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所周知，《史记》是一部文史名著，“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是对《史记》最恰当的评价，指的是《史记》在史学、文学两个领域取得的艺术成就，达到了旁人难以企及的境界。

但是，仅仅从艺术的层面评价《史记》，则明显不够。司马迁自己的评价，就是《史记》的写作宗旨，一共十五个字：“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换句话说，《史记》内容博大精深，包括“天、人、古、今”，是一部浓缩中国古代三千年民族文化的百科全书，自成一家思想体系。“国学之根柢”的意义即在此。司马迁定位《史记》是效《春秋》而作的道德伦理典籍，其思想体系是两“立”：一为后王立法，二为人伦立则——《史记》就是为上至君王、下至黎民百姓树立法则。把司马迁自己对《史记》的评价和定位与鲁迅的评价结合起来，就是“治国之宝典，国学之根柢”。

“治国之宝典”，即指《史记》为后王立法，为人伦立则。简单地说，它包含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国家建构要与时俱进，不断更化革新。二是，贤人治国，追求君明臣贤。《史记》开篇《五帝本纪》阐释国家草创，记述的是历史不断进化和国家建构不断完善的历程，表现了司马迁发展、进化、变革的历史观。《史记》全书生动记述了中国古代三千年历史进程中不断发生的社会变革以及为此付出的代价。例如，要避免动乱发生，就需要施政者自觉地革故鼎新，自上而下推行更化变革，不断地因时调整，所以《史记》写了许多变革事例，供后人采择。最有名的变法改革，一是赵武灵王胡服骑射，二是秦国商鞅变法。赵武灵王渐进改革，历时二十年。商鞅变法急进改革，一年初见成效，十年大见功效，渐进改革有许多保留，但所付成本小，负面影响也小；急进改革彻底清除旧制，见效快，但所付成本大，负面影响也大。这两种模式可供后世借鉴。

《史记》为后王立法，更深的层面是贤人治国，君要明，臣要贤。司马迁在《史记》中写了许多明君贤臣的范例。司马迁笔下的明君，其正面形象有六个方面。其一，帝王无私，要天下为公。其二，帝王成事，要任贤使能。其三，帝王善断，要有领导方法。其四，帝王兼听，要察纳雅言。其五，帝王勤政，要关爱民生。其六，帝王节俭，要珍惜民财。司马迁笔下的贤臣，亦有六个方面。其一，居官理民，要为民办事。其二，刑政要依法断案，使天下无冤民。其三，为官要清廉，不与民争利。其四，救民水火，甘冒斧钺。其五，当官要自律，职位是责任。其六，治理积弊，要有智慧，要启迪民智。司马迁对明主贤君、忠臣死义之士是极力颂扬；对暴君昏主、权奸污吏则是无情批判，留下正反两面的典型用以警示后世，合称“惩恶劝善”。《史记》不只是一部史学文学名著，还是一部人伦道德的教科书。

所以，《史记》不仅是一部空前的历史巨著，也是一部杰出的传记名著，同时还是一部治国宝典，蕴含了许多治国理政的珍贵经验，传递了一种有利于国治民安、社会发展进步的道德伦理观念。

阅读下文，完成下面小题。

材料一：

“山静似太古，日长如小年”。在工具本体到心理本体的行程中，时间也由客观的空间化派生出主观的情感化，即时间不只是供计算的钟表数字，而成为某种情感的强烈绵延。在情感中，空间化的时间停止了，时间成为超时间。与俄罗斯东正教圣像文化强调苦难即拯救，不是走向光明而是走入黑暗才永恒才得救，从而如陀斯妥也夫斯基残酷地折磨心灵相反，中国重视的似乎更在这心灵的超时间中得到“天乐”的永恒。在基督教，空间化的时间终止在上帝怀抱，那是既非理性又排除日常感性的情感体验。在中国，空间化的时间终止在人的怀抱，那是既融化理性又不排除日常感性的情感体验。你看那宋元山水画，那就是这种心境、精神、“天乐”的物态化，显现的是一种情感的时间即超时间。中国画论之所以将“逸品”放在“神品”之上，正因为前者标志着这种超时间的人生境界，它不只是精神、意象、兴趣、道德，而是“逸”的韵味。那高山流水，茂林修竹，那茅屋半间，行人几个，它超脱可计量的空间化的具体时间，无需日影，没有晨昏，但又仍有四时景像，这景像体现着人际关怀，人间情爱。它指向的是一种生活境界和人生归宿。这才是“境（人生境界）生象（艺术图景）外”，“得其圜中”。

