述序事理：中国古代史书的叙事传统

朱露川

西汉武帝时期，太史令司马迁综合先秦各种历史撰述形式，写成《太史公书》百三十卷（后人称《史记》），全面奠定了中国史学的传统。班固在《汉书·司马迁传》中说：“迁有良史之才，服其善序事理，辩而不华，质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这段评论提出了关于史书叙事的一个核心话题，即“善述序事理”，堪为中国史学上的千年佳评。

所谓“善述序事理”，是说《史记》擅长在历史叙述的过程中总结事物缘起之因、所获之果，进而揭示期间蕴含的“理”。这里的“理”，是“物之固然，事之所以然也”，可以理解为“事物变化之内在的法则或规律”。这种“理”要通过“事”“物”表现出来，而“事”与“物”既来源于对现实的观察，也依靠于在历史中求索。

在中国古代，史书“述序事理”的功能曾受到质疑，尤其是在理学兴盛的宋朝，大学问家朱熹甚至认为“史是皮外事务，没紧要，可以札记问人”，由此排斥史书的说理功能；世人也有“经以载道，史以记事，史与经不可同日而语”之论。其实，从说理的形式上看，经学注重“微言大义”，史学擅长“述序事理”，前者是形而上的理性论证，而后者是基于历史经验的总结和阐发。

在《史记》当中，“述序事理”的路径是多样的，从以下几个方面可以见其大概：

通过记载名文的方式让历史人物“亲自”向读者说理。例如，《秦始皇本纪》载贾谊《过秦论》，是把叙事者的身份交给贾谊，让其“亲自”以“仁义不施而攻守之势异也”向读者解释秦之骤亡。这样的叙事方法，令人有置身其境之感，从而深刻体会到世间道理。《史记》还擅长以“两两对照”的方法将复杂的历史形势娓娓道来。例如，把《项羽本纪》和《高祖本纪》对照着读，两人鲜明的个性差异生动、形象地展现在读者面前。在这样的对照之中，将人物的生平轨迹和成败得失之“理”阐明，这也是《史记》叙事之“善”的一个表现。在历史叙述的过程中自然而然地阐明一些道理，是《史记》“述序事理”最难能可贵之处。比如《项羽本纪》，整篇最精彩处在于以千余字写项羽为刘邦所设鸿门一宴，借此将项羽优柔不决、刚愎自用的个性刻画得淋漓尽致，而同时以此事作为全篇的转折，也交代了项羽在与刘邦的对峙中由胜转衰的关键。

《史记》之后，中国古代史书撰述渐形成了重视“述序事理”的思想传统。但是，在北宋时曾经发生过一场著名的史学辩难，其主要争端在于以“事”为先，还是以“理”为先。欧阳修等人认为史书叙事之要义在于继承、发挥“春秋笔法”，他在撰修《新唐书》时致意于对忠臣奸佞的褒贬评判，造成新书于“事实”处往往产生疏漏。其实，班固提出“善述序事理”之论是有其前提的，即彰显“事理”需建立在“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的实录精神之上。史实是基础亦是核心，离开了对史实的探索，那么史书中的“事理”就成了空谈，文采也会流于空洞。这是衡量、评价古代史书“述序事理”是否成功的关键所在。

（选自朱露川《史书叙事是怎么回事？》，有删改）

考古研究中发现，在古代，造成人类非正常死亡的原因有很多，很复杂，主要可分为自然因素和社会文化因素。自然因素一般是指那些剧烈、不可抗拒的自然运动造成的伤害，这在考古发现中屡见不鲜。最著名的当属罗马庞贝古城遗址和中国青海民和县喇家遗址。社会文化因素造成的人类非正常死亡也有多种类型，最常见的是社会暴力冲突所造成的死亡和社会文化习俗造成的死亡。这些非正常死亡一般会在人类遗骸上留下可观测的痕迹，如骨折、创伤、骨骼非正常失踪。

