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寺考古发掘已历42年，取得了许多重大发现和丰硕的研究成果。适时地尝试从陶寺丰富的考古发现及成果中，概括提炼出陶寺文化时期这个社会的特质，以管窥其文明形成、持续发展与传承的内在原因，显得十分必要。

陶寺社会是王权国家，而非神权主导。在复杂的等级差别社会结构的基础之上，陶寺社会群体中权贵家族的家族长权力不断强化，逐渐将神权、军权和族权集中于一身，王权开始出现。陶寺城址统一性的规划、较为完善的布局和功能的分区、重要的大型夯土建筑和宫殿类的建筑等，表明这即是王者所居之都。陶寺社会其“观象台”和圭表系统作为天文观测仪器也被国王所垄断，标志着王权集中、治理天下的意识形态。可见，王权是陶寺这一类国家统治的核心。

长江下游地区的良渚社会也已进入国家时期，繁缛华丽而又形态较为一致的神面像，满目通天敬地的玉琮、玉璧的祭祀神器，都显示着浓厚的宗教色彩，文化与社会统一在于对“神”的认同。辽西地区的红山文化晚期阶段，墓葬中出土的精美玉器，如玉人和各类动物形玉器以及非实用陶器虽然一定程度上彰显了墓主的身份地位，但其主要作用当为沟通人与神的宗教法器或巫仪神器。可见，良渚、红山等社会的世俗王权与宗教神权两套权利系统中，神权体系等级有序且系统完备，相对统一，表现出以“神权”为中心的社会组织特点。而陶寺社会的王权明显是这类国家统治的核心，宗教色彩或言神性相对弱化，或从属于王权。

陶寺社会礼乐文明，礼制初成。陶寺早期大、中型墓中一些珍贵器物，种类繁多且有一定的组合，尤其在大型墓中成套出现，漆木器与陶器或互相配套，并在墓中有大致固定的位置。例如大墓中带有礼乐器性质的石磬、鼉鼓与土鼓及其搭配，正是这种规制化或言制度化就是最初“礼制”的内涵。陶寺玉璧与琮多是套在臂腕以修饰与显示身份。陶寺玉石钺系挂璎珞一类以显华丽庄重，增强仪式感，营造社会或群体重仪式的习俗，其实就是重礼仪，讲礼制。显然，规范现实社会中各阶层行为、身份、仪礼等社会关系或言“礼序人伦”的礼制，在陶寺已经初步形成。

陶寺社会具有务实创新的品质。以陶寺遗址为代表的陶寺文化中少见宗教性大型建筑，却舍得花力量修建城池，用于防御外敌的入侵。器物制作多是用于日常生活和生产的陶器、石器等，即使一些与祭祀有关的器具，也多同时是以饮器、食器等容器为主的礼器。良渚文化、红山文化等社会因浓重的宗教祭祀而投入了大量非生产性劳动，把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过多的浪费在虚无的神之上。陶寺社会与这些社会在它们文明化进程中。明显存在务实与务虚的重要差别。需要强调的是，陶寺文化与社会对外来文化因素有所扬弃，经过了相当程度的改造或言创新。良渚文化之后散见于包括陶寺所在的中原龙山文化体系的玉石琮、璧、钺，创新出多璜联璧、组合头饰、组合腕饰等新的象征物以凝聚族群。

陶寺遗址40多年的考古发掘与研究表明，它是中华文明起源和发展历史脉络中的重要一环，是实证中华文明发展演变的重要节点，是中华文明早期灿烂成就的重要代表。更为重要的是，陶寺文化与社会文明表现出的世俗王权、务实创新、礼乐文明等三大特征一定程度上正是中华文化和中华文明延绵发展的深层原因和内在特质，多为夏商周以及后世社会所继承发展，是中华文明自带的文化基因。

（摘编自高江涛《陶寺文化与社会的三个特质》）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论说性作品要传达的是知识——在读者经验中曾经有过或没有过的知识。想像文学是在阐述一个经验本身——那是读者只能借着阅读才能拥有或分享的经验——如果成功了，就带给读者一种享受。阅读论说性作品，读者应该像只捕食的小鸟，经常保持警觉，随时准备伸出利爪。在阅读诗与小说时，相同的活动却有不同的表现方法。如果容许的话，我们可以说那是有点被动的活动。在阅读一个故事时，我们一定要让故事在我们身上活动。我们要让故事贯穿我们，做任何它想要做的事。我们一定得打开心灵，接纳它。

