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小题。

材料一：

“乐感文化”是李泽厚提出的，在其看来，中国的“乐感文化”是本民族所特有的一种文化模式。《论语》在中华民族民族性格塑造过程中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无不体现着中国“乐感文化”的诗性智慧。从《论语》来看，“乐感文化”有四重内涵。

第一，“乐生”的生命精神。《乡党》云：“厩焚，子退朝，曰：‘伤人乎？’不问马。”孔子出于本能地问人有没有伤亡，可以看出夫子对人个体生命价值的尊重。“乐生”的生命精神也体现为强调自强不息、韧性奋斗。《子罕》讲：“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也。”这其实是在提醒我们只有在冰雪严寒这般恶劣的环境之中，才能磨砺人的意志，最大程度激发人的生命潜能。《论语》中“慎终，追远”（《学而》）的生命关怀也是这种“乐生”的生命精神的体现。中国人不仅较为重视此生此世的生命和意义，而且也重视死后的哀荣，因此要“慎终追远”。正是由于对此世间的“人伦日用”的无比眷恋与喜爱，才产生这种以“慎终”“追远”为核心的生命关怀。“乐感文化”是一种立足于此世间的文化。

第二，“乐群”的生存智慧。“乐感文化”以“一个世界”的预设为立足点，不构想超出此岸世界的天堂或地狱的存在。没有上帝天国可以依赖，只得靠个人的奋斗、靠人与人彼此之间相互扶持，为此中国人重视儒家所强调的忠、孝、礼、义、仁，强调人际和谐。正如李泽厚所言：“人处于‘与他人共在’的‘主体间性’之中。要使这‘共在’的‘主体间性’真有意义、价值和生命，从儒学角度看，便须先由自己做起。”我们要“入则孝，出则悌，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学而》），我们才会”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学而》）。“乐感文化”具有一种“乐群”的生存智慧。

第三，“乐观”的生活态度。“乐感文化”不提倡宗教信仰，认为没有上帝、天主可以依赖，但我们并没有因此而对生活悲观失望，而是坚信“人能弘道，非道弘人”（《卫灵公》），这种坚信落实在日常生活之中，便体现为“乐观”的生活态度，体现为“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述而》），体现为“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雍也》）。梁漱溟先生将这种“乐观”的生活态度概括为“孔子生活之乐”，并对之阐释说：“一个人不过几十年顶多一百年的活头，眼看要老了！要死了！还不赶快乐一乐么？”

第四，“乐感”的人性追寻。“乐感文化”的导向是人的主体性的不断进步与满足，是寻求“人道”的不断完成，是在音乐和艺术的熏陶下达到对人生最高境界“天人合一”的艺术化把握。因之，当孔子问及曾点之志时，曾子答出“莫春者，吞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先进》）的“曾点气象”。此一“乐感”的人性追寻，最终培养出理想型的“君子”，最终将中国“乐感文化”这一“文化——心理”结构内在的诗性智慧完满呈现出来。

总之，“乐感文化”包含多重内涵，蕴含着丰富的学术价值。“乐感文化”的研究对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等方面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理应引起我们的重视。

（摘编自张鹏举《从<论语>看“乐感文化”的四重内涵》）

材料二：

“忧患意识”说是徐复观提出的，牟宗三曾予阐释。他们认为，中国的人文精神躁动于殷周之际，其基本动力便是忧患意识。周人从商革夏命和周革殷命的历史嬗变中，发现了吉凶成败与当事者行为有密切关系，及当事者在行为上应负的责任，从而形成了所谓的“忧患意识”。忧患意识是一种道德意识，是人确立其主体性之始，它引起人自身的发现，人自身的把握以及人自身的升进。

忧患意识在儒家思想体系中，最具特色的，在于一种居安思危的理性精神，诗云：“如临深渊，如履薄冰”，要点全在一个“如”字上，未临深渊而如临，未履薄冰而如履，这才叫忧患意识；真的临深而履薄了，斯时需要的便不再是忧患意识，而恰恰是它的对立面——临危不惧、履险如夷、乐以忘忧之类的理智、情感和意志了。忧患并不在忧患者之中，倒是在它的对立面，在安乐者之中；一旦安于所安，乐于所乐，真正的忧患便开始了，临近了。

儒家所津津乐道的，是理性的快乐，《论语》以乐开篇。学而时习之悦，有朋远来之乐，人不知而不愠，便都是理性之乐。《孟子》有所谓君子的三乐，其“父母俱在、兄弟无故”即后来称之为天伦之乐者，是宗法制度所规范的乐。而最要紧的是“仰不愧于天，俯不怍于人”之乐，这种与道合一、与天地同体的超越之乐便是他们的极乐。这种乐当然也不应独享，但又不是凡民可得与共，所以要“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那也是一乐，为同登乐土而服务的乐。进而言之，这种得道之乐，也正就是那念念不忘的修德之忧。

