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下，红色题材创作正呈现出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涌现了不少优秀红色文艺作品，但是，思想精深、艺术精湛、制作精良的“叫好又叫座”的经典之作还是非常匮乏。从表面上看，主题老、题材老、角度老、人物老、手法老，难以吸引今天的受众，更遑论引发心灵共鸣了。从深层次看，乃是因为作家、艺术家的思想力弱化、审美力迟钝、想象力贫乏，更重要的还是创作缺少精益求精的态度和锐意创新的精神。

近些年，革命历史题材创作出现了两种值得反思的倾向，一种是刻意迎合消费主义，还有一种是片面追求艺术的超越性价值。前者受消费市场主导，以娱乐化方式处理历史，于是出现“手撕鬼子”等荒唐闹剧，把残酷革命斗争改装为具有网游特征的冒险游戏，严重违背了历史真实，遭到人们诟病。后者则醉心于对历史进行“另类”想象和阐释，像这样的“当代化”，自然会引发人们对历史真实性的质疑，难以产生思想认同与情感共鸣。

在处理革命历史素材时，首先要有历史感，也就是说在对时代本质和历史发展趋势整体把握的前提下，努力还原特定历史境遇中的人物和事件。其次，立足今天的时代价值需求进行“当代化”，在回归常识、常情、常理中融入人文情怀，保有对理想和信仰的执着追求，发掘最能触动当代读者情愫、最能震撼当代读者心灵的亮点，实现叙事的深度意义。另外，革命历史题材是存在超越性书写可能的，因为生、死、爱等母题都关联着人类生活中悬而未决的哲学命题。譬如我们熟悉的红色经典《白毛女》，既是阶级叙事，其实也是关于女性解放、人的解放的叙事，因此它才会穿越时空，引发不同时代、不同阶层人们的强烈共鸣。

为实现对历史本质和时代精神的揭示，红色题材往往采用宏大叙事。其特点是对生活进行正面强攻，注重对英雄的塑造，时空跨度较大，试图对社会历史进行某种总体性概括，弘扬时代主流价值。像《东方》《金山银谷》等，都具有史诗气质。当然，通过巧妙的日常叙事同样可以穿透琐碎表象，实现对生活的整体性把握和对时代本质的穿透。像文学经典《百合花》，采用侧面切入的方式，以小见大，讲述“我”借、还一床缀满百合花的被子的故事，表现了军民鱼水深情，讴歌了残酷战争环境下人性的美好。这部作品表现的是宏大命题——解放战争，但是作家没有正面书写战争图景，而是通过发掘日常生活、普通人心灵中的“奇崛”风景，折射了时代的波澜和风云，揭示了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这些“小叙事”实现了对时代的宏大书写。

进入和平年代之后，大历史往往以琐碎、平淡的方式呈现，这就给红色题材创作带来了新挑战。以过去红色经典所建立的美学经验来处理当下生活，可能未必完全有效，因此必须建立新的审美范式和叙事方式。总而言之，宏大叙事之大并不在于作品体量的大，也不在于描绘生活图景的大，其根本在于价值内核——通过典型化的事件和人物来诠释时代主流精神和揭示历史发展趋势。因此，前述革命历史题材创作积累的由日常叙事抵达宏大历史的经验，对于如何处理当下日常“小生活”、呈现大时代精神具有启发意义。

（摘编自叶立文《当代意识、日常叙事与英雄塑造》）

家族虽则包括生育的功能，但不限于生育的功能。依人类学上的说法，氏族是一个事业组织，再扩大就可以成为一个部落。氏族和部落赋有政治、经济、宗教等复杂的功能。我们的家也正是这样。我的假设是中国乡土社会采取了差序格局，利用亲属的伦常去组合社群，经营各种事业，使这基本的家，变成氏族性了。一方面我们可以说在中国乡土社会中，不论政治、经济、宗教等功能都可以利用家族来担负，另一方面也可以说，为了要经营这许多事业，家的结构不能限于亲子的小组合，必须加以扩大。而且凡是政治、经济、宗教等事物都需要长期绵续性的，这个基本社群决不能像西洋的家庭一般是临时的。家必须是绵续的，不因个人的长成而分裂，不因个人的死亡而结束，于是家的性质变成了族。氏族本是长期的，和我们的家一般。我称我们这种社群为小家族，也表示了这种长期性在内，和家庭的临时性相对照。

中国的家是一个事业组织，家的大小是依着事业的大小而决定。如果事业小，夫妇两人的合作已够应付，这个家也可以小得等于家庭；如果事业大，超过了夫妇两人所能担负时，兄弟伯叔全可以集合在一个大家里。这说明了我们乡土社会中家的大小变异可以很甚。但不论大小上差别到什么程度，结构原则上却是一贯的、单系的差序格局。

