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作诗一定是“情动于中而形于言”。中国古典诗歌自始即以其能予人直接的感发之力量为最基本的特色。“情动于中而形于言”，即看到外界的景、物、情、事使内心感动，然后用诗歌表达出来。钟嵘在《诗品序》中说：“嘉会寄诗以亲，离群托诗以怨。至于楚臣去境，汉妾辞宫。或骨横朔野，魂逐飞蓬。或负戈外戍，杀气雄边。或士有解佩出朝，一去忘返。凡斯种种，感荡心灵，非陈诗何以展其义？非长歌何以骋其情？”可见钟嵘所认识的诗歌，其本质乃是心物相感应之下发自性情的产物。使人心动的，除了外在的、大自然的景物外，人世间的死生离别更加使人心动。如杜甫写在天宝乱世年间的诗歌：“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当你看到沿途有饿死、冻死的人，难道不会去关心吗？所以，作诗的真正动机和兴起，可以使人对宇宙万物、社会产生一种关怀。

诗歌的吟诵是中华民族所独有的。诗词是一种美文，它包括了形、音、义等几个方面，所以诗词的声音是非常重要的。中国的语言有四声——平、上、去、入，这种单音独体是我们中国语言的特色。因此，诗歌有平仄和结构，有一种独特的声调。而这不是古人生编硬派给我们的，而是自然而然形成的。《诗经》大多是四个字一句，就是因为我们独体单音的语言，四个字一句才能够表现出仄仄平平、平平仄仄的声调和节奏。《诗经》里的第一首是：“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两字一停顿，才有节奏，而这个节奏是我们中华民族语言的基本节奏。不管是五言诗还是七言诗，原则上是两个字一个停顿，如“国破山河在”，是二二一的停顿。“相见时难别亦难”，是二二三的停顿。这种停顿，是诗词最基本的节奏。中国的传统诗歌吟诵是结合中华民族的语言文字特色，经过了必然的、自然而然的演化过程所形成的一种音调，它是中华民族所独有的。

读词背诗，要懂得它所隐藏的深厚内涵。我们来欣赏一首李白的作品《忆秦娥》。这首词写于唐朝由盛而衰的时候——天宝之乱，中国的诗词讲究出处，字字有来历。“秦娥”出自汉朝的一首乐府诗：“日出东南隅，照我秦氏楼。秦氏有好女，自名为罗敷。”因此秦氏楼上的女子秦娥就代表着美丽的女子。李白的这首词看起来是一首寻常的描写相思怨别的词，可是它写在安史之乱之时，其中就有了深意。这部作品带给了我们非常丰富的联想。“箫声咽，秦娥梦断秦楼月”，你听到那吹箫的声音，像哭泣一样的呜咽，那楼上的女子每当月明的夜晚就怀念起那个远离她的人。“秦楼月，年年柳色，灞陵伤别”。灞陵是首都长安送别人的地方，可是这首词中让人怀念的人，可能不是指爱人，而是逃难到西蜀的唐玄宗。“乐游原上清秋节”，乐游原是长安郊外的一处草原，乐游原到了凄清冷落的秋季，越发惨淡。“咸阳古道音尘绝”，从长安出发，在咸阳古道远行的那个人，一直没有回来。玄宗到了四川，“音尘绝”，留在长安的诗人或百姓心断望绝。“西风残照，汉家陵阙。”在凄清冷落的秋天，在夕阳残照之下，一阵秋风吹过。“汉家陵阙”，这是我们大唐汉民族的陵墓，是我们的宫阙。从最后的两句可以看出，这不是普通的描写男女相思怨别的词。在这首词里，有诗人对国家危乱的无尽悲哀和无限感慨。所以，读诗词不只是“入乎耳，出乎口”，只会背就算了。你要知道那首诗写作的时代、写作的背景，你要把它的内容、深刻的感情读出来。

中国古典诗歌之所以如此精妙，是因为诗人重心，物之间的兴发感动，由一生二、由二生三、由三生无穷；以内心的感发为主，“在心为志，发言为诗”。中国古人作诗，是带着感情而写的，他们把自己内心的感动写出来，千百年后再读其诗作，依然能够受到同样的感动，这就是中国诗歌的生命。

（摘编自叶嘉莹《传统诗词到底美在哪儿》）

材料二：

中华诗词从发源至今已经3000多年，人们学习、创作、吟诵诗词的热情日益高涨，这既是中华诗词的魅力所在，更是中华文化自信的突出表现。在新形势下，如何进一步推动中华诗词事业向前迈进，取得更好成绩，是摆在诗词界面前的重要课题。