（摘编自庞朴《忧乐圆融——中国的人文精神》）

凤凰的图像，是中国艺术中最流行的图像之一。它的造型史，可以上溯到石器时代。湖南洪江高庙遗址出土的白色陶罐颈部和肩部各戳印的凤凰图案，距今已有7400年的历史；浙江余姚河姆渡遗址发现的“双鸟朝阳”象牙雕刻，则晚了400年。值得注意的是，这两组相差400年的凤凰图像，都与太阳相伴。凤凰别称火鸟、朱雀，属火，就是火神的化身——凤凰崇拜与太阳崇拜相关，因此，远古凤凰的图像总与太阳相伴。

与龙是华夏人图腾崇拜的形象不同，凤凰是东方夷人图腾崇拜的形象。以史载而言，少皞是第一个立凤凰为图腾的帝王。相传黄帝次子少皞被贬南方，成为东夷诸部落联盟首领，以凤凰为图腾，建立少皞国。“我高祖少皞挚之立也，凤鸟适至，故纪于鸟，为鸟师而鸟名”（《左传·昭公十七年》）。其后，作为东方夷人的一支，商族人认为他们的先祖商契是由其母简狄吞食凤凰落下来的蛋而生，即“天命玄鸟，降而生商”（《诗经·玄鸟》）。玄鸟是商族人对凤凰的别称。屈原在《离骚》中有“凤皇既受诒兮”之说，而在《天问》中有“玄鸟致诒”，讲的都是简狄生商契的传说，是将“凤凰”和“玄鸟”通用的。

凤凰与商契的关系，不止于为商族人确立了一个神话来源。据史传，舜帝封商契司徒，派他在其封地商丘，担任火正一职。火正是主持研究天象以利民生的官职，相当于今天的天文台长。商契筑台观天象，发现了大火星运行的节气规律，据之制定历法（殷历）。大火星每年在东方黎明时出现的那一天，是我国“春分”节气；大火星在西方黄昏隐没的那一天，则是我国的“秋分”节气。商契“以火纪时”，商族人奉之为“火神”。大火星春去秋来，正如燕子春天秋去一样。凤凰就是被神化的知时而行、给世间带来春天消息的燕子。作为天文学家，商契是人间当之无愧的神燕——凤凰。应当说，在关于商契身世的传说中，凤凰不仅是天人交通的“火神”，它还代表着引导人类理性觉醒的光明之神。

在汉文化中，凤凰更广泛的意义，是作为图腾崇拜的延伸，代表着祥瑞安宁气象，且代表着最高艺术境界。中华五帝之祖黄帝，战败蚩尤，统一华夏即位称帝之后，就想望凤凰到来。黄帝的仁德之风召来了凤凰。这神鸟自天而降，“五彩备举，鸣动八风，气应时雨”（《韩诗外传》）。这就是一个祥和盛世之景。《尚书·益稷》中有“《萧韶》九成，凤皇来仪”之说。它描述的是在大禹治水的庆功盛典上，夔龙主持音乐会，而音乐会的最后高潮则是凤皇莅临。凤皇不仅是这出音乐盛典的最后出场者，而且使之十全十美的最后完成者。“凤皇”是“凤凰”原本的记法。作为最高艺术境界的代表，凤凰就是司乐的神鸟。“听凤凰之鸣，以别十二律。”（《吕氏春秋·古乐篇》）

古代中国的凤凰崇拜，与古希腊的阿波罗崇拜很相似——阿波罗是太阳神，也是音乐与诸多技艺之神。古希腊神话中也有凤凰，它脱胎于古埃及的太阳神鸟的传说。希腊神话中的凤凰俗称不死鸟，它如太阳昼出夜没一样，通过自焚和新生，循环进行着生而复死、死而复生的游戏。中国的凤凰，似乎没有生死问题，只有来去状态——可以说凤凰是超生死的存在，准确地讲就是一种被神灵化的高洁灵妙的气象或风仪。

（摘编自肖鹰的《汉凤凰的大美风仪》，《光明日报》）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材料一：

中药文学源远流长，一方面是因为中药本身作为中国古典文化的组成部分难免和文学有直接或间接的关系；另一方面经历了数千年的文人的宣传和推进，它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文化内涵。推根溯源，中药文学起始于魏晋南北朝，经唐宋的延绵发展而至清朝已形成大统。

