阅读下面的材料，完成下面小题。

材料一

不少传播学者认为，媒介不仅通过它的内容影响人的认识、价值观和行为，一种媒介的出现、使用和普及以及它所形成的媒介工具环境本身，都会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人的个性或人格。

这方面，日本学者的观点很有代表性。例如，林雄二郎将印刷媒介环境和电视媒介环境中完成社会化过程的两代人加以比较，明确提出了“电视人”的概念。所谓“电视人”，指的是伴随着电视的普及而诞生和成长的一代，他们在电视画面和音响的感官刺激环境中长大，是注重感觉的“感觉人”，表现在行为方式上是“跟着感觉走”，这一点，与在印刷媒介环境中成长的他们的父辈重理性、重视逻辑思维的行为方式形成鲜明的对比。同时，由于收看电视是在背靠沙发、面向荧屏的狭小空间中进行的，这种封闭、缺乏现实社会互动的环境，使得他们当中的大多数人养成了孤独、内向、以自我为中心的性格，社会责任感较弱。

另一位学者中野收用“容器人”这一形象说法描述了现代人的行为特点。他认为，在大众传播特别是以电视为主的媒介环境中成长起来的现代日本人的内心世界类似于一种“罐装”的容器，这个容器是孤立的、封闭的；“容器人”为了摆脱孤独状态也希望与其他人接触，但这种接触只是一种容器外壁的碰撞，不能深入到对方的内部，因为他们互相之间都不希望对方深入自己的内心世界，于是保持一定距离变成了人际关系的最佳选择。“容器人”注重自我意志的自由，对任何外部强制和权威都不采取认同的态度，但却很容易接受大众传播媒介的影响，他们的行为也像不断切换镜头的电视画面一样，力图摆脱日常繁琐性的束缚，追求信息空间的移位、物理空间的跳跃，而现代社会中忽起忽落、变幻不定的各种流行和大众现象正是“容器人”心理和行为特征的具体写照。

“电视人”和“容器人”概念是建立在对现代人的一种社会病理现象—“媒介依存症”的批评的基础上的。“媒介依存症”有几个特点，包括过度沉湎于媒介接触而不能自拔；价值和行为选择必须从媒介中寻找依据；满足于与媒介中的虚拟社会互动而回避现实的社会互动；孤独、自闭的社会性格等。

（取材于郭庆光的著作）

材料二

今天，人们在几乎各种公众场合——火车上、饭店里、街道上——那种常见的、不自觉使用手机的现象，表明了人们对传媒亲密感所具有的文化态度发生了显著的变革。

手机能够使人们无视城市环境中公共空间与私人空间有别的特定秩序，它打破了场所的不可更改性，在保持个人私密空间完整性的同时，极力地向外扩张自己的领域，实现对公共空间的“殖民”。比如在音乐会现场、歌舞剧院等公共场所接打电话就是明显的通过手机把私人空间强行带入要求保持静谧的公共空间的例子。另外，乘坐拥挤、嘈杂的火车、地铁和公共汽车上下班的人群经常使用手机为自己在这样的环境中创造一些个人空间。常常可以看到身处闹市的男男女女（以青年人居多），或戴着音乐手机的耳机，摇头晃脑沉浸在自己的音乐世界里，或飞快地操纵着手机按键，在手机的游戏世界里恣意纵横，现实世界里的人和物，他们的喜怒哀乐、各种嘈杂的真实的声音一概被手机屏蔽在身外。这样，手机使我们可以从喧闹和争吵的现实世界躲入一种“第二世界”，既与每个人为邻又与每个人分开的世界。手机把人装在一个自我包围、自我设置的气泡中穿过城市。

（取材于王萍的文章）

材料三

网络媒介由人创造产生，网络作为人的劳动成果脱离人之后，转而成为指导、限制甚至“奴役”人的异己力量。这种现象就是一种典型的异化现象。

如今，异化问题已扩展到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用来描述人的本质的丧失，人的主体的消亡，人的性灵的沉沦。在网络时代，网络作为人的劳动成果，反过来成为指导、限制甚至“奴役”人本身的力量，这是异化问题在网络时代的新表征。在异化过程中，人的主体性完全丧失。马克思说的好，“物的世界的增值，同人的世界的贬值成正比”。所谓异化，实质就是非人化。

此外，网络汇集了海量庞杂繁复的信息，在这一大熔炉中，信息资源良莠不齐，精华与糟粕并存。网络又是一个新媒介，相关管制建设滞后欠缺，“把关人”严重缺位。这就使得大量低级趣味、不健康的信息有机可乘。而网民中青少年占很大比例，他们对信息的甄别能力有限，往往被各种色情、暴力、虚假等低俗信息侵蚀，致使其信仰缺失，并对其世界观与价值观产生消极影响。

长时间接触网络也会对受众身体健康产生负面影响。如运动过少引起的免疫力下降或肥胖，视觉疲劳引起视力下降，肩背肌肉劳损或生物钟紊乱等，严重者甚至会导致自主神经功能紊乱、内分泌失调，诱发种种疾患。

