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契诃夫是西方戏剧艺术发展史上的代表人物之一，擅长用简洁凝练但又意味深长的生活化语言来表现人物角色的精神空间，从而对人物内心世界进行诗意化挖掘。这种诗化现实主义创作风格影响了一大批中国戏剧作家，曹禺就是其中之一。他在借鉴契诃夫诗化现实主义的基础上，努力结合本土文化创新实践，从而使其剧作呈现出富于民族审美特性、独具特色的新型戏剧风格。

曹禺的多部剧作，无一不清晰地体现其创作深受欧美剧作家尤其是契诃夫的影响。他曾多次坦言自己对契诃夫的诗化现实主义戏剧风格的欣赏与钦佩，他说，若将契诃夫与世界著名戏剧家相比，他的剧本“与莎士比亚以及易卜生的话剧都不同”，“它显得很深沉，感情不外露，看不出雕琢的痕迹”，“契诃夫给我打开了一扇大门。我发现，原来在戏剧的世界中，还有另外一个天地”。因此，虽然《雷雨》大获成功，但曹禺并不满意，他开始不断反省，“我很想平铺直叙地写点东西，想敲碎了我从前拾得的那一点浅薄的技巧，老老实实重新学一点较为深刻的……我想再拜一个伟大的老师，低首下气地做一个低劣的学徒”，这段话毫不掩饰地表达了曹禺对契诃夫的推崇。曹禺将这些思考付诸戏剧创作实践，陆续创作出颇有别于《雷雨》的《日出》《原野》等剧作。

相比传统戏剧注重对故事情节与外部冲突的设计，契诃夫的剧作更注重对日常生活琐事的描写。他曾说：“在生活中，人们并不是每分钟都在开枪自杀，悬梁自尽，角逐情场，更为经常的是吃饭、喝酒、玩耍和说些蠢话。所以，应该把这些反映到戏剧舞台上去，必须写出这样的剧本来……”通过对诸如吃饭、聊天、喝酒等日常生活题材的刻画去挖掘背后隐藏的戏剧性，因而契诃夫在戏剧创作时一般都使用一种朴素简洁的戏剧语言。表面看来，似乎没有莎士比亚的戏剧语言那般华丽典雅、酣畅淋漓，但仔细品味便会发现其戏剧中每一句对白背后都隐藏着故事人物的内心隐秘，观众只有在反复揣摩对白后，才能洞悉剧中人物的内心活动与心理逻辑，才能把这种看似间断无关联的语言串联起来，从而明白其中真正的内涵。对于这种创作风格，曹禺非常欣赏，并将其付诸戏剧创作实践。

契诃夫的戏剧语言虽简洁凝练，甚至看似简单，但却充分体现出一种散文诗般的风格，极富诗意。有些对白，虽然只有三言两语，却包含了极为丰富的内容，深刻透露出剧中人物内心深处的隐秘，有些看似无关紧要的话也恰如其分地抒发了人物的孤独忧郁。比如在《海鸥》中，剧中人物妮娜说：“我是一只海鸥……啊，不是的。我是一个女演员。”这种朴实无华但却充满诗意的契氏戏剧语言风格，深受曹禺欣赏与推崇，并被他用于自己的戏剧创作，从而体现出一种诗意特征，一两个简单的词语或几句简单的对白，甚至几个常见的语气词，就能展现出故事人物丰富多彩的内心世界，在某些情况下，更是用无声的语言来抒发委婉悠长的诗化意境。正因如此，钱谷融先生说：“曹禺本质上是一个诗人。”“诗人”的素质，促成曹禺将剧作的语言锤炼得极富抒情性。

以曹禺为代表的中国戏剧作家，通过借鉴契诃夫戏剧艺术的创作思想，并将其与中国古典文学中的意境表现手法相结合，从而使舶来品话剧历经百年吸收、消化和创新，终于演变成具有本民族特色的一种戏剧艺术形式，这是中外文化交流史中的一个典型文化现象。

