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政治的本质，说到底就是协调群体之中的人际关系(这里的“人际关系”的概念是广义的，既指个人与个人之间的关系，也指集团与集团之间的关系) 。人是社会性的存在，而不 是孤立的存在。人与人之间既需相互依靠，又有利害冲突。协调诸如此类的问题，便是政治的任务。既然中国文化不相信神而只相信人，那么在中国文化中头等重要的大事，便自然是 协调群体之中的人际关系，而不是天人之际的人神关系了。这就是为什么中国文化更重视政治的原因，也就是为什么中国产生并盛行儒家思想的原因。

中国文化这种重视政治、薄于宗教的特征，当然会给中国文学以很大影响。在中国文学的各种体裁中，诗歌是最早被要求与政治发生密切关系的文体。根据传统的文学观点，诗歌虽然就其本质而言是抒发个人感情的，但因为个人是生活于群体之中的，而政治的作用也无非就是协调群体之中的人际关系，因而诗歌与政治自然而然地就发生了密切的关系。《毛诗大序》之所以一下子从诗歌的抒情功用谈到政治功用，便是因为作者的意识深处存在着上述思路之故。

类似中国诗歌与政治的这种密切关系，在其他诗歌传统中是非常罕见的，可以说是中国诗歌的基本特征之一；正如松浦友久指出的：“在比较诗学上，一般认为，‘诗与政治’的课题引起人们的关注始于近代。但在中国诗史上，这却是自古以来诗学上最为关切的问题之一。并且其中表现的‘诗与政治’的关联，综合包括理念与实践两个层次，而其传统又一直延续到今天——这都是无与类比的特殊情况。”

(摘编自邵毅平《诗歌:智慧的水珠》)

材料二：

唐代诗歌与政治的关系，体现出某种带规律性的表征。中国诗史上的一些高潮期，也莫不有它独特的政治背景。战国时，楚面临强秦的威胁，进步爱国力量与腐朽卖国势力的斗争，推动屈原的创作，而屈原所经历的高层政治体验，则赋予他崇高的历史使命感和献身精神。建安时期曹操政治集团以其进步的政治路线和“唯才是举”的用人方式，把因党锢之祸被压抑冷落的士人，重新推向政治舞台，激起强烈的功业思想和英雄意识。“雅好慷慨”的建安诗歌，正是得力于这种正面推动。继唐诗而起的宋诗，发展到北宋中叶，又出现一个繁荣的局面。而其时从仁宗朝庆历新政，一直到神宗朝王安石变法前后，王朝内部政治斗争的焦点，是要克服“累世因循末俗之弊”，挽救长期和平发展中潜伏的危机。诗歌界欧、王、苏、黄等大家，都是在一连串起伏动荡的政治变革中卷入得很深的人物。

考察诗歌高潮来自政治的推动力，有助于进一步探索文学繁荣发展所需的社会条件。作为中国封建时代正统文学样式的诗歌，它注定要与封建政治发生密切联系。政治影响于诗人创作，可以有四种情况；(一)挤占了诗人创作的时间和精力；(二)给诗人以正面鼓舞或推动；(三)打击压抑，导致怨悱；(四)诗人被迫害致死，或彻底沉默。(一)和(四)两种情况只能使创作受损。(二)和(三)两种情况虽有分别，但对于某些诗人，又常常集于一身。如李白、杜甫之入宫廷，便是始而受激励，继而遭压抑。

