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史学研究的先驱兰克认为：没有一种完整而精确的治理国家的知识，就没有政治，而这种知识必须建立在对过去时代所发生事情的了解之上；历史研究的重点必须是政治史，包括一个共同体有无能力造就复杂且稳定的政治组织，形成能够让大多数人服膺的政治文化等。在这个意义上，中国历史叙事的重心就在于正确叙述中国的政治文明与政治实践，以揭示中国传统社会的基本特征，培育人民的政治认同与文化认同。正本清源，我们可以从以下三个角度思考中国历史叙事的重建问题。

文化方面，中华文明具有“以人为本”的传统，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一种“责任伦理”。每一个人在一定的社会关系网络中，要对周围的人和事尽到自己应尽的责任，使整个社会成为一个具有紧密联系的共同体，而非基于个人主义，单纯以利害关系与人相结合。正是因为认识到个体与一个广阔的共同体之间具有紧密联系，于是便产生了休戚相关、荣辱与共之感，近代以来中国仁人志士不断寻求救亡图存之道，其根本动力也正在于此。故此，作为政治与文化共同体的中国才能延续数千年而不衰，并在近代变局之下得以生存与发展。

经济方面，中国传统社会复杂的政治组织离不开已有数千年之久的小农经济。自汉代起，中国就已形成较为成熟的精耕细作的农业，并在此基础上出现了连接全国各地的经济网络，粮食作物与经济作物在市场中进行交易，加强了不同地区之间的交流，形成涵盖面极广的儒家文明圈。这一全国相互依赖的经济网络，即使在国家分裂时，还能发挥经济一体的功能。中国常常分裂，然而分久必合，就是因经济上的互依创造了促成国家复合的契机。因此，历代贤人都十分注意中国的农村、农业与农民问题，将其视为分析社会问题的重要基础。

制度方面，国家在中国从来被视为一个伦理性的实体，对家庭负责与对社会和国家负责是一致的，因而在政治实践层面重视将德治礼治、法治有机结合。另外，中国古代的政治制度设计，能够不断吸纳各地的贤良之士进入政治组织当中，并用国家的力量去推行统一的文字、观念、伦理，使共同体意识不断增强，让相距万里之遥的人们具有基本的政治与文化认同，以保证国家的稳定。及至近代，中国传统家国共同体和制度设计固然需要变革，但其合理的内核则不容否定，在现代社会治理和国家建设中，具有不可替代的积极作用。

依据西方现代政治理论，政府的存在只是为了保障“个人权利”。如果以这样的视角来审视中国，自然会觉得中国的“家国共同体”式的政治文明很不“正常”。同样的，如果以这样的视角来叙述中国历史，又如何符合中国历史的实际？而本文所论及的三个方面，或可为我们重建中国历史叙事提供参考。

（摘编自王锐《构建中国的历史叙事》）

材料一：

现代戏作为戏曲艺术的一个概念，据现有文献，可知其最迟在1955年就已经被使用。随着现代戏的成熟和观众对其的接受，我们对现代戏进行综合解读，可以发现现代戏具有以讴歌、赞扬和描绘光明前景为主基调，给人积极向上的精神状态的鲜明特点。

文艺有着歌颂和暴露的书写态度问题，作为关注现代历史和生活事件的现代戏，这一问题显得尤为突出。在抗日战争、阶级矛盾严重时期，显然对敌人的残忍、奸诈、恶行要暴露、鞭挞，对伟大的战士、人民要讴歌赞扬，以激发起群众昂扬的斗志和对美好生活的向往。1938年，毛泽东观看秦腔传统戏《升官图》和《武家坡》时，发现群众非常喜欢，热情很高，就对时任边区文化协会副主任柯仲平说：“你看秦腔这种形式，群众这么喜欢，如果换成抗日的内容，就成为革命的戏了。你看我们是不是应该搞？”随后柯仲平组织落实，上演了由马健翎创作的革命现代戏《好男儿》和《一条路》。看完这两出戏，台下观众高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共产党八路军救国爱人民！”抗日斗志和爱党之情得到激发。

