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何文化都以时空认知为起点。根据宇宙大爆炸学说，宇宙因爆炸而生成，时间得以同时生成。这个时间，是自然时间。人类在自然时间范围内，为了标记事物发展变化的过程，给自己拟订一种“纪序”参照系，这就是定义时间。今天人们所“感知”的日期，就是一种全球约定的定义时间。定义时间在自然时间面前只是一个微量，但它已作为一种文化基因融入人类生活，成为一种不可替代的文化符号。甲子，是世界时间文化中的一种独特定义。从1911年发现的六十甲子表甲骨来看，甲子作为一个确定的记述系统用于定义华夏时间，至迟在殷商时期已然完备。天干源于纪日，地支源于一年十二个月，用日、月与地球的视运行关系来记述人类活动时间，就是甲子时间纪序的本质。甲子纪序，是先民对自然时间关系的一种客观摹写，体现了一种朴素的自然取时思想。

关于时间的本质,柏拉图认为时间是理念永恒性的摹本。亚里士多德认为时间既不是运动，又不能脱离运动，是运动的数。伽利略指出，时间具有各向同性、均匀性和无限性。后来，爱因斯坦提出时空不是互相独立而是一个整体的四维时空连续区。至此，时间在其永恒与无限的直观视界中，与运动、空间的同一性本质得到了最权威的认定。而研究者发现，甲子既定义了时间与运动的同一性，也定义了时间的永恒性和无限性，同时又定义了时空一体性。细究甲子的定义内涵，其所体现出来的时间观念与现代科学对时间本质的描述非常一致。

不同的民族，因其不同的生存环境而形成不同的生存模式，从而也形成不同的文化模式及价值选择。时间文化的形成，同样受到了不同的价值选择路径的影响;这种不同的时间文化又会“反哺”于社会生活，形成不同的文化效应。在西方，时间作为本体论问题成为思想与探究的主要对象。这种对“时间是什么”的连续追问与解答，直接导致了以哥白尼革命为标志的近代科学的诞生，并为牛顿经典力学时空观的建立提供了条件。也正是由此，时空与运动才成为当代科学最为关注的前沿问题，并引发了新一轮宇宙时空探索的科学时尚。可以说，当今科学主宰世界的文化潮流，其起点就是“时间” 问题的解决。在中国，“天人合一”观念把人“放大”到与天地齐一，天地的存在与人事的价值目标相互统一。这种与西方迥异的思维方式，正源于古代中国长期持续存在的宗法血缘共同体的历史实践。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天由最初的外在实体逐渐转向与人相互共生的关系性存在，这培育和预设了中国人特有的时间观念。

(摘编自肖世洪《甲子对时间本质的定义》)

议论是人的理性思维，其基础是对具体的感性事物的抽象概括。这种能力并不是人类与生俱来的，而是经历了漫长的实践过程。有了一定的抽象能力以后，还要从概念、判断、推理、论证等方面进化为语言文字，还得从口头即兴交流升华为文体，这个过程相当复杂、漫长，经历了多个阶段的跨越。

在孔子时代，人们的交流主要是通过对话，当时并没有做文章的概念，连标题都没有。孔子的言论之精彩，在于其大部分都是深刻的格言式警句。当然，光是形成独特而全面的观点，也还只是属于逻辑中最初步的概念、判断层次，要言之有理，则需要进入更高的层次：推理和论证。

到了孟子那里，他一方面继承了孔子的辩证格言，另一方面进一步用类比推理来说明观点，不但增强了论点的可信度，而且把抽象的逻辑感性化。如“揠苗助长”“五十步笑百步”“弈秋诲人”等，这样的寓言在逻辑上属于类比推理，多少具有论证的功能，这比孔子进了一步。用寓言作类比推理是当时的风气，也是汉人思维经过多年的积累，突破孔子时代局限于判断的表现，体现了国人在推理能力，抽象能力，论证能力等方面的发展。但类比推理和比喻一样，只是在一点上相通，难以全面。而事物是复杂的、多方面的，故类比推理鲜能全面。

孟子晚孔子一百多年，中国人在交流中最明显的进步是表达观点时正反结合转化的模式普及了。孟子对与自己论点不符的例子不但不回避，而且加以分析，用“他说圆己说”，这就把正例和反例，论证和驳论结合起来，达到了雄辩的境界。这与20世纪西方科学学者波普尔的“证伪比证明更有理论”的突破性学说不谋而合。