一般说来，封建时代的士人，总是先由政治给予某种参与的机会，在参与中有所不遂，才会引起怨悱。导致“长吟哦”的“起且僵”(崛起而后困顿)，“起”往往在先，由政治直接给予拨动；“僵”伴随于后。“起”与“僵”或是单纯从某一侧面作用于诗歌创作，或是交糅在一起，产生更复杂的影响；或是比较直接地表现为正值，或是要经过创作活动的一番消化转换，才表现为积极有益的效应。能够给诗歌创作以强大推动的政治，不在于它有多么清明或稳定，而在于它要能强烈地牵动人心，让人不断地感奋起来，发之于吟咏。封建王朝初期，一般号称盛世，而文学人才可能尚未积累到最丰沛的程度。同时稳定和繁荣不免缓解了士人要求干政的迫切感，诗歌颂美居多，缺乏对政治的深刻介入，艺术上也缺乏由深广内容带来的要求变革创新的推动力量。封建王朝末世，往往陷入大动乱。斗争残酷，兵祸连结，文教停顿，人才短缺，士人对世乱恐惧回避，诗歌也相应衰敝。东汉末(灵帝朝)、隋末、唐末的情况大体如此。一般性地排除了王朝开国期和衰乱期，再结合诗歌史上几个兴盛阶段看，中国诗歌高潮总是出现在社会政治比较有活力，能够吸引人才，并多方面推动士人为较高理想积极追求的时期，而盛唐则是演出了中国历史上这种时期的最为辉煌的一幕。

(摘编自余恕诚《唐诗风貌》)

我们不妨从语文教育与社会文化的关系上感受一下语文教学中的三个主体（编者按：文本和师生）关系问题的重要性。

语文教学活动中的文本，实际上是人类的和民族的文化遗产，它是过往人类创造的文化成果。他们的创造，体现的是他们的创造者的主体意志和思想愿望，他们对于他们的创造物是有主体性的。我们要感受和了解文化遗产的价值和意义主要不是从它对我们现实人的直接使用价值来判断、衡量，而更应当从他对当时社会、当事人的作用和意义来衡量。在这里，重要的不是这种遗产的本身，更是创造者的创造精神和创造过程。一代代的人要得到更迅速的成长，是不可能一切从头开始摸索和创造的，而必须首先了解过往人类的创造成果和创造过程。在从事各项具体社会事业的社会成员则需要掌握过往人类创造的文化成果，他们要通过现代知识分子的著作了解和掌握有关的文化遗产，以具体的从事各项事业，他们在这种文化传承的关系中更接近语文教学中的学生的位置。这也就有了社会文化中的三个主体的关系的问题。

这三个主体是有差异、有矛盾的。创造者的主体性假若压抑了现实社会知识分子和一般社会成员的主体性，古代文化的创造者就被神圣化了、绝对化了。在这时，现实的人就成了传统文化的俘虏，文化遗产表面上得到传承，但一代代人却失去了古代文化创造者的创造精神，它所导致的是现实文化的衰弱和现实社会的主体性地位的丧失。

若现代社会的知识分子并不尊重人类的、民族的文化遗产，并不尊重过往人类的创造意志和创造精神，并不想感受和了解这些遗产是怎样被古代人创造出来的，而是一味根据自己的现实愿望和要求抹杀古代人的创造成果，他们的创造性也是得不到发展的。这种虚无主义态度同时也意味着对自我以外的所有人的主体性的蔑视，意味着把其他社会成员都置于自己的奴从者的地位，它抹杀了古代人对于自己创造物的主体性地位，同时也压抑了接受者的主体性地位。这正像一个教师既不想切实的感受文本自身的意义和价值，也不承认学生在学习中的主体性的地位。这时，社会表面上很繁荣的文化，知识分子编织着五花八门的理论，但这些理论却不是从他们对社会人生的感受和理解中产生出来的，而是从与别人对着干的方式中产生出来的。你说向左我向右，你说向右我向左；你讲唯物我唯心，你讲唯心我唯物，其实他自己是什么思想也没有的。

但是广大社会成员的主体性也不能无视人类文化遗产的创造者的主体性，不能抑制和窒息的现实社会，知识分子的主体性。在这时，整个社会陷入愚昧和盲目，否认知识、文化、历史和知识分子的社会作用；把狂妄当个性，把蛮干当创造，把迷信当信仰；整个社会陷入“盲人骑瞎马，夜半临深池”的盲目状态。

