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材料一：

中国人很早就关注到劳动问题。《诗经》里就有很多描述劳动的场景，如《伐檀》《七月》等，对不劳而获的贵族流露出不满、讽刺甚至反抗。

传统中国以孔孟为代表的儒家思想居于主导地位，受其影响劳动的地位不高。《论语》写到：“樊迟请学稼。子曰：‘吾不如老农。’请学为圃。曰：‘吾不如老圃。’樊迟出。子曰：‘小人哉，樊须也！’”可见，孔子对劳动者所从事的事情是非常轻视的。孟子提出“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更是广为流传，流露出对劳动人民的轻视。

南北朝时期的《颜氏家训》一书，虽然反对轻视农业生产劳动的观念，重视对农业知识的学习，批评士大夫“未尝目观起一垡土，耘一株苗，不知几月当下，几月当收”，认为“古人欲知稼穑之艰难，斯盖贵谷务本之道也。夫食为民天，民非食不生矣。……凡几涉手而入仓廪，安可轻农事而贵末业哉！”不过，《颜氏家训》也只是主张士大夫粗识农务，“知稼穑之艰难”即可，依然认为劳动人民是下愚，反对弃学从农的做法。

当然也有一些学派重视劳动，但都没有形成主流。战国时期的墨家重视劳动，代表了劳动者的要求。他们从劳动者利益出发提出“节葬”“非乐”，反对统治者掠夺劳动者的衣食之财，甚至牺牲劳动者的生命为统治者殉葬。不过，汉代“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推行后，墨家思想便销声匿迹了。战国时期农家学派的许行主张取消君主、官吏与民众的分工，要求贤君与民众并耕而食。这与同时代的孟子提出的“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针锋相对。禅宗是中国化的佛教，禅宗提倡在劳动的过程中体现佛法的大意。僧人要参加劳动并自食其力，在劳动中体悟得道，把“行住坐卧皆是禅”运用于具体的活动中。明清时期一批出身劳动阶层的思想家提出“百姓日用就是道”，强调“格物”“习行”，重视动手实际操作，表现了他们对劳动人民的同情，对劳动的重视。

（摘编自哲学的视域《中国传统文化对劳动的态度》）

材料二：

习近平指出，要“引导广大人民群众树立辛勤劳动、诚实劳动、创造性劳动的理念……让劳动者实现体面劳动、全面发展……以劳动托起中国梦”。

新时代，辛勤劳动含有勤学和勤劳两方面的内容。勤学，强调的是锐意进取、勤勉为人。一名劳动者要想有所作为，就应当树立终身学习理念，立足岗位，增强自身综合素质、增长新本领，不断更新自我，积极应变，主动求变，与时俱进。勤劳，强调的是脚踏实地、奋发干事。“艰难困苦，玉汝于成”，习近平用这句古语形容了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的风雨历程和辉煌成就。我们“40年来取的成就不是天上掉下来的，更不是别人恩赐施舍的，而是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用勤劳、智慧、勇气干出来的”。回溯历史，任何一点进步、任何一次成功都是由人民的艰苦奋斗、辛勤劳动创造出来的。越是美好的未来，越需要我们不畏艰辛、不辞辛苦。

诚实劳动，是指劳动者以积极、实干、诚信的态度为他人和社会提供产品服务，基本要求是合法合理劳动，具有至真性、共享性、至善性等特点。诚实劳动的至真性，表现为劳动认知的客观、劳动行为的务实和劳动成果的实事求是。诚实劳动的共享性，表现为劳动知识和劳动成果的共建共享。劳动过程中劳动技能技巧的切磋，劳动资料、知识、成果的分享互鉴等体现出劳动者之间相互学习、合作共赢的和谐关系。诚实劳动的至善性，表现为劳动思想和劳动行为的“善”。诚实是劳动者的基本道德品格。诚实劳动突显了劳动者的道德主体性。道德的劳动从根本上决定了劳动的“善”。实干求真贯穿诚实劳动的始终，是整个劳动活动得以完成和继续的轴承，是诚实劳动的本质内涵。习近平指出，“空谈误国，实干兴邦”，实干首先就是要脚踏实地。于个人而言，唯有诚实劳动，才能最好地保障和实现人的自由本质，创造体面劳动和全面发展的“资本”。于国家而言，诚实劳动是提升国力的基石和坚守国格的精神基因。

