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各题。

材料一：

乡愁，是中国诗歌一个历久常新的普遍主题。余光中多年来写了许多以乡愁为主题的诗篇。《乡愁》就是其中情深意长、音调动人的一曲。《乡愁》的美令人瞩目，特别是音乐美。《乡愁》的音乐美，主要表现在回旋往复、一唱三叹的旋律上，其中的“乡愁是……”与“在这（外）头……在那（里）头”的四次重复，四节中同一位置上“小小的”“窄窄的”“矮矮的”“浅浅的”等叠词的运用，使得全诗低回掩抑，如怨如诉。而“一枚”“一张”“一方”“一湾”等数量词的运用，不仅表现了诗人的语言功力，也增强了全诗的音韵之美。《乡愁》，有如音乐中柔美而略带哀伤的“回忆曲”，是海外游子深情而美的恋歌。

余光中等诗人的贡献还在于，他们找回了汉字与汉语之间的时间性联系，并探索了通过文字排列实现诗歌音乐性的种种结构的道路，这是古典诗歌没有摸索出来的。在这个意义上，他们真正为新诗的音乐性，甚至为汉语的音乐性开辟了新的道路。

（摘编自《新诗鉴赏词典》）

材料二：

诗歌的音乐性一向是业界争论的热点问题。

关于诗歌的音乐性，文学评论家谢冕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提出，包括新诗在内的所有诗歌都必须包含音乐性。诗歌要有音乐性，没有了音乐性，就与其他的文体没有区别了。而中国新诗缺少的恰恰是音乐性。现在的很多诗人不懂旧体诗，甚至认为旧体诗好写，这是因为他们不知道诗歌内在的一些规律，不知道怎么用词，不知道声韵上怎么表达才动听。

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李山说，现代诗没有必要像古诗那样讲究平仄、中间对偶，但讲究语言的和谐还是必要的。李山所强调的向古诗学习，并不是要我们回到传统，而是强调如何在借鉴古代汉语有声调这一特点的基础上，创作出符合现代品位，又能充分体现汉语魅力的现代的散体诗，他认为这是需要大力尝试的。

诗人王久辛说，诗歌有无音乐性的疑问，是不懂修辞的诗人提出的一个很可笑的疑问。真正懂修辞的诗人是不会提出这样的疑问的，因为畅达的修辞，高妙、精微、动人的修辞，那种有复合性的修辞，都是对诗歌音乐性的一种大胆的创造、勇敢的探索。诗人西川提出，格律是个假问题。他认为，主张诗歌要讲究格律的人，是“要给新诗立规矩的人”，他称这些人大多是一些创造力匮乏、趣味良好、富有责任感的好心人。他们多以19世纪以前的西方诗歌为参考系，弄出些音步或音尺，但这没什么意义。

（摘编自《辽宁日报》）

材料三：

中国新诗走过的一百年里，质疑之声似乎从未断过。诗人郑敏甚至从源头上对新诗进行了否定：20世纪之所以没能出现“李白”“杜甫”，是因为“五四”时期引入了西方文化的末流，割断传统，使得白话诗万劫不复。

如此说来，这真是一部让人沮丧的百年新诗史。但是且慢，持不同意见者也大有人在。诗人于坚就坚持认为，“中国20世纪的所有的文学样式，小说、散文、戏剧等等，成就最高的是新诗，被误解最多的是新诗，被忽略最多的也是新诗。这正是伟大的迹象”。既然如此，我们该如何看待新诗？

千百年的熏陶与培育，使得国人至今依然不屈不挠地拿新诗与古诗一决高下，依然用发展了几千年的古汉语经验来衡量当下的诗歌创作。中国古典诗歌有着超稳定的审美规范，平仄间的韵律流转充满内外交融的音乐性，起承转合的结构又极为自然。从如此强大的古典诗歌参照系出发，读者对新诗的数落与普遍不满便可以预料：能让人完整记住的新诗名篇凤毛麟角，经典之作屈指可数；新诗语言做不到出神入化；新诗离真正走进大众生活及其内心世界还有距离。

然而，必须正视一个严酷的事实，古典诗歌堪称优美的诗情画意，在后起的新诗这里已经出现了脱节或者转变。新诗与古诗既可比又不可比。可比在于，在诗的本体属性上新诗具有与母体同质性的一面；不可比在于，新诗经过挣脱，走向了一种全面的自洽的生长，现代新诗与古体诗已然成为两种不同“制式”的诗歌。对这两种状态下的诗歌，显然不能用一把尺子去衡量，“花开两朵，各表一枝”的评价体系或许才是明智之举。