光有了这样的自觉，还只限于思维方式，并不等于为文。从思维方式到形成文章，除了语言，逻辑以外，还有一个不可忽视的问题，那就是文体。

与生产力的提高推动了人类文明的进步一样，传播方式的进步推动了文体的发展。有了做文章的意识，文体就随之丰富起来。“说”在最开始有现场即兴、口头交际的性质，“三寸之舌，强于百万之师”，如《邹忌讽齐王纳谏》《触龙说赵太后》等，虽不像“论”那样特别强调全面和严密，但是有机智，敏锐、出奇制胜的优长，特别是比喻的巧妙。其特点是：第一，不直接正面说理，而是从侧面以比喻引出论点；第二，不是单层次宣告，而是多层次的逐步深入。而“论”作为一种文体论证的规范显然比“说”要复杂。“论”是直接推理，从肯定，否定两方面进行分析，把握全面资源，深思熟虑，把所有的可能都加以权衡，严密到没有任何漏洞，让论敌反驳无门。总的来说，“论”的要求就是全面、反思、系统、缜密，《过秦论》《六国论》等就是这样的典范。

（摘编自孙绍振《孙绍振解读经典散文》）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材料一：

书法艺术之“真”包含了两个基本含义，即情感之真与自然之真。情感之“真”指汉字书写是传达作者内心真情实感的工具，其过程简单自然，不假雕饰。如东晋士族的尺牍书迹，其内容都是生活之日常，随事而发，随手而书，情感之真赋予了这些作品以动人的气息。

情感之真是书法艺术自然之真的重要基础。在情感真挚的书写中，任何多余的笔下动作都会妨碍情感的传达，都会使笔下的点画产生令人不适的奇怪变化。自然率意、真情流露的书写不但不会降低点画的质量，反而能够极大地增加其美感，使其具有一种动人的力量。

书法之“真”的意义，在于通过长期的学习与陶冶，汰洗掉心灵中那些可能存在的不良部分（无论是质直、刚佷、矜敛、脱易、躁勇，还是狐疑持重），而保留纯真的赤子之心。这种赤子之心的修炼与护持，最终会转化为笔下的典雅、中和、自然、烂漫，转化为清丽、含蓄、温雅而和煦的书卷气，转化为内在品格修养与外在仪表风度气质的高度统一，文质彬彬，相映生辉，从而臻于美与善的境界。

所以，书法艺术的研习，心灵的陶冶与学养的提高远比技法的学习重要。技法只是形而下的基础，短时间内就能明白并加以解决，心灵的陶冶修炼则需要长期乃至毕生的时间。

（摘编自雒三桂《书法艺术的真、善、美》）

材料二：

公元755年12月，对大唐王朝来说，如同一场噩梦——手握十五万精锐之兵的三镇节度使安禄山自范阳起兵叛乱，由此拉开历时近八年的安史之乱序幕。

此刻，颜真卿完全可以选择明哲保身——他曾被皇舅、宰相杨国忠排挤出朝，打发到平原郡。然而，此际，他毅然挺身而出，高举义旗誓死抵抗叛军……

义军与叛军在土门关战事最为惨烈……义军孤军奋战、苦苦支撑、粮尽援绝……经此一役，颜杲卿、颜季明父子双双殉国，颜氏家族三十余人罹难。

亲人离去，阴阳两隔，尸骨不全，魂归何处？颜真卿不禁椎心泣血，情不能已，便奋笔疾书，作文以祭，寄托哀思，是为《祭侄文稿》。

流传于世的《祭侄文稿》作品尺寸并不大，约两张A4纸大小，却堪称伟大的作品。它烙刻下厚重悲壮的历史记忆，蕴含着生生不息的民族精华，赓续了博大厚重的书法脉络，其情性张力纵贯古今，其正大气息跃然纸上。家国恩仇、亲情至爱，笔笔传神，字字泣血……其中有书法最为宝贵的东西——笔墨线条形诸纸端的情性之美，感人至深潸然泪下的文字和恸彻肺腑哀痛欲绝的感情，使其傲然于宇宙间。展卷凝神，就会与书者一起沉浸于悲痛郁愤战火纷飞的往事——开始落笔厚重工稳，书者极力控制情绪，越到后来，便越渐流畅奔放、洒脱奔泻，越写越快，情不能抑，甚而援笔蘸墨，落笔成文，直至干枯滞涩为止。文末，“无嗟久客。呜呼哀哉。尚飨”数字，行书掺进草法，笔走龙蛇，写得汪洋恣肆，荡气回肠，感情到达高潮，意绪难平。

笔底乾坤，心中道义。颜真卿以书法为念，把信仰与准则，把家国大义和道德操守刻进历史深处，留在炎黄子孙心里……

从这个意义来说，《祭侄文稿》在，就多了一扇窗户——透过它，我们看到中国的精神、价值、力量永在。

（摘编自李昕《一门忠烈千秋颂——读<祭侄文稿>》）

材料三

（2022年抖音短视频点击率统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