所谓创造性劳动，是指人充分利用其劳动技能、科学知识，通过技术、知识、思维的创新，创造新的生产条件、方式、劳动成果和社会需求的劳动。它建立在开放性思维和挑战性实践的基础上，是不断探索创新的过程。解放思想是创造性劳动的逻辑起点。着眼当下，要想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跑好民族复兴接力赛、在国际竞争中赢得优势，我们必须继续解放思想，增强创新劳动思维，从理论联系实践中及时廓清困扰和束缚生产力发展的思想迷雾。专业技能和科学知识是创造性劳动的逻辑支点。劳动者应尽可能多的具备从事一定劳动所要求的劳动知识、技术、技巧和运用它们的能力，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和主体创造力生产出新的劳动条件、劳动方式、劳动成果和社会需求，才能造就闪光的人生。创造性劳动，是新时代建设创新型国家的发展战略需要，也是培养自由全面发展的人的内在要求。

（节选自向艳梅《辛勤劳动、诚实劳动、创造性劳动的本质蕴涵探赜》）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材料一：

人们通常将丑看成审美的对立面，这是不妥的，丑在美学中具有重要的地位。首先，它是美的对立物，没有丑就没有美，反过来也一样。其次，美与丑是相对的。正如苏格拉底所说的“对饥饿来说是好的东西，对热病来说却常常是坏的东西。在赛跑中是美的东西，在拳击中却是丑的东西。”这就是说，美与丑其实也没有绝对界限，它们的区分只能在一定条件下。美与丑也是相互渗透的，美中有丑，丑中有美。美中有丑不一定减损美，有时反增加美的魅力，如《红楼梦》中的史湘云容貌美丽，但她也有缺点：发音不清晰，经常将“二哥哥”说成“爱哥哥”，因而惹来林黛玉的嘲笑。这缺点也可以说是丑，但它不仅没有损害史湘云的美，反而因这一缺点，增加史湘云的可爱与活泼。丑中也可能有美，丑中的美不一定是美化了丑，在更多的情况下，它倒揭示了丑的复杂性。艺术中，这类丑中有美的人物也不少。如《巴黎圣母院》中的神父，他也有光环，有迷惑人的地方。另一方面，当人们一旦认识到这种美实是丑的掩饰时，倒益增对其的厌恶。

生活中的丑可以转化成艺术美。这种转化，关键在艺术家的审美化处理，而且是成功的审美化处理。生活丑成为审美对象不是说它原来的丑恶的性质变了，比如不能说上了舞台的伊阿古变成好人或可爱的人了，他还是坏人。但是，舞台的坏人是演员扮演的，不是真的坏人，他对现实生活构不成实际的伤害；演员扮演的坏人，是演员依据现实真实与艺术规律所创造的角色。他演得像真的坏人，说明他创造的成功；如果演员对角色的理解是正确的、深刻的，富有创造性，那么，演员创造的坏人形象，必然比现实中的坏人形象具有更为深刻的内涵。他的表演是创造性的，是既符合生活真实，也符合艺术规律的，并且是表现出了很高的艺术技巧的，这就创造了一种魅力。这种魅力正是艺术美。

丑是构成艺术美的重要因素。有些艺术家特别喜欢在艺术中表现丑，如法国大雕塑家罗丹。他的雕塑作品《欧米哀尔》就是典型的例子，作品表现的是一位裸体的皮肤干瘪的风尘老妇人，如果在生活中见到这样的人，你会为她的丑陋而惊骇，但现在罗丹将她表现为艺术品。他说：“在自然中一般人所谓‘丑’，在艺术中能变成非常的美。”为什么呢？按罗丹的看法，在实际事物中，所谓丑的，就是毁形的、不健康的，或令人想起疾病、衰弱和痛苦的东西，或是不道德的、犯罪的人，总之是令人可厌、可恶的。这些东西在现实生活中，的确不美。但是这些东西可能有性格，有个性。罗丹衡量美丑的重要标准是“内在真实”，在他看来，现实中明白地显现为美的东西不一定是真的，而在现实中明白地显现为“丑”的东西也许是真的。同时，罗丹认为艺术家具有化生活丑为艺术美的本领。他说：“一位伟大的艺术家，或作家，取得了这个‘丑’或那个‘丑’，能当时使它变形……只要用魔杖触一下，‘丑’便化成美了——这是点金术，这是仙法！”这种化丑为美，其实并没有改变丑在现实中的性质，但是因为经过艺术家的成功的艺术处理（这种处理是在深刻独到的认识的基础之上进行的），它由客观性的存在变成主客观相统一的意识形态式的存在，其意义其价值就不同了。