进入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现代戏被要求“反映当前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斗争，同时也要反映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各个阶段的革命斗争历史”，此外“革命群众迫切需要的，是工农兵成为舞台上的主要角色，而且显示出他们顶天立地、叱咤风云的伟大气魄的现代戏”。基于这样的现代戏创作原则与方向，显然需要更多地站在人民的立场，用歌颂的态度对待过去先烈进行的艰苦卓绝的革命斗争和当今人民群众热火朝天地投身社会建设。在现代戏中，英勇、智慧的人民群众总能够通过战胜困难心想事成，如以婚姻问题为题材的《李二嫂改嫁》和《倒霉大叔的婚事》，前者成功塑造了通过自身的追求进步和群众的帮助喜结连理的李二嫂和张小六的形象，后者讲述了热爱生活、遇挫不馁的常有福和心地善良、爱憎分明的魏淑兰战胜阻碍终成眷属的故事。这类现代戏让人民真正成为舞台的主角，且对他们大胆追求个人幸福予以赞扬。

以在抗日战争中为抗日先后献出六位亲人的邓玉芬为原型创作的评剧《母亲》，以悲壮之美塑造了一位身份平凡而为抗日做出巨大牺牲的英雄母亲，讴歌了平凡的人民群众所具有的伟大爱国情怀。以反映浮夸风、瞎指挥的“大跃进”事实而创作的现代戏豫剧《谎祸》，塑造了生产队长李百锁坚持实事求是、绝不弄虚作假而遭到悲剧命运的普通共产党员形象。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那个时代“左”的错误给人民生活造成的触目惊心的苦难，但主体还是以歌颂人民智慧和党坚持实事求是的优良传统，且在结尾暗示了生活的光明与希望。

现代戏虽然是以现实生活和事件为题材进行创作的剧目，但绝不是要以自然主义的态度把原始状态搬上舞台，单纯地展示生活中的幸福、美好或苦难、丑恶，而是要经过作者的深入生活的体验，坚持用现实主义精神与浪漫主义情怀相结合的创作手法，通过讴歌崇高、赞扬真善美、给人以生活艰辛之后就是希望和梦想的实现，引导人民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和世界观。正是基于这样基本的创作原则，才使得现代戏无论是讴歌英雄，还是描绘普通人民的生活艰辛，都能给人以正能量之美，让人坚守对美好生活的希冀和追求。

现代戏作为独立的戏曲艺术类型呈现出其独具的审美特征，不仅是社会和观众的需要，亦是其延展戏曲艺术生命的必然。当然，随着现代生活的发展而创作的现代戏，可能会为观众创造更多的美学享受，观众亦可于现代戏的审美欣赏中感受到时代的律动。

（摘编自李志远《现代戏的美学特征探析》）

材料二：

新中国成立后，评剧的影响力有些下降，发展面临重重考验。这是因为评剧对现实生活的反映能力整体下降造成的。这其中或许包括剧院体制机制变化、编剧人才缺乏、青年演员断层等多方面原因，但归根结底，造成的结果就是以现代戏见长的评剧，失去了自身的根本优势。因此，新时代评剧振兴的关键着力点，仍然是现代戏。

加强现代戏创作，首先要向本剧种的深厚传统学习。110年的评剧，无论是古装戏还是现代戏，无论是改编剧目还是移植剧目，都有大量典范。国家京剧院导演李学忠就曾称赞：“《杨三姐告状》永远是我们的教科书。没有大制作，没有大投入，却有大产出。”还有《花为媒》《三请樊梨花》《红丝错》等剧目，充分显示出评剧作为全国五大剧种之一的深厚底蕴，都值得今天的评剧人常学常新。