（节选自周海云《曹禺与契诃夫戏剧语言艺术的比较》，有删改）

①以前我们一般的看法是把科学当作和文学、艺术等性质截然不同的东西：文学、艺术等兴衰无常，不是直线进步的；科学则如积薪，总是后来者居上。这个看法当然并不是没有受到怀疑，如人类学家克鲁伯就曾提出异议。但直到库恩的研究发表之后，我们才真正对科学发展的历程获得一番崭新的认识。根据库恩的提示，我们知道科学的成长并不必然是直线积累的，相反地，它大体上是循着传统与突破的方式在进行着。喜欢讲辩证法的人也许不妨称之为“从量变到质变”。所谓“传统”是指一门科学的研究工作，在常态情形下，具有共同遵守的基本假定、价值系统以及解决问题的程序。而所谓“突破”，则指着一种科学传统积之既久，内部发生困难，尤其是对于新的事实无法作适当的处理。当这种困难达到了一定的程度时，这一门科学的传统便不可避免地要发生基本性的变化，换言之，即“科学革命”。科学革命一方面突破了旧传统，另一方面又导向新传统的建立，使研究工作进入一个全新的阶段。

②根据库恩的理论，一切科学革命都必然要基本上牵涉到所谓“集范”的改变。那么，“典范”究竟是什么意思？库恩在《科学革命的结构》中对“典范”这个中心观会有极详细而复杂的讨论，但简单地说，“典范”可以有狭要二义，广义的“典范”指一门科学研究中的全套信仰、价值和技术，因此又可称为“学科的型范”。狭义的“典范”则带一门科学在常态情形下所共同遵奉的楷模。这个狭义的“典范”也是“学利的型范”中的一个组成部分，但却是最重要、最中心的部分。

③库恩的研究充分显示一切“常态科学”都是在一定的“典范”的指引之下发展的。科学家学习他的本门学科的过程，通常并不是从研究抽象的理论和规则入手。相反地，他总是以当时最高的具体的科学成就为楷模而逐渐学习得来的。这种具体的科学成就在今天是以教科书的方式出现的；在以往则见之于科学史上所谓经典的作品，如亚里士多德《物理学》、牛顿的《原理》等等。这正是狭义的“典范”一词之所指。“典范”不但指示科学家以解决疑难的具体方式，并且在很大的程度上提供科学家以选择问题的标准。从科学史上看，可以说一切科学研究的传统都是由于“典范”的出现而形成的。科学研究的传统既经形成之后，大多数科学家都在一特定的“典范”的笼罩之下从事“解决难题”的常态工作。他们的志趣决不在基本性的新发现，并且对于叛离“典范”的异端往往采取一种抗拒的态度。换句话说，库恩的“典范”颇近乎怀德海所说的“基本假定”或柯灵伍德所说的“绝对前提”。它们都是在某一个时代中被视为天经地义，而无从置疑的。而且离开了这些“假定”或“前提”，当时的人甚至不知道如何去进行思考或研究。

④从上面的讨论可以知道，科学史上树立“典范”的巨人一般地说必须具备两种特征：第一，他不但在具体研究方面具有空前的成就，并且这种成就还起着示范的作用，使同行的人都得踏着他的足迹前进。第二，他在本门学术中的成就虽大，但并没有解决其中的一切问题。恰恰相反，他一方面开启了无穷的法门；而另一方面又留下了无数的新问题，让后来的人可以继续研究下去，因而形成一个新的科学研究的传统。在科学史上我们说“哥白尼的天文学”或“弗洛伊德心理学”，就是因为哥白尼或弗洛伊德是建立“典范”的开山宗师。他们在天文学或心理学方面所创树的楷模使得他们的后学不得不在长时期内埋首于“解决难题”的扫荡工作。

③但是科学史上的“典范”并不能永远维持其“典范”的地位。新的科学事实之不断出现必有一天会使一个特定“典范”下解决难题的方法失灵，而终至发生“技术上的崩溃”。这就是前面所提到的“危机”一词的确切涵义。