（摘编自陈望衡《当代美学原理》）

材料二：

中国文化贯穿着一种独有的审丑精神，成为中国艺术的一种文化心理或艺术精神。中国神祗大多更像是怪物，狰狞丑陋：九天玄女是人头鸟身的上古玄鸟，还有人首牛身的蚩尤，虎齿豹尾的西王母，青铜器上的饕餮纹饰，不胜枚举。它们虽狰狞可怖，但经过重组变形，对立而不相抗，天下宇宙因“中”而能“和”，“中”就成了中国艺术的基本法则，而这些狰狞的图案所反映的正是化丑（恶）为“和”之美、“中和”之美。所以化丑为美就可理解为化丑为中和之美，而非那种纯粹的西方式的形式之美。庄子在《德充符》《人间世》等篇中刻意描写畸形丑人，后世唐宋人物画中的罗汉画则以这种包孕高尚德性的丑怪人物形象再现。唐代画面多怪异形象，但笔法劲道圆柔。如唐梁令瓒的《五星二十八宿神形图》畸形怪诞，绝非和谐之美。唐代文学家中亦有主张直面真实，对于现实中的美与丑，必须表现得淋漓尽致，不可隐瞒掩盖。这样才可表里相符、辞能达意，实现文学的价值，如韩愈在《答尉迟生书》中说：“夫所谓文者，必有诸其中，是故君子慎其实；实之美恶，其发也不可掩。”他自己的诗文便是这一理路的体现。其他如孟郊尚苦寒，贾岛喜酸涩，卢仝显粗硬，李贺崇奇诡等等，都超出了美的规囿。迄宋，除了画家刻意以丑怪来形容人事，宋诗词所表达的丑怪更加集中和意味深长。苏轼有诗云：“如今老且懒，细事百不欲。美恶两俱忘，谁能强追逐。”（《寄周安孺茶》）体现了一种儒道佛相融之后的泯灭美丑的达观境界。元代马致远的《天净沙·秋思》小令也很说明问题：“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人家，古道西风瘦马。夕阳西下，断肠人在天涯。”古荒冷僻的事物被重新编织，进入一个新的时空就可以“以丑为美”了。这自是一种很高超的艺术思维。

（摘编自王洪岳《论中国古代艺术的审丑精神》）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材料一：

算法是指计算机为了完成特定任务的计算步骤，用于计算、数据处理和自动预测推理。当前，算法技术广泛融入线上线下的各种应用场景，在提供各种便利性的同时，其可能带来的副作用“算法作恶”逐渐引起人们重视。

算法自身不会对人们造成直接的危害，一般是通过算法的运行对人们的行为心理带来影响，“算法作恶”背后的心理效应主要包括回声室效应、信息茧房和尖叫效应等。

回声室效应指的是在一个相对封闭的环境中，一些意见相近的声音不断重复，并以夸张或其他扭曲形式重复，令处于相对封闭环境中的大多数人认为这些扭曲的故事就是事实的全部。网络技术使得信息的传递和分享变得更加便捷简单，但也在无形中打造出一个封闭的、高度同质化的“回声室”，使得人们更重视跟自己的假设或信念一致的事例。目前部分商业网站会根据用户的搜寻结果，进一步提供内容相近的网络信息，这种让人产生“挠到痒处”的心态反而会带来一定的问题。当我们越喜欢看某一类的文章，算法就越会更多推送类似的内容，这导致我们越来越加深自己原本的想法，即便自己原本的想法可能并不都是正确的。

