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具有普遍意义的人文教育的一种形式，文学教育往往侧重于培养学生的审美鉴赏、情感共鸣与创造能力，是一种富有情感的知识传递。在叶圣陶先生看来，“人是生来就怀着情感的核的”。正因如此，文学教育应当饱含真情实感，是一种能够唤起人的审美意识和情感共情能力的教育。它是一种对生活与社会现实的理性认知，更足感性认识与理性认识相互碰撞、激发、佐证的过程。

叶圣陶先生在探讨文学创作时曾坦言：文学是人生的表现，而人则可以借助文学得以更好地认识人生，继而提升自身的人格境界。在他看来，文学教育可以让学生获得实际生活所需的知识，还可以深雪精神，培养学生的直党、感情和想象。两方面的功用则共同指向对理想人格的塑造。

文学教育的终极目的是指向人的精神领域，以建构高尚、和谐的精神世界为大任。这种对人的心灵世界的关怀，虽然从其尖践过程来看是内隐性的，但要实现这一心灵关怀，则需要借助文学作品中所反映的社会生活和历史文化来达成。正如鲁迅先生以刀笔刻画出“铁屋子”般的旧社会，以其比喻国家四分五裂、民族陷于危亡、民众麻木不仁的社会现实，进而对千百年来禁锢国民的封建文化进行批判，意图带给人震撼的情感反应，达到唤起民众的社会功用。这种经由文学作品反映的社会现实与历史文化，所带来的教育效果均指向审美，指向振兴中华民族精神层面的共情。

人文素养它的内涵更为丰富，涵盖了情感道德、语言能力、精神领悟等方面。这些元素的平衡和协调发展，对人的审美及共情力的培养至关重要。而文学教育恰巧可以完成对人文素养潜移默化的培育。人自出生以来就有喜怒哀乐，更有向真、向善、向美的人性渴求。这种渴求一旦在文学中找到对应的触动，人心中的柔软之处、温暖之处等都能得到情感的安抚。恰如王国维先生所说的，胸中恍惚不可捉摸之意境，借由文学艺术得以发挥，进而收获难以比拟的心灵满足。这种心灵满足想要在文学教育中实现，就应如朱自清先生所主张的，进入文学的世界，想文学人物之所想，感他们之所感，要把自己摆进去。如此，才能经由文学世界中的社会生活和历史文化，走向主体审美与情感共鸣。

面对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大趋势，人工智能、大数据等现代信息技术新浪潮风起云涌，文学教育势必要发挥知识性与价值性相统一的教育特点，不仅要关注人与社会、人与技术之间的关系，更要关注人与自身精神世界如何自洽。文学负载着深沉的生命意识与使命感，历来以构筑人的精神、升华人的思想、望造人的品格而存在。文学教育从根本上而言，旨在提高中华民族的审美意识和共情能力，任何时候都应该是教育的重中之重。

（摘自《文学教育重在培养健康人格》《光明日报》2022年4月，有删改）

大约20年前，电影《哈利·波特与魔法石》中有个“魔法报纸”令人着迷。报纸图片中的人物会动，文字内容会自动刷新。彼时科幻电影中的情节，今天已经变成了现实，微信里的图文、手持阅读器中的内容，我们每天都在看，也不觉得有多神奇。当下的媒介传播条件和媒介使用状态已经今非昔比，文艺的呈现形态也在不断地更迭。

新媒介应用到社会中，从时间维度上看，既有跳跃式的迭代，如手机替代了有线电话，也有渐进式的递变，如手机屏幕的分辨率越来越高。从空间维度上看，新媒介在文艺领域中扩散的轨迹，不是一勺糖撒到水中，很快就均匀分布、化于无形，更像是一滴墨汁滴入水中，有个氤氲开来的过程。我们在任何一个时间点切入，都会遇上新媒介的新玩法。就秉持的态度而言，乐之者甘之如饴，怨之者弃如敞屣。从印刷时代进入电影时代，再进入广电时代，也都曾出现了这样的情况。其中的关键问题是两个：新媒介文艺适应社会的速度与状态，以及每个人适应新媒介文艺的速度与状态。

新媒介文艺如何适应社会？在实验室中、在图纸上，技术是中立的，但是一旦到不同的群体当中，技术的使用难免没有偏向。例如，全世界都用社交软件，但是不同文化背景的成员在社交。软件上分享的内容各有特色。中国人习惯的各种“网络体”文章、东亚地区青年人中流行的“吃播视频”，有明显的区域和文化特色。以“快手”为例。2011年，制作分享GIF动画的免费软件“GIF快手”上线；2013年，“GIF快手”从工具软件转型成为短视频社区；发展到现在，“网红直播”和“直播带货”成为其主要盈利模式。

