在培养与上述社会过程相配合的专业人员。对于这个社会过程的反思，特别是对于日益分化的知识的反思，没有也不可能成为大学体制的主导方面，因为大学体制恰恰是以知识分化的日益细密化为前提的。体制化的知识生产不仅是整个社会现代化进程的有机部分，而且它的任务本身即是为这一进程提供专家的培养、知识的准备和合法性论证。知识分子的文化活动既然是体制化的活动的一部分，从而也必须遵循体制化的规范。无论是教育体制，还是科学研究制度，都意味着现代社会中的知识分子对社会和文化的思考日益带有学院的特征。

③学院方式本身意味着作为职业活动的学术与一般社会文化活动的分离。更为重要的是，日益细密的分科通过知识的专门化把知识分子分割为不同领域的、难以相互交流的专家，而公众对于专家所生产的知识既无理解、也无批评的能力，从而知识分子与公众的有机性联系消失了。职业化的知识生产不仅压抑了知识分子的批判能力，而且也使得民间文化彻底地边缘化了。因此，一方面，知识分子的反思性文化对当代生活的影响日渐减弱；另一方面，公众与知识分子之间的互动关系也无以建立。专家文化加速了知识分子的精英化过程，使之成为远离公众、并居于某种控制地位的阶层。当他们成为各种法律、制度、规章以至价值的制定者的时候，他们也不再是知识分子。他们的知识随之转化成为社会控制的权力。当社会的重大变化来临之际，那些仅存的知识分子只能成为这种变化的被动的承受者，而无力发出自己的批判的声音——即使发出这种声音，也无法让人理解。

④这就是我们重温鲁迅遗产的当代情境。

（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