我们应该感激论说性的作品，哲学、科学、数学这些学科塑造出我们活着的真实世界，但我们也不能活在一个完全是这些东西的世界里，偶尔我们也要摆脱一下这些东西，到一个更深沉或更伟大的真实里。这是我们内在的真实世界，我们独特的世界观。阅读想像文学会使我们平时未曾接触的部分自我获得深深的满足。阅读一部伟大的文学作品应该以形成某种深沉的经验为目标。

想像文学会尽量使用文字潜藏的多重字义，好让这些字特有的多元性增加文章的丰富性与渲染力。作者会用隐喻的方式让整本书整合起来，就像注重逻辑的作者会用文字将单一的意义说明清楚一样。多重含意的隐喻在字里行间所传达的讯息，有时比文字本身还要丰富。整首诗或故事所说的东西，不是语言或文字所能描述的。诗人马克·范多伦曾经说：“在诗与戏剧中，叙述是让人更模糊的一种媒介。”譬如，你根本就无法在一首抒情诗的任何文句中找到任何他想要“说明”的东西。然而就整首诗来看，所有字里行间的关联与彼此的互动，却又陈述了某种完全超越主旨的东西。

诗与故事能带给我们愉悦，同时也能教育我们，但这与科学及哲学教导我们的方式不同。论说性的作品不会提供我们新奇的经验。他们所指导的经验是我们已经有的或可以获得的。这也是为什么说论说性作品是教导我们基本的原理，而想像文学则藉由创造我们可以从中学习的经验，教导我们衍生的意义。为了从想像文学中学习，我们要从自己的经验中思考。

不要用适用于传递知识的、与真理一致的标准来批评小说。对一个好故事来说，所谓“真理”就是一种写实，一种内在可能性或一种神似的真实。那一定要像个故事，但用不着像在做研究或实验一样来形容生活的事实或社会的真相。许多世纪前，亚里士多德强调：“诗与政治对正确的标准是不一致的。”如果是解剖学、地理或历史作品，被当作是专门的论述，却出现技术上的错误，那就应该被批评。但将事实写错却不会影响到一本小说，只要它能自圆其说，将整体表现得活灵活现便行了。我们阅读小说时，我们想要的是一个故事，这个故事只要确实可能在小说家笔下被创造，在经过我们内心重新创造的世界中发生，就够了。

根据我们的观察，一个故事的意义，存在于角色与事件之中。你要对他们很熟悉，才能厘清彼此的关系。以《战争与和平》为例，许多读者开始阅读这本小说时，都会被一堆出场的人物混淆了，尤其是那些名字听起来又陌生得不得了。他们很快便放弃了这本书，因为他们立刻认为自己永远不会搞清楚这些人彼此之间的关系了，对任何大部头的小说阅读而言，都是如此。

我们不期望记住每一个名字，许多人不过是背景人物，好衬托出主角的行动而已。无论如何，当我们读完《战争与和平》或任何大部头的小说时，我们就知道谁是重要的人物，并且不会忘记。虽然托尔斯泰的作品是我们很多年前读的，但是皮埃尔、安德鲁、娜塔莎、玛丽公主、尼可拉斯——这些名宇会立刻回到我们的记忆中。

不管发生了多少事件，我们也会很快就明白其中哪些才是重要的。一般来说，作者在这一点上都会帮上很多忙。他们并不希望读者错过主要的情节布局，所以他们从不同的角度来铺陈。但我们的重点是：就算一开始不太清楚，也不要焦虑。事实上，一开始本来就是不清楚的。故事就像我们的人生一样，在生命中，我们不可能期望了解每一件发生在我们身上的事，或把一生全都看清楚。但是，当我们回顾过去时，我们便了解为什么了。所以，读者在阅读小说时，全部看完之后再回顾一下，就会了解事件的关联与活动的前后顺序了。所有这些都回到同一个重点：你一定要读完一本小说之后，才能谈你是否把这个故事读通了。

（选自莫提默·J.艾德勒、查尔斯·范多伦《如何阅读一本书》，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