前人说：“禅而无禅便是诗，诗而无诗禅俨然”；“以禅作诗，即落道理，不独非诗，并非禅矣”；陶潜、王维之所以比寒山、拾得①，比宋明理学家们的诗似乎更使人“闻道”“悟禅”，就因为“本体”已融化在此情感中，此诗此情即是真如。“以禅作诗”便是以一个玄虚的“本体”硬加在所谓“现象”之上，它与感情始终两橛。

一切均消逝而去，唯艺术长存。这正是因为艺术使人体验艺术中的时间，从而超时间，在此体验中，情感泯灭、消化了分、定、位、所（空间化的时间），既超越了此时此地即日常生活的时间，却又与此时此地的日常时间的情感融合在一起。从而人们在废墟、古城、图腾柱、峨特教堂、石窟佛像、青铜礼器……这些在当时有关宗教、道德、功利等时间的实用物前，所感受、领悟、体验的恰好是对人类总体存在的非实用非功利非道德的超时间的情感确认，常表现为对时间的无限感叹。这也就是人对自己存在的“本体”把握。一切情深意真的作品大都如此。“活”不只是“如何活”和“为什么活”，而是“活”在对人生、对历史、对自然宇宙（自己生存的环境）的情感的交会、沟通、融化、合一之中，人从而不再是与客体世界相对峙（认识）相作用（行动）的主体，而是泯灭了主客体之分的审美本体，或“天地境界”。人历史性地生活在与他人共在的空间化的时间中，却让这些空间化的时间经验进入艺术凝冻，它们便超时间而永恒常在，而使后来者的人性情感愈益丰足，这就是“德不孤，必有邻”，这就是变易中的不易。这“不易”便不在别处，就在这人生情感之中。

（摘编自李泽厚《世纪新梦》）

材料二：

任何艺术都是形式，而这种形式又是为着情感体验的。因此，艺术是情感的对象化形式。这是我们的第一个结论。

请大家注意这个定义的表述：艺术是情感的对象化形式。这就是说，第一，艺术是形式。第二，艺术的形式不是空洞的，而是有内容的，是“有意味的形式”。第三，艺术形式的“意味”不是思维、意志，而是情感。艺术也不是思维的形式，而是情感的对象化形式。

那么，为什么我们不说“艺术是有形式的情感”呢？因为对于艺术来说，形式比情感更为重要。这是艺术与科学、道德、宗教相区别的紧要之处。科学、道德、宗教，都是内容重于形式，艺术则是形式重于内容。艺术的内容是可能被湮灭、被遗忘的，但只要其形式还有生命力，则艺术品长存。比如原始艺术，它们的内容哪里讲得清？还有李商隐的许多诗，那内容也是搞不清楚的。“诗家总爱西昆好，只恨无人作郑笺。”就是说大家都喜欢李商隐的诗，只是看不懂。那你喜欢什么呢？还不就是形式？记得前面的课程中有同学问一个问题，他说，我什么愁什么恨都没有，我挺高兴的，可我还是觉得李煜“一江春水向东流”这诗写得好，我能欣赏。为什么呢？因为你欣赏的是形式啊！这和老外欣赏中国书法是一个道理。他哪认识这些字啊！还有把书法作品都挂倒了的。可他觉得这些龙飞凤舞的字实在是太好看了，就像京剧脸谱一样，“美极了，妙极了，简直OK顶呱呱”！

