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前不久，有关《现代汉语词典》推出APP版本的消息引发关注。相比于其他纸质图书，辞书的数字化、网络化显得更为迫切。

辞书的“互联网基因”，似乎是与生俱来的。对于网络阅读，人们常常有“碎片化”的忧虑，而辞书恰是由众多“碎片化”的条目组成的，并且也是供人们“碎片化”检索使用的。因为有了数字化，因为有了互联网，辞书检索变得非常简便。

今天，辞书的修订更新也变得更容易。重要的辞书，从《辞海》到《现代汉语词典》，无论是解释古语的，还是收录今词的，大多需要不断修订。对于一部纸质辞书来说，修订周期短则三五年，长则十几年，如此漫长的等待，到新版问世时，当初的新知有的已变作旧闻了。把辞书移植到互联网上，就能实现随时随地更新。拥抱互联网，改变着辞书的传播生态、编纂生态。

通过搜索引擎勾连起来的互联网世界，是一个庞大的知识库，某种意义上可以视作一部辞书。虽然丰富无比，但也内容庞杂。即使是查询网络百科，由于“开放编纂”，也会让你遇到真伪莫辨的难题。当你输入一个关键词，得到成千上万个结果，逐一阅读、辨别所花费的时间和精力，有时会让你觉得还不如去查检一部权威、精当的纸质辞书。

将众多看似“碎片化”的条目集纳到一起，无异于对一个知识体系进行描述。在一个知识领域内，如何提炼、筛选词条，如何编排，如何释义，需要具备这个专业领域的素养，也离不开辞书编纂的学问。汉代许慎编纂《说文解字》时，讲究“分别部居，不相杂厕”。

当编者把含有相同偏旁部首的汉字罗列在那里的时候，其实不仅是“分别部居”，便于查阅，而且也揭示了那些相同偏旁部首汉字间的相互关系。

（摘编自杜羽的《激活辞书的“互联网基因”》）

材料二：

数字化工具书容量大，轻便小巧，检索便利，可根据读者需要设置很多人性化的功能，还可利用互联网进行远距离的数据传输，却也不是十全十美，所以纸质工具书仍然有电子工具书不可比拟的优势。

首先，电子工具书和纸质工具书谁更有助于读者掌握信息，一直存在争论。这一问题上很多专家学者也做了调查研究。比如就英语工具书而言，邓琳在调查中发现，读者普遍认为纸质工具书能为学习者提供更为全面的信息，通常除了和电子词典一样能让学习者了解和掌握词义之外，还为学习者提供了丰富的例句、语法知识、用法信息以及背景知识等，以帮助学生准确使用词语，为今后的英语学习奠定坚实的基础。而在面对写作、会话等需要积极产出的言语活动中，纸质工具书的作用更加明显。至于目前学生偏爱电子工具书，并非是因为电子工具书的内容有绝对优势，而是因为电子工具书携带方便。并且陈玉珍在研究中发现，由于电子工具书“输出屏幕的幅面尺寸有限，一次查询的信息量有限，且其微观结构太简单，无法与纸质词典相比。”纸质工具书比电子工具书更有助读者准确、高效的获取信息，这也是纸质工具书最大的优势。

其次，电子化阅读具有携带方便、容量较大、可选择范围广等优势，但是利用零散时间进行的阅读，获得的是碎片化信息，读者无须严谨思考，容易形成思维惰性。黎荣华曾就英语电子词典和纸质词典对英语专业学生词汇学习的影响展开调查研究，结果发现“尽管电子词典能为英语学习者带来便利，节省时间，可以帮助学生迅速普及很多不知道的单词，但正是由于其极其迅捷的特点，导致学生缺乏思考的过程，对词义理解和记忆不深，对学生词汇量的扩展造成了相当严重的负面效应。”这也是在基础教育阶段，很多老师和家长还是偏爱纸质工具书的重要原因。