古人云：“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人民群众的事业和生活、顺境和逆境、梦想和期望、爱和恨、存在和死亡，人类生活的一切方面都应当在诗词作品中找到启迪。这就要求诗人深入生活，深入社会，拥抱时代。诗人除了要有较好的专业素养，还要有较好的人格修为，有铁肩担道义的社会责任。

诗词在相当长的时间里是“小众文学”。诗词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不能锁定在一个小天地里。例如，通过成立演艺界诗词工委，让中华诗词插上舞台艺术的翅膀，飞得更高、传得更远。诗词一经朗诵、演唱和表演，就变得形象直观、轻松活泼、生动有趣，更富有欣赏价值，进一步强化了诗词的感染力，提高了传播力和影响力。如今，中华诗词正在从“小众文学”走向“大众文学”。

关于诗词的创作与评价，自古至今已经形成了一套成熟的理论，这套理论发挥了重要作用，并且还将继续发挥重要作用。但历史的车轮已经驶入21世纪，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已经进入新时代，诗词理论也应当与时俱进。唐诗宋词的巨大成就所产生的巨大影响，使今人形成了一些固定的观念和标准，制约着当代诗词创作和诗词评论，需要加以突破。中华诗词的未来在青年。很多人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感知、中华民族认同感的形成，很大程度上是从小时候背诵古诗词开始的，其中满载着家国情怀、描绘着壮美山河、萦绕着思乡之情。不少青年人在儿童时代背诵过很多古典诗词作品，可是后来很多人把它丢了，非常可惜。我国青年人现在参与中华诗词创作的人还相对较少，迫切需要更多的年轻人参与。另一方面，青年也需要中华诗词。中华诗词是青年的精神滋养，包括中华诗词在内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精神血脉，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基因，对青年具有非常重要的价值。

（摘编自党云峰《周文彰：发挥中华诗词在建设文化强国中的作用》）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材料一：

人民需要艺术，艺术更需要人民。马克思说：“人民历来就是作家‘够资格’和“不够资格”的唯一判断者。”以为人民不懂得文艺，以为大众是“下里巴人”，以为面向群众创作不上档次，这些观念都是不正确的。文艺创作方法有一百条、一千条，但最根本的方法是扎根人民。只有永远同人民在一起，艺术之树才能常青。

文艺要服务人民，就必须积极反映人民生活。今天，在我国960多万平方公里的大地上，13亿多人民正上演着波澜壮阔的话剧，国家蓬勃发展，家庭酸甜苦辣，百姓欢乐忧伤，构成了气象万千的生活景象，充满着感人肺腑的故事，洋溢着激昂跳动的乐章，展现出色彩斑斓的画面。广大文艺工作者大有可为，也必将大有作为。

我们的文学艺术，既要反映人民生产生活的伟大实践，也要反映人民喜怒哀乐的真情实感，从而让人民从身边的人和事中体会到人间真情和真谛，感受到世间大爱和大道。关在象牙塔里不会有持久的文艺灵感和创作激情。离开人民，文艺就会变成无根的浮萍、无病的呻吟、无魂的躯壳。一切有抱负、有追求的文艺工作者都应该追随人民脚步，走出方寸天地，阅尽大千世界，让自己的心永远随着人民的心而跳动。

典型人物所达到的高度，就是文艺作品的高度，也是时代的艺术高度。只有创作出典型人物，文艺作品才能有吸引力、感染力、生命力。广大文艺工作者要始终把人民的冷暖和幸福放在心中，把人民的喜怒哀乐倾注在自己的笔端，讴歌奋斗人生，刻画最美人物。

（选自习近平《在中国文联十大、中国作协九大开幕式上的讲话》）

材料二：

自从天宝晚期以后，杜甫十几年内写了大量的时事诗和政治诗，不管是陈述政见，或是揭发统治者的荒淫和残暴，或是比喻和寓意，或是对于穷苦的人民的关怀和同情，也都是个人的情感和实事相结合的。还有不少长篇，有的记载国家十几年来的大事，有的叙述地方变乱，有的回忆往事，更是像浦起龙所说的“慨世还是慨身”（《读杜心解·读杜提纲》）。

杜甫个人不幸的遭遇与种种感触和国家的危机与人民的痛苦永远是胶漆般地密切结合，难以分割，这就使他大部分的诗篇充溢着个人的和时代的血泪，产生巨大的感人力量。白居易的《秦中吟》和《新乐府》反映社会现实，指责社会中不合理的现象，同情人民疾苦，多是优秀的诗篇，在中国诗歌史上起着很大的进步作用，但大抵只限于客观的叙述，使人感到其中缺乏杜诗里那种深刻而炽烈的思想感情。这是现实主义的白居易和不能以现实主义来局限的杜甫的不同之点。杜甫的时事诗和政治诗大都含有强烈的抒情成分。