多年来，诗歌界有这么一个共识，新时期的中国诗歌用二三十年的时光，几乎走完了西方现代、后现代诗歌的全部征程，“浓缩”了西方近百年的现代诗、后现代诗发展历史。学习和借鉴西方现代诗歌，无疑为中国新诗提供了转型契机，但这种转型不是分阶段的蜕变，而几乎是共时性完成的。中国新诗对西方现代诗歌的吸收，有时消化很好，有时消化不良，有时过于贪食——狼吞虎咽、饥不择食，有时反复挑剔——食不厌精、脍不厌细，以致营养过剩。在中外诗歌的评价与比照中，人们总是将各国的诗歌菁华与国际级大师串联起来，组成纵深队列的国际军团——从20世纪第一个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法国的普吕多姆，到爱尔兰的叶芝，再到瑞典的特朗斯特罗姆……多国联军步步进逼，综合全部优势，用世界诗歌的精粹“总和”轻松地把单一国家的百年新诗比了下去。这种缺乏对等参照的评价标准无形中变成自我矮化，拉大了所谓中国诗歌“追赶”世界诗歌的差距。

除了与古代诗歌、西方现代诗歌直接或间接的“对抗”，中国新诗还在通过不断的艺术违规和越界为自己开疆拓土，发现和发明新的题材、内容、形式和语言，创造新的诗歌范式。新诗自身也形成了自由、多变、求新的小传统。对新诗的接受与评价也应该面对其自身小传统的考核，而不是固执于诗歌大一统的本质主义观念，执着于新诗必须是古诗的一种分支与延续。

最后，还涉及对前辈诗人的具体评价问题。当下不少诗人对新诗诞生之初的历史成绩持否定态度，如“用今天的眼光看，穆旦和徐志摩的诗歌写作都是二三流”，这种断语相当有代表性。他们用已经大大发展了的现时尺度去审视过去，忽视了任何接受与评价都不能偏离历史特定语境的原则。

（摘编自《人民日报》）

材料一：

水墨山水画可以说是最具有中国美学意味的艺术。水墨山水画是纯用笔墨不用设色的山水画体，是以最自然、最本色的东西创造出一个以形求神、抒情写意的世界，体现了中国古人那种与天地相始终的生命意识，体现了中国古人那种“肇自然之性，成造化之功”（王维）的宇宙意识和人生情怀。

水墨是最朴素的颜色，它可以超越于各种颜色之上，作为各种颜色的母色，所以也是最自然、最能表现艺术家精神意趣的颜色。也可以说，水墨山水画最典型地体现了老庄之学的山水悟道精神，体现了中国古代艺术家亲近自然的精神，所以它以最纯净的姿态呈现出中国画的笔墨趣味与意境美。

水墨山水画的笔墨趣味与意境美表现，大体可从以下几方面来理解，首先是“淡”的意境。“淡”就是一任自然，就是天真、不用意，不饰雕琢。可以说，它构成了水墨山水画意境表现的基础。这一标准最早见于宋代诗论，梅尧臣作为宋代诗风的开拓者，提出的标准就是平淡——“作诗无古今，惟造平淡难”，而后成为诗论、画论、书论的普遍标准。山水画审美，自然更是以“淡”为宗。“淡”就是用疏淡自然的笔墨表现出令人悠然神往的艺术意境，如元代大画家黄公望的旷世名作《富春山居图》就是“淡”的意境美的典范。它表现的是画家最熟悉的景色，即杭州以西富春一带的山水：坡岸水色、峰峦冈阜、飞瀑清泉、山村小桥、渔舟人影以及散落着林居亭台的河岸，在一幅长达七米的山水长卷中自然呈现，看不见画家的精心构撰，只有其自由兴趣徜徉其间，却又是那样令人神往和意趣悠然。中国山水画家“以水墨为上”，追求“淡”的意境风格表现，亦包含着中国山水画家对宇宙人生的最朴素理解，“淡”不仅表现了画家与宇宙天地的生命相通，更传达出艺术家的主观情绪与心境。

其次是“逸”的意境。“逸”本来是指人的一种生活态度与精神境界。“逸”由人的生活态度与精神境界转向书画领域，最早见于南齐谢赫的《古画品录》，有“高逸”“横逸”一类品评书画的话语。真正将“逸”作为品评书画的最高标准则是从北宋黄休复开始的，他在《益州名画录》中将画分为“逸”“神”“妙”“能”四品，“逸”则处于最高品级，它不为笔墨所限，又不露笔墨之痕，所以水墨山水画成为最好的表现形式。“逸”的意境风格是画家主观心境、气度人格最完美的表现，也是中国古代士子文人精神气节和胸襟人格的写照。“逸”在倪云林的画中得到完美的体现，比如他的代表作《幽涧寒松》《容藤斋图》等，画面上常常只有几株枯树或寒松当风而立，另外就是一个茅亭，或几个土丘，远处是平缓并不显眼的山坡，树枝的枝叶稀疏，但是很有性格，在一片空寂、荒寒的境界中显示出孤傲与不屈。