另外，目前的电子工具书市场鱼龙混杂，很多电子工具书融入了不少商业元素，广告和超链接等附加功能让读者很难集中注意力。这对于读者，尤其是基础教育阶段的读者来说，很难把注意力集中在自己最初想要获取的信息上。电子阅读对于视力的影响不容小觑。已经有专家表示，长期看电子屏幕对视力的损害非常明显。从健康的角度看，纸质工具书也比较有优势。

上述因素决定了纸质工具书在电子阅读时代仍可拥有一席之地。另外从媒体发展的历史经验看，一种新媒介技术推生的新媒介形态难免对倚赖原有技术的传播媒介形成过巨大冲击，但是原有技术的传播媒介并不会立刻消亡。比如当电视出现的时候，很多人认为广播即将消亡，因为当时人们认为电视既有图像又有声音，而广播只有声音。但是随之人们发现，广播有着电视无法比拟的优势——携带方便。同理，在电子工具书凸显纸质工具书携带不便、检索繁琐等缺陷的同时，也凸显了其内容丰富、有利于深度阅读的特性。

（摘编自陈飘平的《纸质工具书为什么不会被电子工具书取代》）

材料三：

如何使用词典，在一些地方中小学并未给予足够的重视，由此给学生带来不少“后患”。这就需要教师在日常教学过程中重视学生使用工具书的问题，指导学生意识到科学使用包括词典在内的工具书的重要性，正确看待纸质版工具书与数字化工具书之间的关系，即两者互补而不是互斥，应该坚持适用的原则，在不同情况下善于使用不同介质的工具书。在使用数字化工具书时，教师最好有针对性地帮助学生掌握快速查找信息的方法，熟悉一些具有权威性和可靠性的信源。相对而言，教师给学生做示范，或者师生一起合作探究，能更快提升学生活学活用工具书的能力。

引导学生正确使用工具书，养成遇到不懂或叫不准的字词时随手查询的习惯，看似很麻烦，其实对学生学习意识的培养和未来工作非常有帮助。另外，还需达成的一个共识是，进入互联网时代，查词典依然是一种必要的学习能力或学习方式，特别是在当下纷繁芜杂的信息环境中，从小养成勤用、善用工具书的习惯，有助于学生形成明辨是非的能力，打下扎实的语文基础，练就过硬的语文童子功，逐渐拥有一定的自主学习能力，最终成为信息时代具有自主意识的合格学习者。

（摘编自《中国教育报》的《善用工具书应成学生自觉习惯》）

材料一：

文学理论中“张力”概念首见于英美新批评主将之一——艾伦·退特的《论诗的张力》（1937），张力虽然是新批评针对整部文学作品而言的，但欲使文学具有审美的张力，毫无疑问取决于文学语言。换言之，文学语言不仅承担着制造文学张力的任务，其本身也应是这种张力的实现。制造张力需要一定的语言形式与手段，这是一个应该梳理和归纳的问题。

首先，我们常见的一些修辞，就能很好地制造文学语言的张力。例如比拟，曹植的《七步诗》曰：“煮豆燃豆萁，豆在釜中泣。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在诗中，燃烧着的豆萁在煮豆子，豆子却在哭泣，为什么呢？因为本是同根生的亲人在自相残杀（偏指豆萁伤害豆子）。用物代替人来表达感情，本来就是一种语言意义的转移和跨越，也就是说诗歌在传达事物（豆与豆萁）的字面意义时，其暗示意义——兄弟之间的迫害和对这种不公的慨叹与劝勉，也同时在诗中流露。同一首诗在同一时间分别向外、向内传达了两种意义，这种修辞手法在扩大与彰显张力上，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再如夸张，李白的《望庐山瀑布》中“飞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银河落九天”，夸张之中可见庐山瀑布壮观之象，也能放大性地暗示出诗人望见庐山瀑布的那种惊喜与心中涌动的思潮。