一般来说，中药的取名都有一定的来历和意义。最具有代表性的几类是以形状命名、以颜色命名、以气味命名、以滋味命名、以季节或者药效命名。此外还有多类，不一而足。形状命名的比较常见，最典型的就是人参。以颜色命名的我们熟悉的是红花和黄芩。以气味命名的如木香、沉香和麝香。再者就是以滋味命名的甘草和酸枣仁。季节命名的首推夏枯草和忍冬。至于药效命名的就更多了，决明子和益母草可作代表。也正是因为这些名字含有丰富的内涵和意义，所以千百年来一直为文人墨客所推崇，并把它们贯之于诗词、小说、对联、信件甚至笑话中，也因此形成了中国文化史上独一无二的中药文学，其发展到近代自有它的趣味和魅力，更当为世人所关注。

中药文学的发展有古典文学作基础，更有着历代文人墨客孜孜不倦的努力和贡献。作为一种被人们广为接受的文学，它有着众多的载体。诗词因传颂的方便和社会的普及，毫无争议地成了它最大的载体。其次，对联作为中国古代文化的重要部分，也积累了不少中药名，并因它的经典而代代相传。信件中的中药名总是含着一种莫名的哀愁和凄美，像是蕴含了中国文化历史上沉淀的所有情感的宣泄，不仅是爱情，还有友情和亲情。除此之外，小说中的中药文学也有着自己的发展轨迹，最著名的是《红楼梦》所记载的，我们从中读出的不仅是延续了千余年的中药文化，更是浓浓的人情世俗和文化积淀。

（摘编自于天任《浅谈中药名的文学味》）

材料二：

众所周知，中药的功能是疗疾养生，有趣的是，由于药名本身具有的深厚人文内涵，千百年来，文人们巧妙运用药名进行文学创作，在文学史上形成了独特的“中药文学”，成为重要的医学和文学现象。

中药文学经历了一个逐步成熟的演进过程，先秦文学作品中的药名，只是作者借以抒情言志的象征物，作者不一定意识到药名的文学价值。魏晋南北朝以后，由于道教和医学的发展，药物知识得到一定程度的普及，诗人们或通过药性表达登遐成仙的愿望，或巧借药名抒情写意。大致有三种情况，一是借用药名的表层语义，如王融的《药名诗》，作者借用“重台”“陵泽”“石蚕”“垣衣”“楚衡”“神草”“夜光”等药名，渲染出一种凄凉惆怅的氛围，“读去不觉”“详看始见”，如盐入水，不着痕迹。二是借用药名的隐喻、象征、谐音功能，辛弃疾的词《定风波》、龚自珍的诗《远志》皆借中药“远志”言志。三是巧借药名，游戏炫才，离合诗就是这种产物，如权德舆的《药名诗》，其中“有时浪白微风起，坐钓藤阴不见人”句，“浪白”“微风”“坐钓”“藤阴”本是四个词语，但断开重组，就变成“白微”“钓藤”两种药名。又如张籍《答鄱阳客药名诗》：“江皋岁暮相逢地，黄叶霜前半夏枝。子夜吟诗向松桂，心中万事喜君知。”除“半夏”为直接嵌用外，“地黄”“枝子（栀子）”“桂心”都是前句尾字和后句首字组成，巧妙构成“连珠体”，而“喜君子”则是中药“使君子”的谐音。总之，这时期的作者主要是巧借药名的语义，还没注意到药性功能及其配伍的文学价值，至清代小说戏曲，中药这一文学功能才得到挖掘利用。如戏曲《草木传》中和平村的老员外甘草，宋苏颂《本草图经》云“甘草能解百毒，为众药之要”。“甘草”的女儿“菊花”，有清热解暑之药效；甘家婢女“栀子”，也有凉血解毒、利胆退黄等功能。而“菊花”的未婚夫“金石斛”则有养胃生津、滋阴清热、明目强腰的药用价值，又有“秉性刚强，忠厚可亲”的属性，而大戟、甘遂、芫花性寒、味苦，与甘草等药草的功能正好相反，因而戏曲中人物的品德气质与药性相对应，戏剧矛盾的产生和故事情节的发展又由药性的相生相克关系构成。特别是《草木春秋演义》，作者借助神魔的故事框架传播中药知识，表达了士人抵御外敌的深沉忧思，在思想内涵上有很大的提升。

历来论者都认为中药文学是游戏笔墨，因而评价不高，其实是误解，由上所述，中药文学成绩不斐，若扩及整个中医，作品的数量更为可观，因而值得文学和医学研究者高度重视。

（摘编自万晴川《妙趣横生的中药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