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基层上看去，中国社会是乡土性的。那些被称为土头土脑的乡下人是中国社会的基层。我们说乡下人土气，这个土字用得很好。土字的基本意义是指泥土。乡下人离不了泥土，因为在乡下住，种地是最普通的谋生办法。靠种地谋生的人才明白泥土的可贵。农业直接取资于土地，种地的人搬不动地,长在土里的庄稼行动不得，土气是因为不流动而发生的。

不流动是从人和空间的关系上说的，从人和人在空间的排列关系上说就是孤立和隔膜。孤立和隔膜并不是以个人为单位的，而是以住在一处的集团为单位的。中国乡土社区的单位是村落，从三家村起可以到几千户的大村。孤立、隔膜是以村和村之间的关系而说的。孤立和隔膜并不是绝对的，但是人口的流动率小，社区间的往来也必然疏少。我想我们可以说，乡土社会的生活是富于地方性的。地方性是指他们活动范围有地域上的限制，在区域间接触少，生活隔离，各自保持着孤立的社会圈子。

乡土社会在地方性的限制下成了生于斯、死于斯的社会。常态的生活是终老是乡。假如在一个村子里的人都是这样的话，在人和人的关系上也就发生了一种特色，每个孩子都是在人家眼中看着长大的，在孩子眼里周围的人也是从小就看惯的。这是一个“熟悉”的社会，没有陌生人的社会。

在社会学里，我们常分出两种不同性质的社会：一种并没有具体目的，只是因为在一起生长而发生的社会；一种是为了要完成一件任务而结合的社会。用一位外国学者的话说，前者是“有机的团结”，后者是“机械的团结”。用我们自己的话说，前者是礼俗社会，后者是法理社会。生活上被土地所囿住的乡民，他们平素所接触的是生而与俱的人物，正像我们的父母兄弟一般，并不是由于我们选择得来的关系，而是无须选择，甚至先我而在的一个生活环境。

熟悉是从时间里、多方面、经常的接触中所发生的亲密的感觉。这感觉是无数次的小摩擦里陶炼出来的结果。这过程是《论语》第一句里的“习”字。“学”是和陌生事物的最初接触，“习”是陶炼，“不亦说乎”是描写熟悉之后的亲密感觉。在一个熟悉的社会中，我们会得到从心所欲而不逾规矩的自由。这和法律所保障的自由不同。规矩是“习”出来的礼俗。从俗即从心。

“我们大家是熟人，打个招呼就是了，还用得着多说么？”这类的话已经成了我们现代社会的阻碍。现代社会是个陌生人组成的社会，各人不知道各人的底细，所以得讲个明白；还要怕口说无凭，画个押，签个字。这样才发生法律。在乡土社会中法律是无从发生的。“这不是见外了么？”乡土社会里从熟悉得到信任。乡土社会的信用并不是对契约的重视，而是 发生于对一种行为的规矩熟悉到不假思索时的可靠性。

从熟悉里得来的认识是个别的，并不是抽象的普遍原则。在熟悉的环境里生长的人，不需要这种原则，他只要在接触所及的范围之中知道从手段到目的间的个别关联。在乡土社会中生长的人似乎不太追求这笼罩万有的真理。我读《论语》时，看到孔子在不同人面前说着不同的话来解释“孝”的意义时，我感觉到这乡土社会的特性了。孝是什么？孔子并没有抽象地加以说明，而是列举具体的行为，因人而异地答复了他的学生。

在我们社会的激速变迁中，从乡土社会进入现代社会的过程中，我们在乡土社会中所养成的生活方式处处产生了流弊。陌生人所组成的现代社会是无法用乡土社会的习俗来应付的。于是，“土气”成了骂人的词语，“乡”也不再是衣锦荣归的去处了。

（有改动）

现存典籍中，“村”字最早出现于《三国志》，共两次。东晋的文献中，“村”字也时有出现，如法显的《佛国记》载：“从此西南行一由延，到那罗聚落，是舍利弗本生村。”葛洪的《抱朴子》卷五《茅君》载：“此村中诸已死者，谁可起之？”文人诗歌中也有一些，如陶渊明的“远人村，依依墟里烟”等等。诸如此类，既不太多，也不罕见，这是“村”字开始出现时的状态。

关于以“村”作为乡野聚落名称的起源，很多学者作了相关考证。如日本的宫崎市定认为，“村”字由“邨”演变而成，后世所谓的“村”与屯田产生有关。宫川尚志进一步指出：“村起源于汉代的乡聚，也有的是在魏晋时期战乱破坏的县城废墟上形成的。这些自然聚落的形成起初只是出于军事防卫的目的。”两位学者都将“村”的起源归结于军事原因。从魏晋时一部分村落的形成来看，确实如此。这一时期战乱不断，实力雄厚的乡里大族多率领百姓逃亡山野之间，修筑坞壁以求自保，有时也称“坞”“壁”“垒”“坞堡”“壁垒”等。由于“坞壁”在选址时，就将耕作生产的因素考虑进来了，所以即使与外界隔绝，民众也可以自给自足。这可见其军事防御性特征。《魏书·尔朱荣传》载“贼锋已过汲郡，所在村坞悉被残略。”《晋书·李特传》载：“是时蜀人危惧，并结村堡。”根据这些史料的前后文可知，当“村”与“坞”“堡”连用时，一般都处于战事之中。而战乱消除之后，坞堡建筑以及周围的耕作场地并未遭废弃，而是继续被用来居住和生产生活，变成了普通的乡野聚落。