其次，一些结构、手法与模式等文学元素的营建，也能起到使文学语言富含张力的效果。典型的如马致远的《天净沙·秋思》：“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人家，古道西风瘦马。夕阳西下，断肠人在天涯。”小令先是白描了一系列的物象，在展现了一幅黄昏景物图之后，笔锋一转，出现了一位断肠人，于是在黄昏景物图中又添加了这位羁旅漂泊者，主人公在旅途中一个黄昏时，触景生情，抒发了一曲思乡之歌也是顺理成章。在小令中，系列的白描本是很少夹杂感情的叙述，然而这位黄昏景物图的目击者被放在了最后才交待出来，无疑是给上述各物象以更为深刻的内涵和暗示意义，将物象融入一种具有思乡情调的意境之中，使得作品在表达出一定的指称意义后，经过一个时间差，让读者具备一定的阅读期待后，通过特定的暗示，将暗示意义汹涌的喷发出来，张力就产生在这个过程中。

（摘编自赵敬鹏《文学语言的张力与话语蕴藉》）

材料二：

意境，就其基本特征而言，是实境与虚境的统一体。实境即死逼真描写的景、形、境，虚境则是由实境诱发和开拓的想象空间。实境与虚境的相互作用形成意境张力。

虚境是实境之外的“不尽之意”，又称“神境”“灵境”，它体现着整个意境的艺术品味和审美效果。从文学张力思想看，也只有虚境廓大、丰富，才会产生有张力的意境。南宋诗人叶绍翁的名句“春色满园关不住，一枝红杏出墙来”，其第一层虚境在于由一枚出墙红杏所引发的对满园春色、百花盛开的推测与联想，乃至为天下皆春而怦然心动；同时，红杏探出墙外与紧闭的门又构成一对矛盾，由此引发出如下哲理：美好的、有生命力的东西总是关锁不住的，这就进入第二层虚境。宗白华先生在其《中国艺术意境的诞生》中把意境析为层层扩大的三境，即：“直观感相的渲染”“活跃生命的传达”和“最高灵境的启示”，直指宇宙万象中的大道，把虚境的深邃与博大描述得淋漓尽致。虚境是意境的灵魂，同时，虚境又须从实境生发，通过逼真的实境生发无尽的虚境。“逼真”其实就是要求在对实境的创造过程中，要能提炼、选择、加工出实境的鲜明特征，这样才能诱发想象。叶绍翁的诗句所激发的虚境由一枝红杏而生，关键在于这枝红杏“出墙”的特征。虚由实生，而充注着多样情感、多种理趣的虚境又试图冲破实境的束缚，这正是意境的张力构成所在。

意境追求空灵之美，境太实，则无法激发鉴赏者开拓审美想象的空间。空灵之“空”在于作品中留有“艺术空白”，空白中生气充盈。唐朝诗人朱绛有一首《春女怨》：“独坐纱窗刺绣迟，紫荆枝上啭黄鹂。欲知无限伤春意，尽在停针不语时。”前三句是近乎散文式的描写，但在末句留下一大段“艺术空白”，让人的诗思活跃起来，主人公“停针不语”的神态若在眼前，更重要的是伤春的惆怅、被春的气息拨动起的心湖的涟漪，以及那一声声不为人所发现的深深的叹息……自此，貌不惊人的朴实的描写翻出新意，整首诗空灵飞动起来。“无画处皆成妙境”，意境的空灵正在于其包含的心灵空间，诗人的生命情调乃至宇宙意识亦尽在其中。这个空间是立体的、无边的，是一个壮阔幽深的空间，这是意境的极致。

（摘编自孙书文《文学张力：非常情境的营建》）

材料一：中国青少年网络协会第三次网瘾调查研究报告显示，中国城市青少年网民中，网瘾青少年约占14.1%，人数约为2404.2万；在城市非网瘾青少年中，约有12.7%的青少年有网瘾倾向，人数约为1858.5万。网游成瘾者显示出种种被网游加害的人生。重者，导致青少年自杀，他杀、自残、严重损害健康甚至毁掉生命（过度游戏导致多动症，抑郁症，精神分裂症和脑卒中死亡）；轻者，导致青少年走向暴力化，失能化（不能应对现实世界），从而被边缘化。