以生育社群来担负其他很多的功能，使这社群中各分子的关系的内容也发生了变化。在西洋家庭团体中，夫妇是主轴，夫妇共同经营生育事务，子女在这团体中是配角，他们长成了就离开这团体。在他们，政治、经济、宗教等功能有其他团体来担负，不在家庭的分内。夫妇成为主轴，两性之间的感情是凝合的力量。两性感情的发展，使他们的家庭成了获取生活上安慰的中心。我在《美国人性格》一书中曾用“生活堡垒”一词去形容它。

在我们的乡土社会中，家的性质在这方面有着显著的差别。我们的家既是个绵续性的事业社群，它的主轴是在父子之间，在婆媳之间，是纵的，不是横的。夫妇成了配轴。配轴虽则和主轴一样并不是临时性的，但是这两轴却都被事业的需要而排斥了普通的感情。我所谓普通的感情是和纪律相对照的。一切事业都不能脱离效率的考虑。求效率就得讲纪律，纪律排斥私情的宽容。在中国的家庭里有家法，在夫妇间得相敬，女子有着三从四德的标准，亲子间讲究负责和服从。这些都是事业社群里的特色。

（摘编自费孝通《乡土中国》）

西洋读者也觉得中国诗笔力轻淡，词气安和。我们也有厚重的诗，给情感、思恋和典故压得腰弯背断。可是中国诗的“比重”确低于西洋诗；好比蛛丝网之于钢丝网。西洋诗的音调像乐队合奏，而中国诗的音调比较单薄，只像吹着芦管。这跟语言的本质有关，例如法国诗调就比不上英国和德国诗调的雄厚，而英国和德国诗调比了拉丁诗调的沉重，又见得轻了。何况中国古诗人对于叫嚣和呐喊素来视为低品的。我们最豪放的狂歌比起你们的还是斯文；中国诗人狂起来时只不过有凌风出尘的仙意，我造过aeromantic一个英文字来指示这种心理。你们的诗人狂起来可了不得！有拔木转石的兽力和惊天动地的神威，中国诗绝不是贵国惠特曼所谓“野蛮犬吠”，而是文明人话，并且是谈话，不是演讲，像良心的声音又静又细——但有良心的人全听得见，除非耳朵太听惯了麦克风和无线电或者……

我有意对中国诗的内容忽略不讲。中国诗跟西洋诗在内容上无甚差异；中国社交诗特别多，宗教诗几乎没有，如是而已。譬如田园诗——不是浪漫主义神秘地恋爱自然，而是古典主义的逍遥林下——有人认为是中国诗的特色。不过自从罗马霍瑞斯《讽训集》卷二第六首以后，跟中国田园诗同一型式的作品，在西洋诗卓然自成风会。又如下面两节诗是公认为洋溢着中国特具的情调的：“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众乌高飞尽，孤云独去闲。相看两不厌，只有敬亭山。”

所以，你们讲，中国诗并没有特别“中国”的地方。中国诗只是诗，它该是诗，比它是“中国的”更重要。好比一个人，不管他是中国人，美国人，英国人，总是人。有种卷毛凹鼻子的哈巴狗儿，你们叫它“北京狗”，我们叫它“西洋狗”，《红楼梦》的“西洋花点子哈巴狗儿”。这只在西洋就充中国而在中国又算西洋的小畜生，该磨快牙齿，咬那些谈中西本位文化的人。每逢这类人讲到中国文艺或思想的特色等等，我们不可轻信，好比我们不上“本店十大特色”那种商业广告的当一样。中国诗里有所谓“西洋的”品质，西洋诗里也有所谓“中国的”成分。在我们这儿是零碎的，薄弱的，到你们那儿发展得明朗圆满。反过来也是一样。因此，读外国诗每有种他乡忽遇故知的喜悦，会引导你回到本国诗。这事了不足奇。希腊神秘哲学家早说，人生不过是家居，出门，回家。我们一切情感、理智和意志上的追求或企图不过是灵魂的思家病，想找着一个人，一件事物，一处地位，容许我们的身心在这茫茫漠漠的世界里有个安顿归宿，仿佛病人上了床，浪荡子回到家。出门旅行，目的还是要回家，否则不必牢记着旅途的印象。研究我们的诗准使诸位对本国的诗有更深的领会，正像诸位在中国的小住能增加诸位对本国的爱恋，觉得甜蜜的家乡因远征增添了甜蜜。

（节选自钱锺书《谈中国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