魏晋南北朝时期，“村”被广泛应用于乡野聚落的命名，有两个原因。一是由于世家大族向乡野蔓延，出现了许多新的聚落；二是新出现的汉字“村”字逐渐普及。新兴的事物需要一个新的名称，于是原本与军事相关的“村”字就被用来命名新起的聚落，并对传统的聚落产生了影响。《颜氏家训·勉学》记载了某处由“聚”变成“村”的故事。尽管《颜氏家训》中记载的事例发生在北朝，但是以“村”命名聚落的习气并不局限于某个区域，而是具有全国性的意义。这也就可以解释，为何在这一时期的相关文献中出现了许多确切的以“村”命名的村落。而且此时的某些村落已经以某一姓氏为主了，这或许可以说明，魏晋南北朝时期以地方豪强为首结聚的聚落，在这一动乱时期，仍然有着顽强的态势，不但没有消失，反而有了长足的发展。

正是如此，朝廷或者地方政府不得不开始承认自然形成的村落形态，并在某些情况下设立一个带有一定自治职能的行政管理架构，与郡县相协调。很多基层的事务，都表明是以“村”为单位进行的，具体体现在税收、行政管理、社会事务、村成为分封单位四个方面。当然，这四点还很难体现出魏晋南北朝时期“村”已经被纳入正式的行政单位，并具有完备的行政功能与作用，但至少可以表明，“村”已经成为当时朝廷和地方政府对于民间聚落的习惯性称呼，并进入了国家管理的视野。正是这一时期以“村”命名乡野聚落风气的盛行与普及，所以到唐代的时候，它才最终成为国家管理体系中被正式规定的基层行政单位。

（摘编自吴灿《魏晋南北朝的“村”与乡野聚落》《光明日报》2019年03月27日11版）

当前中国要保障网络安全，必须实现技术、产品、服务、系统的自主可控，需要在质量测评、安全测评的基础上增加自主可控测评。

网络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基础，也是经济安全、社会安全、民生安全的重要保障。网络安全属于非传统安全，其内涵比传统安全的内涵更加广泛。网络安全审查可分成“安全性”审查和“可控性”审查，其中的“安全性”审查与传统安全的要求相类似，而“可控性”审查在传统安全中强调得比较少，但同样需要不断健全和完善。

何为可控性？举个例子来说明。一个人买了一辆传统汽车，他就拥有了对汽车的控制权，一般不需要再考虑可控性，只需要考虑安全性就行了。但是，如果他买的是自动驾驶汽车，这辆汽车是一件网信产品，那么，它的安全性就变得复杂了。即使汽车本身的安全性没有问题，但它可能被黑客劫持，这时汽车的控制权就落到黑客手里，黑客可以遥控汽车，使其不受用户控制，甚至会造成车毁人亡的严重事故。这就是可控性出了问题。由此可见，对属于非传统安全范畴的网络安全而言，可控性与安全性缺一不可。

自主可控是实现网络安全的前提，是一个必要条件。换言之，采用自主可控的技术不等于实现了网络安全，但没有采用自主可控的技术一定不安全。因此，为了实现网络安全，首先要实现自主可控，再实现传统意义上的安全，最终再结合其它各种安全措施，达到保障网络安全的目标。

针对网络安全，现在普遍实行两种测评：一是质量测评，即对技术、产品、服务、系统等的功能、性能方面的各种指标进行测评；二是安全测评，即支撑国家网络安全等级保护制度的测评，这种测评已有相应的准则、方法、制度，还有专门的第三方机构实施测评。实际上，还应在这两种测评的基础上增加一个新的测评维度，即自主可控测评，对技术、产品、服务、系统等的自主可控程度进行测评。在实践中，由于自主可控是一个新要求，技术、产品、服务、系统等的提供者往往都会说自己能够满足自主可控的要求，导致用户无所适从。这就需要加强和规范自主可控测评。自主可控测评旨在客观、科学地评估技术、产品、服务、系统等的自主可控程度，是一项比较复杂的测评。在事关网络安全的重大问题上，自主可控测评应该起到“一票否决”的作用。

还应看到，任何制度都要靠人去实施，人们的认识水平对于实现自主可控至关重要。对企业而言，应提高对自主可控的认识，在规划产品时对技术掌握程度、知识产权合法性、供应链安全等都要有周密的调查和部署，甚至要考虑到在别人切断供应时有没有备份系统顶上去。对用户而言，支持和选用国产软硬件从一定意义上说就是为自主可控作贡献。广大用户应增强网络安全意识，及时反馈使用中发现的问题，帮助国产软硬件不断提升技术水平，更好保障我国网络安全。

（摘编自倪光南的《自主可控方得网络安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