如何应对游戏成瘾问题﹖一方面，我国卫生部门需要根据世界卫生组织对游戏成瘾这一新疾病的诊断标准，根据国内情况进行更多的研究，包括生活研究和临床研究，以推进国民对这一问题的深入认识；另一方面，也需要通过多种方式来矫正游戏成瘾，包括心理，教育，亲情和行为方式，毕竟游戏成瘾是一种非常复杂和顽固的社会心理问题，不是只有依靠医学一种方式才能治愈。

（摘编自“搜狐网”）

材料二：从游戏本身的设计来看，山东省精神卫生中心有关专家指出，游戏中正面反馈的周期较短，而现实中正面反馈的周期较长。人之所以会重复一个行为，是因为在这一行为之下，内心会有一种获得感，也就是“阳性强化”。在游戏中，每隔一段时间就会给一个奖励，游戏者很容易在这种一个接一个的奖励体验下沉浸其中。

以前段时间最为流行的一款手机游戏为例，游戏者每击杀对方控制的角色一次，都会获得大量金钱和经验值，这些金钱和经验值可以用来购买装备提升等级，从而让自己控制的角色更为强大，通过不断击杀对方角色，自己的角色也就像滚雪球一样越来越强大，当双方差距越来越大的时候，就可以轻易地摧毁敌方基地，从而取得胜利。

在这个过程中，击杀敌方角色获得经验、金钱，可以视为第一次正面反馈；通过购买装备提升等级，可以视为第二次正面反馈；装备和等级的提升，又可以为下一次击杀对方角色奠定基础，这样很容易形成正面反馈的循环，最终在摧毁敌方主基地的时候，正面反馈臻至最大化，带来最大程度的心理满足。

即使是一局游戏结束之后，反馈机制仍然存在，赢了，会提升段位，进一步巩固游戏者的心理满足感；输了，会跌落段位，通过游戏者不服输的心态让其再开始一局游戏，以弥补自己对正面反馈的需求。

（摘编自赵丰、李轶群《记者调查游戏成瘾问题，虚拟空间诱生“虚拟人格”》，《大众日报》2018年6月）

材料三：世界卫生组织（WHO）18日发布新版《国际疾病分类》，“游戏障碍”（即通常所说的游戏成瘾）被列为疾病。消息甫出，就引发广泛关注。

在此之前，有些家长为了强制孩子戒除“网瘾”，不惜将孩子送去接受杨永信的“网瘾电击疗法”，或者送去豫章学院接受暴力体罚，很多孩子因此留下挥之不去的心理阴影。可见，将游戏成瘾列为疾病，将进一步引发诸多家长对孩子沉迷游戏的焦虑，从而诱发更多不科学惩戒机构的盛行。

当“网瘾”还未被正式列入精神类疾病的时候，仅仅因为一些家长的焦虑和恐慌，以及一些不负责任的培训机构的宣传，许多儿童就被强制剥夺人身自由，甚至被虐待。事后，许多相关责任人并未受到法律处罚，那些期望通过强制惩戒改变儿童行为的家长也未能调整自己的认知。

英国心理学会发言人钱德拉·萨克塞纳认为，玩游戏的人中，仅少数会发展到“游戏障碍”所定义的程度，把它列入《国际疾病分类》可能会引发家长不必要的忧虑。

如今，最值得警惕的，就是这些不必要的忧虑。他们忽略世卫组织对于精神疾病的定义和初衷，忽视对精神疾病患者权利的尊重，而更加迫切地去拥抱那些错误的戒除办法。

如果真的希望孩子们有一个健康的人生，正确做法是引导他们追求积极向上的生活，培养更全面健康的生活兴趣，而不是一味地迷信暴力可以改变一切。越是不健康的引导方式，越是会强化儿童通过游戏来逃避现实，从而变成恶性循环。

将游戏障碍列为疾病，需要全社会关注精神卫生，而不是变成杨永信和豫章学院们敛财的由头。

（摘编自姚遥《游戏成瘾列为疾病：警惕杨永信们重新抬头》，《新京报》2018年6月2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