再次是“远”的意境。北宋山水理论大家郭熙在前人理论的基础上明确提出“三远”的概念，认为“高远之色清明，深远之色重晦，平远之色有明有晦；高远之势突兀，深远之意重叠，平远之意冲融而缥缥缈缈”，“三远”说即是对水墨山水画意境表现的很好概括。山水画审美重“远”，包含着十分深刻的内涵。“远”与“玄”同义，在中国山水画家那里，亦是一个可以表现无限宇宙的空间视象。唯有“远”，才能突破有限画面空间的限制，进入一个无限深邃的宇宙世界。

（摘编自毛宣国《中国水墨山水画的意象之美》）

材料二：

在中国绘画史上，“水墨”是中唐以来指称中国绘画的一个重要概念，而“中国画”的称谓则出现甚晚。晚清以来，为了区别于西洋，表明中国身份，“中国画”慢慢取代了“水墨画”，成为一个约定俗成的概念。近几十年，“新水墨”概念的提出，好像是有意跟传统中国画所界定的笔墨理法、品评方式拉开距离。不少批评家认为水墨是农耕社会的产物，在新时代有不可救药的滞后性，水墨语言中环环相扣的程式是中国画发展的障碍。因此，对水墨现代性的期待变成了对传统的抛弃、与传统的简单对立；或者将现代性等同于西方化，以“新”“前卫”标识身份，升级了进化论的合法性，而对其传统渊源、现实处境罔顾所以。针对今天边界模糊、跨界时髦的艺术界，有必要厘清什么是中国水墨的核心价值。

“水墨画”体现的是历史化观念，在传统的知识系统里，它是表现精神生活的重要方式。无论是古代或是当代，它兼具日常性、生活性、行为性、仪式性，而超越性是水墨精神之旨归，传统雅集、送别、渔樵、行旅、问道、耕读等，无不有之。比如经久不衰的《潇湘八景》中去国怀乡的诗画吟咏，《落花诗》中文征明、唐寅等人的吟咏唱和等，不胜枚举。世俗情怀与诗性的超越精神相融相化，思古之情与求新之念错综生发。因此，深厚的中国画不仅仅是单纯的绘画，它的内容就是思想，是一种很有学问的人文之学。这些积极因子均是值得当代水墨艺术再挖掘，可以启发当代水墨画的地方。

今天中国水墨画的发展境遇，是在“西学东渐”的大时代背景下思考中国水墨何去何从。目前面临的更重要的讨论不是“东西”“新旧”的问题，而是水墨画内部结构的研究挖掘与再认识，自律性和外部拓展两方面的有效统一。当代中国水墨画无论进行何种模式的探索，都不能回避一个核心：把握、研究、探索文化生成的根源，以及经典的启示性。老子说：“能知古始，是谓道纪。”深入研究传统的核心概念、历史、技艺，在当下显得尤为重要，如以“图真”论为核心的气、韵、思、景、笔、墨六要精义的阐发；对理、法、品、悟合一的整体观照；注重手艺、技法的尊严等。

当代中国水墨画从创作到市场运作均重技术功用之路，缺失德性对知识或技术之觉悟与渗透，因而水墨艺术生发的纯粹起点似乎也渐被遗忘，缺失那种不受制于物、与天地精神往来的逍遥境界与超越精神。

因此，如何在今天的社会情境中呈现水墨的现代性与东方精神，以水墨探索一种西方没有的对艺术的理解和立场，是每个中国水墨艺术家都要面对的问题。

（摘编自丘挺《中国水墨画的现代意义》）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长期以来，对于中华传统文化的内涵特征存在着不同理解。一些观点认为，中华文明属于大陆文明，中华传统文化以内陆文明为底色，与海洋关系不大。这种观点的形成原因较为多样和复杂，西方文化思想的影响是一个重要来源。黑格尔就提出东西方拥有不同文明体系的观点：以中国为代表的东方文化是内陆文化，是僵化和停滞的；以欧洲为代表的西方文化是海洋文化，是进取和创新的，这种文化的差异造成了人类文明形态的差异。这种观点是片面的，不符合历史实际。