但我们绝不能因此就说艺术是一种无内容无意味无情感的“纯形式”。因为诗也好，书法也好，脸谱也好，其他什么艺术形式也好，归根结底，都是因为情感对象化的需要才产生的。因此，完整准确的表述只能是这样：艺术是情感的对象化形式。

（摘编自易中天《美学讲稿》）

①《九歌》是《楚辞》中重要的作品，其幽微绵缈的情致和优美的诗歌形式深受后人喜爱。它原是流传于江南楚地的民间祭歌，屈原加以改定而保留下来。

②《九歌》共11篇，与题目所示“九”不同，历代学者对此有多种解释。根据闻一多的观点，《九歌》首尾两章(即《东皇太一》和《礼魂》)分别为迎、送神曲。中间的九章为娱神曲，《九歌》因中间九章而得名。他又认为《九歌》所祭的神只有东皇太一，中间九章所写的诸神、鬼皆是陪衬。现在看来，《礼魂》为送神曲可确定无疑，古今学者对此多有阐述。

③从文学的角度而言，《九歌》的精华在于中间九篇。从内容上说，《九歌》以描写爱情为主，但也表达了对神灵的赞颂和对祭者的虔敬之情，还描述了阵亡将士的勇烈悲壮。如《东皇太一》就完全是一首颂赞之辞，写得庄严富丽，与爱情无涉。《国殇》以一场异常惨烈的战争过程，描述了将士们奋勇杀敌，以及面对死亡所表现的凛然气概。诗云：“带长剑兮挟秦弓，身首离兮心不惩。诚既勇兮又以武，终刚强兮不可凌。身既死兮神以灵，子魂魄兮为鬼雄。”这些诗句不仅是对死者的颂扬，同时也是对生者的激励，尤其是在楚国不断兵败地削的形势下，对这种献身精神的歌颂实际是深沉的爱国情绪的自然流露。

④《九歌》中最多最动人的还是对人神情感的摹写，除《东皇太一》《<国殇》《礼魂》外，其他各篇皆有这一内容。如《少司命》中“悲莫悲兮生别离，乐莫乐兮新相知”，被王世贞推许为“千古情语之祖”。《湘君》和《湘夫人》描写的都是迎接湘水神的降临，以及巫与神双方复杂的情感状态。“横流涕兮潺湲，隐思君兮腓侧”(《湘君)》)，“沅有芷兮澧有兰，思公子兮未敢言”(《湘夫人》)，无论是巫还是神，他们都怀有十分真挚的爱情，但是别多聚少的经历又使他们变得很脆弱，所以，在希望和绝望的交织中，爱情表现得如此缠绵哀婉。从那些哀怨而又执着的倾诉之中，我们能深切地体会到人间爱情的种种哀愁和悲伤。

⑤《九歌》具有明显的表演性。首先，它是歌、乐、舞三者合一的，从《九歌》中我们能看到不少对舞乐的描述。其次，《九歌》中既有独唱，又有对唱和合唱，如《湘君》《湘夫人》，男女双方互心迹，对唱的痕迹十分明显。无论是歌、乐、舞三者一体，还是巫与神分角色演唱，都具有一定的戏曲因素，是后世戏曲艺术的萌芽。《九歌》在描写人物心理方面十分细腻深入，除了那些一往情深的倾诉外，还叙写了一些细节，如《湘君》言：“君不行兮夷犹，蹇谁留兮中洲？”由爱之深、思之切，而生焦虑疑惑之心，对痴情心态的描述可谓入木三分。此外，诗人善于用景物来衬托人物的心理状态。《湘夫人》云：“袅袅兮秋风，洞庭波兮木叶下。”这一凄清杳茫的秋景，成功地点染了抒情主人公的心境。《九歌》的语言自然清丽，优美而富有韵味，节奏舒缓深沉，不论是写情还是摹景，都能曲尽其态。

(节选自《中国文学史》第一卷，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