⑥科学史上“危机”的成因很复杂，有外在的，也有内在的。就外在因素言，如以哥白尼的天文学革命为例，则16世纪要求历法改革的社会压力便曾加深了旧天文学传统的危机。但就内在因素言，“技术上的崩溃”是一切科学危机的核心。危机导向革命，新的“典范”这时就要应运而生，代替旧的“典范”而成为下一阶段科学研究的楷模了）当然，新旧“典范”的交替，其间并没有一道清楚的界限。有时候，早在旧“典范”如日中天之际，新“典范”即已萌芽，不过当时不受注意罢了。另一方面，新“典范”当令之后，旧“典范”也并不必然完全失去其效用。举例来说，哥白尼天文学并没有完全取代托勒密的系统。一直到今天，在推定星位的变化方面，托氏天文学仍在被广泛地应用着。

节选自余英时《红楼梦的两个世界》

人工智能技术自一出现，便伴随着伦理争议和道德评判。正因为人工智能发展前景具有不确定性，及其可能导致的伦理后果难以预测，人们对人工智能问题争议不断。作为一种具有颠覆传统、重塑未来的强大力量的技术，人工智能所带来的伦理问题已引起学界的广泛关注。如何准确把脉人工智能的时代镜像，透视人工智能发展的伦理风险，构建和谐共生的人机主体的伦理新形态，是摆在我们面前亟须解决的一个重大时代课题。

人工智能正处于蓬勃发展的大好机遇期，人类社会吁求高阶科学技术力量的伦理支撑。一方面，人工智能的发展离不开伦理反思的支撑作用；另一方面，人工智能又被称为伦理学科发展的新引擎。不断出现的人工智能伦理新问题，对于伦理学的发展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丰富和拓展了伦理学研究的领域，这反过来又成为助力人工智能发展的重要精神因素。人工智能是一种全新的技术形态，通过语义网络、知识图谱、大数据及云计算等，极大地推动了社会生产力的迅猛发展，改变了人类生产生活方式，拓展了人类生存的价值。依托于算法的人工智能技术，通过一系列的运算、反馈和调整，展现了人工智能的智能程度。以围棋的“人机大战”为例，“阿尔法狗”以其强大的计算能力战胜人类顶尖棋手李世石，并且通过“深度学习”的方法不断促进自身进步，完成了在部分领域对人类智能的超越。这种超越是人类利用科技力量延伸自身能力以及追求提升自身价值的体现。另外，在日常生产生活领域，人工智能在增强人类能力的同时，也日益凸显出其对于人类自身解放的重要作用。

机遇与挑战并存，人工智能发展在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时，也面临着严峻的伦理挑战。从人与技术的关系来说，人工智能在一定程度上威胁着人的主体性。控制论之父诺伯特·维纳就曾预言：“这些机器的趋势是要在所有层面上取代人类，而非只是用机器能源和力量取代人类的能源和力量。”人工智能与一般人造物存在巨大不同，它不是单纯延伸人的体力的机械物。人工智能模拟的对象是人的大脑和思维方式。而人作为思维主体，是人之为人的本质所在。基于人工智能的特殊性，许多人担心一旦人工智能发展到某个临界点，如诞生强人工智能，它就可能解构人的主体地位，彻底压倒人类。从技术与社会的关系来看，如何有效控制技术力量的消极作用，是社会发展过程中日益凸显的难题。人工智能在给人类带来巨大利益的同时，也产生了诸多社会性问题。例如，企业可以借助人工智能收集大量用户数据，并基于此了解目标对象的偏好和行为倾向，这造成了巨大的权利不对称。再如，人工智能在推动专业化分工和创造新工作机会之余，会使得那些没有能力迈过技术性壁垒的人成为“无用阶级”。又如，在一些情境中，人工智能导致法律责任的归属成为困难。

在推动人工智能技术发展水平的过程中，我们不仅在创制“提高人类劳作效率”的机器，也在创制“提升人类思维能力”的机器，更是在创制“契合人类伦理责任”的机器。为此，我们应顺应时代对人工智能发展的新要求，积极进行伦理调适。

（摘编自夏少昂《人工智能伦理问题的时代镜像与调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