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材料一：

2010年由《人民文学》发起的非虚构写作的倡导，得到了社会广泛的响应，有一批作家积极参与其中，陆续推出了自己的非虚构作品。非虚构写作的兴盛，对报告文学造成了强大的冲击，消解着报告文学的主体地位。首先是报告文学的受众接受度远不及非虚构写作。黄灯的《一个农村儿媳眼中的乡村图景》在网上首发阅读量就超过了10万，这种高阅读量就报告文学单部作品来说完全没有可能达到，二者受众接受度的差距一目了然。其次是在社会关注度上有冷热之分。非虚构写作总是在不断地制造出各种社会热点话题，引起全民的关注，并且延伸成为研究的课题，成为当下学术研究的聚焦点。再次是非虚构写作对现实的介入性在广度上超越了报告文学。非虚构写作将一切以现实元素为背景的写作都收入旗下，体现出一种开放性和亲历性。在非虚构写作潮流中，“野生的写手”遍地开花，体现了大众的参与性。由于是切身的经历与感受，情感和文字表达更具有强烈的感染力。这种普泛的介入性和可触的现实感是专业化写作的报告文学难以做到的，而这种切近生命感同身受的体验也更具有“带入性”，容易引发受众的共鸣。

除外部因素的影响外，报告文学目前面临的最大挑战来自自身。与非虚构作品越来越理直气壮形成鲜明对照的是，报告文学近年来显得有些失了底气，因为不论是报告文学作家，还是报告文学的研究者，正在失去对报告文学这一文体的充分自信，而文体自信的丧失正掣肘着报告文学这一文体的存续发展。

（摘编自蔚蓝《报告文学与非虚构写作的维度差异》）

材料二：

在2003年“非虚构”并未流行之时，评论家们便已预言报告文学的消亡。理由也似乎十分充分：一是报告文学没有像小说、诗歌那样深广的传统根基，在急剧变化的社会环境下已经无法生存；二是既“报告”又“文学”的作品既会伤害报告又会伤害文学。第一点理由逻辑上便已经不能自洽，如果报告文学因为没有深广的传统根基便沦入消亡，那么同样为舶来品的“非虚构”又如何有信心在此间驻足。虽然报告文学是舶来之物，但在本土语境中并没有出现水土不服的现象，也是事出有因：报告文学既是写实传统的赓续，也是述史传统的现代表达。第二点理由又恰恰是报告文学的魅力所在，所言“伤害”不如说是一种周全，报告文学既有其报告性（新闻性），又有其文学性，这也是报告文学区别于新闻纪实、小说、散文等体裁而独立门户的原因。

在和平年代及“非虚构”挑战下，报告文学是否已经丧失内在活力，这一质疑也似乎成为报告文学给“非虚构”让位的理由之一。马泰。卡林内斯库的《现代性的五副面孔》中说：“审美现代性意味着宏大叙事的解构，意味着平面化、琐细化、去深度。”这似乎预示承载着认识功能、教育功能的报告文学注定要被狂欢的现代主义抛弃。但现实是优秀报告文学作品的题材却呈现着多样姿态，如张子影的《试飞英雄》关注中国空军试飞员的忠诚无畏，纪红建的《乡村国是》记录脱贫攻坚的累累硕果。赵遐秋的《中国现代报告文学史》里说：“伟大的时代需要优秀的报告文学，优秀的报告文学产生于伟大的时代，正是伟大的时代推动了报告文学的发展。”在远离战火和号角的和平时代，仍有着不见硝烟的伟大，仍有着激荡卓越的不凡。报告文学在快餐化、娱乐化、媚俗化的文学生态格局中更显出严肃的庄重、真诚的悲悯。在解构的狂欢之中，报告文学将情感宣泄的碎片捡起，力图重新建构出深广和完整的时代面貌。

实际上，在现代主义的狂欢之下，焦虑感如影随形，人们比以往更加渴望生活的真实、生命的真实。但那些碎片化的信息、只言片语的评论，常常遮蔽真实，曲解真实。2019年年初咪蒙团队所写的“非虚构”作品《一个出身寒门的状元之死》被指造假，撕破了“非虚构”的堂皇。这时，长于个人经验叙事引起大众共鸣的“非虚构”应该意识到，自己的敌人并非报告文学，两者之间并非“鱼与熊掌不可兼得”的关系。借助新媒体蓬勃发展的“非虚构”为独立性摇旗，暗合现代主义“忠于当下鲜活的个人经验”的命题；但这也意味着在某些时候，“非虚构”极力逃离主流，刻意回避积极，从而陷入消极悲观等情绪之中，借渲染以共情，点燃更广的社会负面情绪，而报告文学却常可“以光明的心地和远大的眼光”安抚个人的焦虑和不安。

从“非虚构”的发展之中，报告文学也应取其长处，躬亲自省。在宏大叙事之中如何避免陷于“言不及物”的尴尬境地，以及在媚俗和颓废猖獗的名利场中如何自持，这是新的挑战，也是新的机遇。无法引起共鸣的“言不及物”的尴尬，一来可能是因为大而空的书写内容无法切中肯綮，二来可能是呆板滞塞的书写方式不够形象生动。这两点恰恰丢失了报告文学新闻性和文学性并重的文体原则。“非虚构”的警钟敲响，正是报告文学的自救契机。介入生活，落到实处，宏大而不夸张，载道而不说教，回归初心和本真。