杜甫诗集里并不都是时事诗和政治诗，还有占有很大比重的写景兼抒情的诗。杜甫写过许多歌咏自然的名篇和名句，无论是山河、草木、虫鱼，他都能根据地点和时序的不同，观察它们在此地此时的形态，予以刻划，无一雷同。这些描绘自然的诗，也同样浸透了作者的思想感情，并且经常联系着时事。在这上边，是和南北朝以来一般的山水诗迥然不同的。历代的诗话、诗评对于杜诗里高度的“情景交融”作过许多精透的阐述。我们却认为，杜诗里不只有高度的情景交融，而且有情、景与时事的交融。作者在写景和抒情时，很少离开现实，随时随地都想到他所处的干戈扰攘、国困民疲的时代。王夫之在《姜斋诗话》卷二说：

无论诗歌与长行文字，俱以意为主。意犹帅也。无帅之兵，谓之乌合。李、杜所以称大家者，无意之诗，十不得一二也。烟云泉石、花鸟苔林、金铺锦帐，寓意则灵。若齐梁绮语，宋人抟合成句之出处（宋人论诗，字字求出处），役心向彼掇索，而不恤已情之所自发，此之谓小家数，总在圈绩中求活计也。

这里所说的“意”，对于杜甫来说，就是诗人深厚的思想感情，对于生活的执著和对于国家与人民的热爱。这种执著和热爱，作者在写诗时，无论歌咏的对象是什么，都迫切地要求表达出来。不像一些留连风景的诗人，掇拾描绘自然的诗句，而缺乏热情和中心思想，像是人们评论谢灵运的诗那样，常常是“有句无篇”。

总的说来，杜甫的诗广泛而深刻地反映了当时的政治军事和社会现实，但是像汉乐府、古诗《为焦仲卿妻作》《木兰诗》，以及白居易的《新乐府》那样纯然叙事的诗并不多。他的诗，尤其是长篇的古体诗，“多纪当时事”，里边却含有浓厚的抒情成分。同时他的写景兼抒情的诗（多半是近体诗）也经常联系时事。这两大类诗是他的诗集中最主要的部分，在数量上和质量上都占有很大的比重；也就是这些诗千古传诵，感动无数后代的读者，使杜诗得到了诗史的称号，给杜甫在中国诗歌史上奠定了一个崇高的地位。

（选自冯至《论杜诗和它的遭遇》，有删改）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材料一

鲁迅先生曾说：“《红楼梦》的要点在敢于如实描写，并无讳饰，和从前的小说叙述好人完全是好，坏人完全是坏的，大不相同，所以其中所叙的人物，都是真的人物。”据此创作原则观察，红楼女子们构成了一个真实的“美”的世界。其显著特征有三。

美是散落的，不追求集大成。《红楼梦》中的女性美是不偏不倚地散落在多数女子特别是少女、少妇身上的。每个年轻女子都拥有某种单向优势，却没有全能冠军，是一种各美其美、美美与共的态势。

美又是有分寸的、适度的，不追求绝伦超群。就像作者借石头之口所宣告的，他书中的女子没有班姑、蔡女之类的女性样板，而是各有一份智慧、一份善良、一份真性情，具有古往今来凡身心健康之女子人人拥有的普泛的、基础的美。

红楼女子的美，又是有个别性、互补性的。小才，微善，真性情。单以真性情而论，可谓千姿百态，呈现出中国文化人所喜爱的种种文化人格。有些女子在不同程度上以不同方式展示着任情之美，而另一些女子则在不同程度上以不同方式展示着中和之美。少有重合，少有雷同。

任情美的性格核心是较多地推重个性和自我。这种女子或活得洒脱，或心智锐敏，或性格刚烈，是古已有之的“不谄”“不趋”“不惕”的人文精神的自觉传承与任意流淌。中和美的性格核心是尊重自己、体恤他人。这种女子大都活得安详，待人谦和，且品行坚韧，是古已有之的“不矜不伐”“不卑不亢”的人文精神的自觉传承与清醒高扬。