（取材于梁培培的文章）

材料一

人脸识别技术是基于人的面部特征信息进行身份识别的一种生物识别技术，具备远程识别性、识别唯一性和关联验证性。我们在深入地研究和亲身的生活体会中都认识到人脸识别技术是人工智能发展的必经之路，是社会科学技术发展向好的标志之一，人脸识别技术在当代社会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目前，人脸识别技术在金融、安防、交通、移动支付等领域的应用潜力十分巨大，显著提高了人们生产生活的便捷度，给经济的发展、社会运转机制效率的提升提供了强大助力。

在调查研究过程中，我们了解到近些年广州市慈善会、佳都科技等企事业单位共同启动开展了“人工智能+慈善”战略合作，创建运用人工智能技术的寻亲平台——“AI回佳”平台。平台利用人脸识别技术，组成人脸信息库，进行识别对比，从而协助有失踪人口的家庭寻找失散的亲人。这样正确地开发和使用科学技术，给社会弱势群体和亟待帮助的人们带来了不可小觑的帮助，成为社会道德文明发展的驱动器。

当然近些年，在各行业中，占比最多、最受关注的莫过于个人隐私问题。人脸识别、视频监控等盗用、滥用事件接二连三地被曝光，引人深思。不仅如此，“刷脸支付”之后的信息盗取更为可怕，尤为甚者那些监控设备在收集人脸信息时，通常都突出“主动”“无感”的特点。而消费者们大多数都对商家的这一行为毫不知情，大部分民众的维权意识也比较薄弱。

在2021年的“两会”上，关于人脸识别技术应用的法律规制问题仍有待进一步地完善的话题也成为最为关注的热点。目前，《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信息保护法》已于2021年11月1日施行，国家有关部门也在开展包括制定相关国家标准规范、加强应用软件违法违规收集使用个人信息专项治理等相关工作。

摘编自马懿琳、高炜、丁利明《人脸识别技术应用的伦理挑战与法律制度建议》

材料二

人脸识别系统已经给我们的城市带来诸多方便。然而，在许多国家，对人脸识别的抵抗声也在不断高涨。研究人员、公民自由倡导者和法律学者都受到人脸识别技术兴起的困扰。他们正在跟踪其使用，揭露其危害并开展运动以寻求保障甚至是彻底禁止技术的使用。然而，技术发展的潮流浩浩荡荡，更多人认为该技术的存在是“不可避免的”，但是其背后存在的道德伦理问题值得我们深思。

近期，《自然》杂志的一系列报道对人脸识别系统背后的道德伦理学进行了探讨。一些科学家正在分析人脸识别技术固有的不准确和偏见，对其背后存在的歧视发出警告，并呼吁加强监管、提高技术透明度。

《自然》杂志对480位从事人脸识别、人工智能和计算机科学领域研究的研究人员的调查显示，人们对人脸识别研究的伦理学普遍存在担忧，但也存在分歧。

为了使人脸识别算法正常工作，必须对大型图像数据集进行训练和测试，理想情况下，必须满足在不同的光照条件和不同的角度多次捕获这些图像。过去，科学家普遍招募志愿者，只为收集各种角度的照片；但现在，大多数人未经许可即被收集人脸图像。

在《自然》杂志的480位受访者中，当被问及对应用面部识别方法从外表识别或预测个人特征（如性别、年龄或种族）的研究有何看法时，约三分之二的人表示，此类研究只能在获得面部识别者知情同意的情况下进行，或者在与可能受到影响的群体代表讨论后进行。

大多数人认为，使用人脸识别软件的研究应事先获得伦理审查机构（例如机构审查委员会）的批准。他们认为，对于在学校、工作场所或由私人公司监视公共场所时使用人脸识别进行实时监视感到最不舒服，但是他们通常会支持警察在刑事调查中使用人脸识别系统。

从法律上讲，目前尚不清楚欧洲的科学家是否可以未经人们的同意而收集个人人脸的照片以进行生物识别研究。欧盟的通用数据保护条例并没有为研究人员提供明显的法律依据。在美国，一些州表示，商业公司未经其同意使用个人的生物识别数据是非法的。

受访者强烈认为，应该有其他法规来规范公共机构使用人脸识别技术。超过40％的人则希望禁止实时大规模监视。

致力于人脸识别或分析技术的研究人员指出，人脸识别有很多用途，比如寻找走失的儿童，追踪罪犯，更方便地使用智能手机和自动取款机，通过识别机器人的身份和情绪来帮助机器人与人类互动，在一些医学研究中，还可以帮助诊断或远程跟踪同意的参与者。