此外，还有一种非正常死亡现象，与自然因素和社会文化因素可能都有关系，在考古中也很常见，却难以通过遗骸研究得以确认，这就是瘟疫。

瘟疫考古线索难以发现。瘟疫类型多种多样，引发的原因也各有不同。有的是天气原因造成的，有的因环境破坏加剧了瘟疫的流行，有的是不合格的医疗卫生造成的，有的是不健康的生活方式造成的，具有社会性和自然因素双重属性。也有一些瘟疫的流行与密切接触动物有关，可分为被动性接触和主动性接触。瘟疫在中国史料中早有记载，我国最早的文字——甲骨文中就有关于瘟疫及其治疗的记载。《周礼·天官·冢宰》记载：“疾医掌养万民之疾病，四时皆有疠疾。”《吕氏春秋·季春纪》记载：“季春行夏令，则民多疾疫。”这说明当时对瘟疫的认识已达到了一定水平，认为瘟疫一年四季皆可发生，原因之一是时令之气的不正常，是由“非时之气”造成的。

瘟疫除了造成人口的非正常大量死亡，还可能造成社会和文化的大动荡和大变迁。历史上人群的大迁徙和文化的交替背后，都可能有瘟疫的影子。许多朝代的更迭和战争的爆发背后都有瘟疫的影响。尽管瘟疫爆发的记载不断出现，造成的后果严重至极，但在考古发现中却鲜有发现和报道。究其原因，除了考古发掘本身具有的偶然性之外，缺乏对考古发现的准确解读也是重要原因。少量的可能与文献记载的瘟疫有关的考古发现，也很少进行多学科对照研究，较少关注古代人类遗骸上体现的古代疾病甚至瘟疫现象。因此，目前不多的有关瘟疫的考古学研究，一般是建立在考古背景、随葬品、葬式葬俗、埋藏学等间接线索上，通过证据链的方式判断遗址形成的可能，甚至这种可能具有唯一性的解释。考古遗址中出现的大量非正常死亡和埋藏现象，可能是一种对生前病患者的隔离方式，也可能是为避免瘟疫的进一步传播而对病逝者采取的措施。我们据此可推测，史前居民在受到瘟疫威胁时，不排除对病患人群或区域进行了隔离。通过隔离、焚烧、迁徙等措施，可能有效控制了瘟疫，也为我们留下了可能与瘟疫相关的考古遗存。

21世纪以来，科技考古技术不断提高，尤其是分子生物学技术引入考古研究后，极大提高了我们认识古代人群和社会的能力。2015年，《细胞》杂志报道了生物考古学者的研究，他们在欧亚天陆5000年前的数个遗址的人骨材料中发现了鼠疫的直接证据。这是最直接、最确凿的对古代人类遗骸进行的有关瘟疫研究相信这种技术会更多地应用于中国考古学，推进中国古代瘟疫的考古学研究。

（摘编自王明辉《人类战“疫”的考古学思考》）

进入互联网时代之后，以网络为基础而生成的各种文艺新形态吞噬、解构经典文艺的现象正在如火如荼地上演，文学自然也不例外。以消费为视角来审视互联网时代的当代文学不仅可以在传统文学的研究基础上获得新的认知，还可为文艺研究者提供难以察觉的更高维度的理解层次。

在互联网媒介霸权的逻辑中，流量为上的理念始终是困囿着所有传播内容的首要问题。即便是文学作品这样更加依赖内容取胜的文艺形式，同样需要流量的支撑来进一步提升传播效率、扩展传播范围，毕竟只有这样才能在与不断涌现的文化产品的残酷竞争中脱颖而出。甚至在某种程度上来说，流量理念已经成为当代文学创作的重要根基，而这也正是互联网媒介霸权的主要体现。

当然，除了流量至上的理念之外，互联网的媒介霸权还体现在另一方面，那就是将一切元素都处理成为消费品的物化逻辑方式，当互联网以难以估量的海量数据淹没所有用户时，文学所带给受众的慰藉、反思和教化正在濒于消解。