在信息传播中，因公众自身的信息需求并非全方位的，一般只注意自己选择的东西和使自己愉悦的内容，久而久之，会陷入像蚕茧一般的“信息茧房”中。信息茧房会加剧网络用户群体的极化，群体内的成员与外部交流会大幅减少，群体成员因为拥有相似的观点和看法，内部趋同的特征愈发显著，容易产生盲目自信、心胸狭隘等不良心理，并诱发极端思想和极端行为。

平台的功能设置中，有时为了规避用户的反对，将一些体现个人自主性的设置隐藏很深，一般用户面对眼花缭乱的设置，很多情况下只能接受系统的默认设置，将自主性完全交由平台。这种情况下，个体会不自觉地陷入平台算法推荐的信息中，对推荐内容感到高度满意并很难感知到自身的信息受限。算法借此不断培养用户对平台的依赖，久之，用户信息接收维度变窄，获取渠道单一，在单调的信息交互中形成特定的兴趣习惯，深陷“信息茧房”的桎梏。

尖叫效应是在资讯传播中得以显著体现，通过非法剪拼改编的惊悚、恶搞等低俗内容，迅速引发人们的大量关注，无论是从满足人们的猎奇心理，还是引发人们的指责批评，都能获取高额的流量和点击率。在网络关注为王、流量为王的导向下，这种效应会成为一种传播的价值导向，吸引更多人制作违反道德、违反法律法规的内容，在众多平台的裂变式传播下，对人们尤其是青少年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造成不良影响，算法就会沦为尖叫效应的帮凶。

（摘编自朱廷劭《算法技术人文应用中的向善思考》，《人民论坛·学术前沿》2022年第10期）

材料二：

如今，AI已经开始进入我们的生活，AI会利用大量的数据，再通过一定的算法，验证过去学者们依靠观察、访谈等传统社会科学方法所得到的有关人类社会的认识理论，但有时也会给出一些令人“大跌眼镜”的观点，貌似违反了过去我们对于人类社会的认知常识。

专家说，如果通过数据、算法得出的结果违反直觉或者常识，这不仅是常见的，而且是应该的。“直觉、常识本身就不一定是正确的，大数据很大的一个优点就是帮助我们寻找出一些靠人类直觉无法得到的结论。”

但要依靠数据和算法对人类社会进行理解、解释，乃至帮助人们进行抉择，数据就必须具备一定条件。首先是数据规模要足够大，即使无法做到全样本数据，也应尽量实现数据来源的随机性，选择的数据要有代表性；其次则是数据质量应尽量可靠，数据的准确性和完整性要有所保证；此外，如果有统一的数据接口标准，算法的复杂性也能够大大降低。

如果上述要求能够得到满足，那么当我们利用AI进行决策时，将更有可能得到更加准确的结果。但人类社会高度复杂，并且时刻都在变化，相对固定的算法很难做到长久有效。而且，算法的不断更新、修正，也是保证大数据应用能够取得可靠结果的重要因素。以互联网上运行的推荐算法为例，可能几小时就会迭代一次。

信息获取方式的变化毫无疑问是近年来数据和算法给大众带来的最大改变之一。因此，也不断有批评者对信息推荐算法导致“信息茧房”效应加剧的问题进行批判。有研究表明，“信息茧房”是算法和受众认知偏好共同作用下的结果，两者缺一不可。

算法归根结底是受人控制的，算法的规则是人制定的。人完全可以写出一个“走向另外一个极端”的算法，让大家的选择多样化，远离“信息茧房”，但是这种算法不符合商业利益，因而没有人去做。

所以，人与大数据、算法之间不存在固有矛盾。大数据、算法的应用是为了提高人类某些行为的效率，是为人类服务的，总体上是需要拥抱的。同时，如果大数据被别有用心的人利用，当然也会产生负面效果，但我们不能因噎废食。

我们应该合理、恰当地应用大数据和算法，使其更好地为人类服务，要避免其被别有用心的人用于不利于社会发展的用途，比如大数据杀熟、大数据售假等，而这则需要有关部门提高监管水平，营造一个良好的互联网环境。

（摘编自都芃《在做选择这方面人类直觉竟不敌数据和算法？》，《科技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