人脸识别技术有好处，但这些好处需要根据风险进行评估，这就是为什么它需要得到适当和细致的监管。

目前，许多研究人员以及谷歌、亚马逊、IBM和微软等公司都呼吁在人脸识别系统方面出台更严格的监管措施。

马萨诸塞州波士顿东北大学研究面部监控的计算机科学家、法学教授伍德罗·哈特佐格说人脸识别技术为“史上最危险的发明”，说如果美国立法者允许公司使用人脸识别，他们应该编写规则，从健身房到餐厅都应当禁止“面部指纹”的收集和储存，并禁止将人脸识别技术与自动化决策（如预测性警务、广告定位和就业）结合使用。

密歇根州立大学东兰辛分校的计算机科学家阿尼尔·贾恩说：“在我们的社会中，我们需要大量正当而合法的人脸和生物识别应用。”但一些科学家表示，研究人员也必须认识到，在人们不知情的情况下对人脸进行远程识别或分类的技术从根本上是危险的，应该努力抵制其被用来控制人们的做法。

摘编自环球网《人脸识别“热”中的冷思考：道德伦理问题值得深思》

在中国古代，城市因暴雨积水导致的内涝现象并不鲜见。以中国古代都城为例，唐长安城曾因暴雨或久雨而陷于涝灾之中，《旧唐书·五行志》载，开元八年六月二十一日“夜暴雨”，使“京城兴道坊一夜陷为池”。北宋都城东京汴梁也常积水为灾，仅《宋史·五行志》中便有数条明确为内涝的记载，如淳化四年七月“京师大雨，十昼夜不止，朱雀、崇明门外积水尤甚，军营、庐舍多坏”。

除了前述暴雨积水导致的城市内涝外，洪水倒灌城市也是导致内涝的一个重要原因。实际上，相对洪水灌城而言，暴雨积水导致的内涝，在古代城市内涝中所占比重远比洪水灌城低。在文献记载中，关于“（江）河水涨溢”“大水入城”“水入州郭”“水溢入城”“洪水泛城”的记载远比城内暴雨积水的记载多，而暴雨积水的记载反倒较少。出现这种现象的原因，一方面是文献记载本身的取舍，对于易对城市产生巨大影响的洪水灌城更加关注；另一方面则是古代城市排水系统可更好应对多数情况下因暴雨导致的积水，使因此导致的城市内涝出现的频率更低，程度较轻。

一般而言，中国古代城市的排水系统主要由城内沟渠、城市水系、机械排水与透水型地面等组成，通过疏导与调蓄的方式疏解内涝。

城内沟渠大致可分为明渠与暗沟，又可分成天然沟壑和人工管渠道。中国古代城市很早便开始运用沟渠疏排城内积水，在偃师商城和安阳殷墟中都发现了较完整的沟渠排水系统。学界一般认为，西周至战国时期，城市沟渠排水系统已经较为完善。沟渠排水思想得到运用，在《管子》中就有“内为落渠之写，因大川而注焉”的总结。中国历代都城都有系统的沟渠网络，汉长安城大道旁皆有沟渠，环绕城市的城墙底部有城内向城外排水的圆形陶管道。唐长安城大部分街道两侧都有挖土而成的明沟，宽度在2.5米以上，口宽底窄，以便排水。古代城市中大量的人工管渠道和天然沟壑成为排泄内涝的重要通道。

城市水系也是中国古代城市排水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主要有天然水系，也包括人工运河、护城河等，其不仅有疏导内涝的作用，还兼具调蓄功能。古人对城内湖泊、壕池与河流等的疏导与调蓄功能很早便形成清晰的认识，如《汉书·沟洫志》中就有“陂障卑下，以为污泽，使秋水多，得有所休息，左右游波，宽缓而不迫”的记载。据研究，北宋至明清时，古人对城市水系排涝作用的认识更加明确，认为“城市水系乃是城市之血脉”。城市水系在疏排内涝的作用上较为明显。

此外，机械排水与透水型地面等的靆用亦是疏排积水的重要方式，北宋时，东京城汴河上设置有泄水斗门，通过斗门启闭节制水流，如王士俊《汴城开渠浚壕记》中所言“水门启闭，各有宣节”。透水型地面的运用亦是中国古人防涝的经验总结。清代紫禁城内路面铺设的是透水砖，雨水可透过砖缝渗入地下，而不是淤积于路面。实地考察表明，中国古代小城镇街道有的完全是天然泥路，有的虽然铺石块，但其间的缝隙并不勾浆，这都能使雨水自然渗透。

中国古代城市排水系统亦有许多值得反思之处，如排水系统便是排涝系统，这种观念一直影响到现代；都城与地方城市排水系统存在较大差距等。但总体上来说，依靠城市排水系统的定期疏浚与管理制度的保障，通过城内沟渠、城市水系、机械排水与透水型地面等疏导与调蓄方式，古代城市可以较好地疏导内涝。当然这是就一般情况而言，当遭遇极端天气或者长期大面积降雨时，这些措施则往往难以保证效果，这也是不同时代、不同地区仍不时出现内涝甚至严重涝灾的原因。

（选自《中国古代的城市内涝与治理》，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