我们每个人如何适应新媒介？这与前一个问题其实是一枚硬币的两个面。从整体上说，新媒介在一个社会扩散的速度，取决于海量个体的接受程度。由于人与人的禀赋、习惯不同，每个个体对新媒介的喜好和取舍也都不一样，但是只要大家都认同“新媒介取代旧媒介，就像未来的新媒介必然取代今天的新媒介”这个观点，就应该培养自己适应和使用新媒介的相应能力。这种适应，并不是今天才有的。

19世纪末，随着照相术的成熟，人类进入图像时代。与文字时代不同，图像时代的传播形态更多地呈现为多元化、非线性的形式。镜头与画面，成为社会文化与人们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信息获取、知识掌握、娱乐休闲都与图像的观看日益相关。因此，百年前的先辈们克服对摄影术的恐惧、学会看电影，与今天我们学会拍视频本质上都是对媒介生态的适应。

有人说，新媒介割裂了时间，带来了用户“碎片化”的使用习惯，导致人们“去深度化”的思考，难以区分“虚拟”和“现实”……这些表述直指新媒介的要害。但是也要看到，整个人类。社会现代化就是对时间和空间的再定义、再协调的过程。新媒介作为现代化过程中出现的工具，改变了原有的交往时空环境，我们的活动空间由线下拓展到线上，出现了“认知盈余”“缺席的在场”等新情况，这从本质上促进了人们的合作与交流。再者，每个时代珍贵的思想都是稀缺的，与其说新媒介导致“去深度化”思考，还不如说人类永远都要克服外界和内心的障碍，保持思考的深度和锐度。

（摘编自陈一《新媒介在文艺领域的影响》）

多元共生的中国文化

刘梦溪

多元共生是中国文化的显著特点。就中国文化的发生来说，它是多元的，具体可以说有黄河文化和长江文化不同的两源。我们过去讲中国文化，一般都讲黄河文化，以黄河文化为基准，因而黄土地文化、农耕文化、内陆文化、写实主义文化等等，成为人们概括中国文化的常用语言。

但长江文化为我们提供了不同于黄河文化的范例。甚至长江上游、中游和下游所呈现的文化面貌也是不同的。

长江上游四川广汉的三星堆出土了大量的青铜器，这些青铜器的造型和黄河流域非常不同，有非常夸张的千里眼和顺风耳，充满了神奇的想象力，甚至使人怀疑这是中国人制作的造型。从这些青铜器的构造上，我们约略可以想象出四川人的性格似乎带有青铜器的刚性。而长江中游的楚文化完全是另外一番景象。黄河流域出土的青铜器造型浑厚庄严，有力度，感觉很震撼，而楚地出土的青铜器造型轻巧，下座虽大，腰身却很细，年代也跟黄河流域差不多。“楚王好细腰”，宫廷的审美取向已经影响到了青铜器的造型。

黄河文化的那些人们熟悉的特征，不一定完全适用于长江文化。长江自古以来航运便利，可以直接和海洋联系起来，如果说黄河文化带有内陆文化的特点，那么长江文化已经在一定程度上带有了海洋文化的特点。长江流域南面的岭南文化，更是很早就直接跟海外建立了广泛的联系。

就学术思想而言，中国传统文化也具有多元互补的特点。学术思想是民族精神的理性之光，是最高形态的文化。儒释道三家思想的相互包容和互动互补是其显例。历史上很多国家和地区都有宗教战争，但是中国这么长的历史，很少有宗教战争。这是由于申国的文化思想有极大的包容性，特别是儒家思想。所以然者，在于儒家不是宗教，或如陈寅恪先生所说，“儒家不是真正的宗教”。正因为传统社会占主流地位的儒家不是宗教，儒释道三家的思想才融合得很好。汉以后儒家是在朝的思想，道家和道教以及佛教主要在民间。对于一个知识人士而言，三家思想的互补使得精神空间有很大的回旋余地，进退、顺逆、浮沉，均有现成的学说依据，所谓“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儒家思想给人以上进的力量，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是传统士人的共同理想。但是，如果仕途受到了挫折，乃至革职、斥退、罢官的时候，道家无为的思想便可以给他很好的支撑。道教崇尚自然，可以让他畅游于山水之间。甚至遭遇罪愆，如果信奉佛教，剃度出家，也可以避世完身。总之生命个体不会陷入完全的绝境。所以，多元性、包容性和自性的超越精神，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理性的基本特征。

传统中国还有发达的民间社会，主要以家庭和家族为中心，构成文化多元存在的社会依托物。依据文化人类学的法则，文化传统可以区分为大传统和小传统。一个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比如中国传统社会的儒家思想，就是大传统；而民间文化和民间信仰则是小传统。大小传统是互动和互相依赖的，当大传统遭遇危机的时候，我们仍然可以在民间文化中搜寻到它的碎片。所谓 “礼失，求诸野”，就是这个意思。我们今天到东南亚一带，看到那里的华族社会，其中国文化传统的根性仍然相当牢固，甚至比我们国内看得更重。

(摘自《光明日报》，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