另外，也要向兄弟剧种的开拓创新学习。现代戏创作已经日臻成熟，各剧种都不乏成功之作，也总结出一些普遍性的经验共识，比如：现代戏的题材不能狭窄化为当代题材；“现代化”和“戏曲化”并不矛盾，其在内容和思想层面上的现代化，不应妨碍其在艺术特征和表现手段上的戏曲化；要用心描写英雄人物，写出人物个性化的言行特征和心理世界……

现代戏需要敏锐体察时代发展趋势和人情世态变化，浸泡到生活深处，“欢乐着人民的欢乐，忧患着人民的忧患”。而这正是评剧的优势所在。

（摘编自杨晓华《振兴评剧现代戏仍是关键》）

邹鲁文化是以周代两个诸侯国鲁国和邹国为中心、以周代礼乐文化为主体、吸收融合了殷商文化和当地土著东夷文化而发展起来的区域性文化。邹鲁优良家风，远承虞舜以孝悌治家的风尚，又直接受到了泰伯、周文王、周公几代人培育的家风的熏陶，寓继承于发展之中，做到了根深而叶茂。

在这样一种文化大传统和家风小传统的背景下，孔子、颜子、曾子、孟子拥有最优秀的家教。他们的家教，一半出自母教：孔子、孟子自幼丧父，全靠母亲抚养、教育成人。孔母、孟母是母教的典范。孔子、孟子仰承母教而成长。待到他们成家生子以后，必将慈母的家教发扬光大于门庭之内，再结合他们的家教理念而予以创新发展，这就形成了孔孟二氏家风。颜子、曾子因为父亲健在长寿，不走孔孟家风形成之路；他们二人情况类似，都是父子同入孔门学习，直接受孔子的教诲和影响而形成各自的家风。颜子、曾子是一代更比一代强的后起之秀，他们对于各自家风的贡献自然更大一些。

孔子的圣人家风由一则“庭训”的典故可见一斑。孔子的家教具有示范效应，孔子后人从这则家教案例中提炼概括出了诗礼家风，世代发扬传承，历两千五百余年而不衰。

颜子是孔子最得意的弟子。颜子秉承师教，克己复礼。颜子知学、好学、乐学，不会因为生活穷困而失去学习的乐趣，连孔子都承认颜子好学超过了自己。修德、好学、守礼是颜子为人的三大特点，也是颜子奠定的颜氏家风的三个支撑点。颜子三十五世孙颜之推著《颜氏家训》，将修德、好学、守礼的精神纳入颜氏家训，使其世代相传，到明清时期就变成了复圣家风的内核。

曾子父子二人共同开创的曾氏家风，以孝悌、修身、耕读为其三大特征。曾子以孝著称，司马迁在《史记·仲尼弟子列传》中说孔子以为曾参“能通孝道，故授之业，作《孝经》”。这说明曾子与孝道、《孝经》关系密切，是孔门孝道的主要传承者和发扬者。曾子重视修身，善于反省，以“吾三日省吾身”为其修身特点。曾子与父亲务农为生，一则流传甚久的曾氏父'子瓜田除草的传说故事，说明曾家过的是晴耕雨读的生活。后世人们津津乐道的耕读家风，或许就创始于曾氏父子。

孟母教子有方，留下了“三迁择邻”“断机教子”等传颂后世、脍炙人口的故事。孟子主张人的一生应该进“礼门”，走“义路”，居“仁宅”，培养浩然之气，拥有“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大丈夫气概。这是孟子开创的孟氏家风的基本内涵。

孔子、颜子、曾子、孟子培育的家风，可以称为圣人家风。但是，圣人家风不以富与贵的家境为基础，不是高不可攀，而是来自普通的家庭。孔子、孟子这样幼年时孤儿寡母的单亲家庭，待到孔子、孟子成贤成圣，光大门楣，他们的家风就直接转换成了圣人家风。

（摘编自王钧林《邹鲁文化与圣人家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