（取材于刘敬圻《〈红楼梦〉的女性观与男性观》

材料二

薛宝钗是一位“冷人”。曹雪芹写宝钗的冷性格，最为精彩的是写她有一种莫名的病症，需要服食一种名为“冷香丸”的药。

从第七回制药、用药的叙述中可以看出，宝钗的天性并非真冷，她从娘胎里带出来的是“热毒”。她放不下世俗功名，总是劝宝玉走仕途经济之路，让宝玉觉得她也入了国贼禄蠹之流，这正是热的表现。“好风凭借力，送我上青云”，这分明也是热毒。但她为人处世端庄大方，竭力掩盖自己内心深处对荣华富贵的追求与迷恋，这样就形成内热外冷的分裂性格，变得十分世故。“冷香丸”的意义是解热毒的意义，也是治疗内外分裂的意义。

这种解释虽能自圆其说，但近乎苛评。我倒很欣赏胡菊人先生的另一种见解。他的立场有所不同，对宝钗有一种理解之同情。

他说：“这药丸可非同小可，是全书大悲剧的象征。”薛宝钗是个才、德、貌三全的人物，但她毕竟是个青春少女。她和林黛玉等少女一样，有生命激情，有爱恋向往，但她接受了一套儒家的道德规范，竭力掩盖、压抑自己的内热，以至于用“冷香丸”来化解自己的内热。在封建道德观的威慑下，她竟然把自己的生命激情视为一种病，认为需要药治。林黛玉的悲剧固然是悲剧，但她毕竟把自己的情感毫无掩饰地率性表露过、宣泄过，任自己的眼泪挥洒过、畅流过，而薛宝钗则把一切真情感深深地压在心底，然后装出一副冷清的面孔去对付那个虚假的缺乏真情真性的世界。她是真正的封建道德的点缀品、牺牲品，她的心性表面上是被“冷香丸”化解掉的，实际上是被封建道德专制理念埋葬掉的。薛宝钗的悲剧是对青春热情自我压抑、自我消灭的悲剧，是自己屈服于外部社会规范而牺牲自身心性的结果。这种自我压抑、自我消灭的悲剧，是更深刻的悲剧，所以胡菊人先生称之为“大悲剧”。

以往的评“红”者站在批判者的立场上，太过强调薛宝钗是封建关系的维护者，而忽视了她是封建规范、封建理念的牺牲者。而胡菊人先生则站在同情者的立场上，发现宝钗是一个不得不用“冷香丸”来冰冻青春热情，又不得不带着“冷人”面具去面对险恶社会的人。

（取材于刘再复《红楼人三十种解读》））

材料三

薛宝钗多年来蒙冤最甚的便是说她“奸”，直到20世纪80年代还有人以此相责，其实这说法有可商榷之处。

比如，说她破坏宝黛爱情，觊觎宝二奶奶的位置，甚至还为此耍了阴谋——移祸黛玉。首先得承认，宝钗是有缺点的。但读者如果不存先入之见，实事求是地分析此事的前因后果，则不难发现，指斥其“奸”过于严苛。那日正值芒种，宝钗与凤、纨、迎、探、惜等在园中玩耍，因独不见黛玉，故去潇湘馆找她。由于忽见宝玉进去怕自己也去“一则宝玉不便，二则黛玉嫌疑”，她便抽身回来。这恰好证明她心地纯正，不存妒忌之念。接着见一玉色蝴蝶，觉得十分有趣，遂追扑起来，又证明她当时并无醋意与不快。这时听见亭内红玉与坠儿说话，宝钗认为“奸淫狗盗”，这固然反映了她的封建正统观念，但她装着追寻黛玉，却是彼时彼境合乎实情之言。人们情急之下做出的反应往往与当时正在进行的事有关。宝钗当时就是为找黛玉而来的，因此，说寻黛玉实在是最正常不过的。毕竟，处境窘急，脱口而出，情有可原。

比如，在金钏自杀的问题上，宝钗说她“纵然有这样大气，也不过是个糊涂人，也不为可惜”，确实是无情到了冷酷的程度。但说她将自己两套新衣拿来给金钏装裹，是为了对照贬损黛玉，实在有失偏颇。因为黛玉“素日是个有心的”之类的话是王夫人所说的，且宝钗历来心胸宽大，从不计较琐事，连庭院花木、房间布置、衣服首饰等都不大讲究，所以在王夫人精神上承受巨大压力这一情境之下，她主动提出此议是十分自然的。她在宽慰王夫人时说的一席话，除了表现其惊人的无情外，确实有讨好巴结之嫌，但也仅仅是嫌疑而已。因为人们为了安慰亲人、朋友，有时会说一些减轻其责任的话，这并不能完全代表她心中真实的判断，只能说有讨好之嫌。断言其“奸”，并无铁证。

曹雪芹正是这样以严重缺点、微妙处境和几处嫌疑的模糊手法，使宝钗形象复杂化，从而增加了对人物释读与评价的多种可能性，拓宽了审美的艺术空间。

（取材于周思源《探秘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