以上这三种社会状态是我们都经历过的，我们应当吸取这些历史的教训。

（节选自王富仁《在语文教学中必须同时坚持三个主体性》）

①中华的高度文明起源于春秋战国时期。这个时期正是全人类发现了自我，运用高度抽象思维，走向高度文明的时期。欧洲、印度和中国三支文化是在相互隔绝的状态下，各自成长起来的。东方西方前进的步伐不约而同，历史证明文化起源的“多元化”这一事实。宣扬文化源头只能出自西方的言论，不是出于无知，就是别有用心，因为这不符合事实。

②文化总是在一定地区、国家、民族繁衍出来的，文化本身是很难抽象地存在的，它必须寄生在政治实体之上才能发展。中国自秦汉以后，就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的大国，它能给文化以很好的保证，这是其他文明古国所不具备的。比如综合国力保证，长江、黄河一直是华夏民族的栖息地，强大的综合国力提供了一个固定的生存、活动与表演的舞台。又比如当家的，有汉族也有非汉族，汉族当家，非汉族也参与政权，非汉族当家，汉族也参与政权，这种共同参与使得民族融合的作用非常强。中华民族正是缘于血缘民族的融合，所以很聪明，很智慧。再者，封建经济虽然是封闭的，但国家的统一，使得内部具有互补性。

③大国之大事实上是一个很珍贵的遗产，是一个优势。统一的、多民族的大国，使得我们自秦汉以后长期形成了文化凝聚力，继承了春秋以来的文化传统，不断地发展，形成华夏文化，或者叫中华文化。古代传统文化，其核心就是“忠”和“孝”——这成为中华民族几千年来一直维护的核心价值观。过去我们强调“敬天法祖”，商、周以来一直如此。中国人十分看重祭礼，认为它是宗教仪式的一部分，这在无形中也增强了中华文化的凝聚力。

④古代社会是小农经济，倡导“忠”、“孝”的价值观是有必要的。对于一个家庭而言，家长是核心，是主要生产者，具有决定权，一家不能无主，必须要有“孝”的价值观予以健全。但是进入现代社会，要以法治国，再也不能“以孝治天下”，这种家长制文化有时成了障碍。

⑤人类的发展史和人们认识事物的过程是一个不断发展的过程，总的趋势是不断进步，这是无可争议的事实。中国的传统文化不论如何博大精深，总是历史遗产，不可能已达顶峰而不被超越。有些人喜欢把古人的智慧和成就拔高到离奇的程度，如把《周易》、《河图》、《洛书》等一些古典文献或传说捧为至高无上的经典。从历史唯物论的观点看，有两种错误地对待传统文化的态度是不可取的：一是采取虚无主义或取消主义的态度，全盘否定中国的传统文化，把它们统统归之为“封建、迷信、落后”，甚至把近代中国的贫弱和目前中国存在的困难归咎于传统文化；二是全盘肯定。这两种表面上极端对立的态度，其后果则是一样的，既曲解了我国的传统文化，也妨碍了建设新文化。在目前的国情下，后面这种态度更为有害，更值得我们注意。从辩证唯物论的观点来看，任何事物总有局限、不足和未定的因素，何况是数千年的文化遗产？我们在肯定古代传统文化的博大精深时，不能不承认其中有许多错误的东西，这不足为怪，也不足为讳。否认这些缺点就不是科学的态度了。把传统文化封闭起来，无限拔高，拒绝批判与扬弃，拒绝吸收现代科技成就来改进，最后一定是断送了中华民族的文化。任何文化在继承的基础上才能创新。只有在社会主义新中国，才能继承人类精华部分为我们所用。吸收一切有益于现代科学技术发展的东西，使之重现辉煌，再攀高峰，这才是真正热爱祖国传统文化遗产的正确做法。

（摘编自任继愈的《国学读本·序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