在消费主义的熏染，尤其是互联网媒介霸权的刺激下，文学消费的方式与目的皆发生了颠覆性的变化。第一，在消费方式上，由于文学文本的电子版本的普及和被接受，数字化阅读已经成为堪与纸质文本相匹敌的阅读方式。尽管有学者认为“纸质阅读却并未因数字化时代的到来全面萎缩，而是在经历了一段发展困境后涅槃重生”，但纸质文本开始走向衰落却是难以争辩的事实，也正是由于互联网所带来的这些数字化变革，文学消费的成本几乎不再成为任何受众的负担，因此文学消费的欲望也就被大大增强。

互联网所带来的移动支付也从侧面加剧了文学消费心理的变革，传统的支付方式多是通过现金的流转等物理实体来完成款项支付的，消费者可以有更多的思考时间，与传统支付方式不同，移动支付的短暂思考时间决定了其更多是在想象的瞬间便已无意识完成了支付行为，这对于消费者心理的冲击相对较小，因此也更具隐蔽性。

第二，在消费目的上，互联网时代的文学消费已经超出了满足个人审美趣味的需要，甚至在某种程度上，文学审美已经在受众需求中居于次要地位。受众在关涉人生、世界、内心、命运等深层次问题上的耐心和追求正在日趋消失，取而代之的是对于娱乐的狂热追逐，而后者显然对受众的文化水准要求更低，也更易获得关注和流量。

互联网媒介在改变了文学消费方式的同时，也对当代文学的消费价值和意义进行了消费化处理，其中最主要的便是以文学为母体的文化资源的衰微和当代文学强制性阐释的泛滥。首先，互联网时代的文学消费使得严肃文学式微并进而导致文学资源走向衰减。在当代文学近几十年的发展趋势中，身体写作、日常呓语抑或是对于某些奇诡题材的狂热追捧使得能够触及生命与灵魂的严肃文学日渐式微，这最终导致了当代文学严重的同质化与娱乐化倾向。不仅如此，当代文学的同质化和娱乐化倾向还在某种程度上令文学创作成为剽窃者的文字游戏。

其次，互联网时代文学消费进一步导致了当代文学强制性阐释的滥觞。这种阐释“背离文本话语，消解文学指征，以潜在立场和模式，对文本和文学作符合论者主观意图和结论的阐释。”互联网时代的强制阐释更多地指向了迎合受众心理欲望和视觉需求的唯利是图，其最终目的只有一个——吸引受众，完成消费。

（摘编自王传岭《论互联网时代当代文学消费范式的转向》）

A．文学带来的慰藉、反思和教化正在濒于消解，这是互联网媒介霸权的主要体现。

B．互联网时代，文学消费欲望大大增强，因为文学消费的成本不再成为任何受众的负担。

C．在消费主义的熏染，尤其是互联网媒介霸权的刺激下，对于娱乐的狂热追逐正日渐取代读者在关涉人生、世界、内心、命运等深层次问题上的耐心和追求。

D．互联网背景下对当代文学的阐释已经背离文本话语，消解文学指征，以潜在立场和模式，对文本和文学作符合论者主观意图和结论的阐释。

A．在某图书网站上，电子版《白鹿原》的价格仅为六元，相比于纸质版本动辄几十元的“高价”，电子图书的消费门槛的确要低很多，可见，将文学作品与网络结合，可以解决严肃文学式微问题。

B．2017年第11届作家榜中，尽管余华等作家凭借《活着》入选榜单，但是与网络作家作品相比，消费状况仍难望其项背。这是互联网时代的文学消费使得严肃文学式微的表现。

C．近几年网络文学中，《三生三世十里桃花》等热门作品纷纷被指抄袭，但仍难阻止它们成为攫取巨额经济效益商业利器，这是当代文学的同质化和娱乐化倾向在某种程度上令文学创作成为剽窃者的文字游戏的表现。

D．由《西游记》改编的电影《大闹天竺》《西游伏妖篇》等要么过于强调孙悟空的爱情纠葛，要么完全戏谑神圣且艰难的取经之途，是互联网时代文学消费进一步导致了当代文学强制性阐释的表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