中华传统文化是开放包容的文化，是多元同构的文化，海洋文化是中华传统文化的重要特质。中华传统文化具有陆地和海洋的双重品格，海洋特质是其鲜明的文化特征之一。中国既有广袤的大陆，也有辽阔的海疆，各族人民在长期的生产生活实践中形成了悠久的海洋文化，这是中国古代历史与文化进程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中华传统文化的海洋特质孕育于远古时期，考古学家在周口店山顶洞人遗址中就发现了海蚌壳、海鱼骨等遗存。

先秦两汉时期，人们对海洋的认识与利用逐渐丰富和拓展。秦始皇曾数次东巡，并派徐福率众东渡，这是我国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海上航行的明确记载。《庄子》《山海经》等大量早期古代经典文献中也都不乏对海洋的描述，特别是刳木为舟、煮海为盐等记载，都是时人利用海洋的真实写照。汉代则有了国人走向远海更为具体的文献记载，“海上丝绸之路”开始扬帆远航，贸易与交流东到日韩，南至东南亚各国。

六朝隋唐时期，对于海洋的探索与开发显著推进。三国时期，造船技术进一步提升，魏国曾在青、兖、幽、冀四州大造海船，当时东吴的造船业最为发达，船舶已经有了比较成熟的分隔舱技术，即使个别船舱受损进水也不影响航行。据史料记载，孙权曾派遣船队进行了数次大规模海上远航，远至台湾、东南亚等地。唐代不仅陆上疆域广阔，对于海洋的控制和影响也实现了空前拓展。唐代的造船技术更加高超，船体设计、船帆制造以及轮桥起重技术等诸多领域都有新的发明。在与日本等国的海战中，唐朝船队多次取得胜利。唐代开始设置市舶司，专门管理对外交往和对外贸易，这是针对海洋经贸最早的官方常设机构。沿海港口城市也随之快速发展，广州、宁波、泉州等地都有规模很大的港口。《新唐书·地理志》等典籍对于当时海洋贸易、对外交往等的记述更为详尽，记录了从广州出发，经越南、印尼等地绕过马六甲海峡到达西亚的远洋航线及沿线各国风貌。

宋元时期，古代中国的海洋文化发展达到一个相对的高峰。宋代特别是南宋高度重视海洋贸易，明确提出了“开洋裕国”的基本国策，建立了更为完备的市舶机构，对海洋贸易采取了宽松开放的政策，对外贸易的重心从陆上转至海洋，航海技术进一步提升，海洋文化的发展进入繁荣时期。

明清两朝是海洋文化跌宕起伏、曲折发展的时期。一方面，明代前期经由海洋的对外交流达到巅峰，郑和率领规模庞大的船队七下西洋，航路最远抵达非洲，时间跨度长达近30年，是古代航海史上规模空前的壮举。另一方面，明中叶之后，明清两朝不同程度推行过一些“海禁”政策，甚至进一步发展为闭关锁国，阻滞了海洋文化的发展。

基于对中华传统文化各历史阶段的总体性特征的研判，不难看出其鲜明的海洋特质。文化不是一朝一夕之间形成的，同样也不是一个时期的停顿或波折所能截断的，历史长河在征途中激起的浪花乃至曲折的迂回，并不能改变其奔流入海的大势，明清海洋政策阶段性变化造成的影响也无法抹杀中华传统文化中固有的海洋特性。

同时应当看到，中华传统文化是多元同构的文化，就文化内涵的诸多构成特质而言，海洋文化特质与其他特质并非相互割裂、各自孤立的存在，而是有机共生、同构融合的关系。正因如此，中华传统文化天下大同、协和万邦、开放包容、开拓进取等精神内涵不断得到增强。首先，开放包容是中华海洋文化的一个显著特征。例如，妈祖信仰是海洋文化开放包容精神的一个生动例证。宋代以来，妈祖信仰不断丰富发展，如今其影响遍及世界各地。就文化特征而言，妈祖信仰蕴含的大爱精神正是海洋文化开放包容特征的重要体现。其次，开放包容也是中华海洋文化的基本特质。纵观西方几百年来的海洋史，可以说是一部殖民和掠夺的历史，在海洋贸易的过程中带有强烈的侵略性和扩张性。但中华海洋文化具有开放包容、合作共赢的传统。早在两汉时期，中华先民的海洋活动就以各国的相互交流、往来互信为主要内容，体现了开放包容的精神。再次，开拓进取是中华海洋文化的重要精神特质。大海波涛汹涌，深广难测，这一自然属性令海洋文化富于开拓冒险精神。我国拥有漫长的海岸线，沿海各地区的百姓很早就有搏击风浪、逐海谋生的传统，逐步形成了充满活力、敢拼会赢的社会文化氛围。

（摘编自林大志《浅谈中华传统文化的海洋特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