（擿编自丁佳雯《在“非虚构”挑战下的报告文学》）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聊斋志异》中描写文士治生生态的篇章虽不像《儒林外史》那样集中，但前者所涉及文士治生的描写，如描写处馆授徒和文人经商的情形，却非常细腻和深刻。在文言小说中，文士治生的描写多是依附于小说人物形象塑造和故事情节构建的需要，有的甚至附以神异色彩，并没有以之为小说描写的重点，在小说中仅起到铺垫作用，像《聊斋志异》这样描写文士治生的实不多见。我们不能忽视《聊斋志异》中的文士治生描写，因为它一方面反映了中国古代下层文士的生活状态，另一方面蒲松龄自身的治生生涯和感悟也为创作《聊斋志异》注入了活力。

《聊斋志异》中所描写的文士治生，主要集中在处馆、经商两个方面，其次也对文士佣书、书画治生进行了描写，这四种途径也是明清文士从事治生所常采用的手段。《聊斋志异》对前两种文士治生途径不吝笔墨，对后两种文士治生途径也进行了简要描写，从而对文士治生生态予以展现。

“治生”，即通过授徒、游幕、行医、问卜、业农、经商等手段谋生。古代士大夫一向注重治生，《解经卷第七·述而第七》有言：“富而可求也，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如不可求，从吾所好。”认为治生求富是很正当的需求，即使从事一些低贱的行业也无所谓；如果做不到治生求富，也可从事个人的兴趣爱好。

文士从事治生活动，可上溯春秋战国时期，如子贡、范蠡等都是文士治生的典型代表。到南宋时，以陈亮、叶适等人为代表的永嘉永康事功学派兴起，他们主张“农商并重”和“功利并举”，与朱熹等人所代表的传统理学观念发生了激烈碰撞和冲突，被朱熹等理学家视为“功利之学”而大加鞭伐，也进而引起众多文人对义、利何者为重的思考，即义利之辩。及至元代，理学家许衡明确提出了“为学者，治生最为先务”的观点，他认为治生应是学者首先要解决的现实问题，治生是治学的物质基础，只有解决了治生这个问题，才不至于妨碍治学和自身的品行修为。这种观念奠定了文人的治生理论，深深地影响了明清学者，不少明清文人对许衡的这种治生思想进行继承和延伸，形成了很有学理性的明清文人治生思想。明清两代，科举制度日益完备，众多文人孜孜以求于科试中第。虽然科举中试名额较之前代不断增加，但相对于不断增长的文士数量，中试比例却日益下降。生计问题摆在了众多未仕士子面前，成为不得不考虑的现实问题。寻求适合自己的谋生之道显得尤为迫切和重要。明清时期，文人治生的现象较之前代更为普遍，涉及的治生领域日益集中，记载文士治生的文献资料较之前代更加繁多，这显示出明清文士治生的普遍性。

蒲松龄《卷堂文》中有云：“学以致圣为先，不可无谋食之计。”这从侧面体现出蒲松龄的治生观念与元代许衡“为学者，治生最为先务”的治生观念一脉相承。

蒲松龄的一生，与治生密切关联。家道中落后，蒲松龄面临着严重的生计问题，他不得不一边备考，一边治生，为家计奔波四方，劳碌一生。他不仅在科场上屡遭败绩，而且在治生所得上也是捉襟见肘。科试无成和生计所迫如同两座大山一样，重重地压在了他的身上，令他愁苦异常。蒲松龄这种窘态使他难以做到像中国古代，特别是明中期以来的所谓“山人”那样能脱离世俗，率性而为，不以功名为念。这种贫窘之态令他对人生感悟甚深，故而蒲松龄在其作品中，经常抒发自己穷愁苦闷的情怀。数十年的离家外出治生生涯，使蒲松龄对文士治生的迫切性有了进一步认识，因此《聊斋志异》中所描写的文士治生情形显得细致而深刻。

蒲松龄在《聊斋志异》中，用不少笔墨描写了文士治生。他所描摹的文士治生主要集中于处馆授徒、经商两个方面，另外也对佣书自给、文士书画治生予以描写。一方面，真实反映了明清时期的文士治生生态。明清文人治生现象较前代尤为普遍，有些文人为治生对薪酬不再遮遮掩掩，明码标价，这在江南一带尤为突出。正统文人开始理解和尊重文士治生，社会风气也随之发生了巨变。另一方面，揭示了下层文士面临的艰难处境。下层文人多因家贫不得不为生计而治生，面临的窘况令人心酸。一些文人开始以诗文词诉说这种艰辛，如明代唐寅、清代郑板桥等，或作“贫士吟”类自嘲，或作反映科举制度下下层文人窘况的篇章，这都是社会现实的反映。

蒲松龄一生困顿科场，为生计辛苦治生数十年的经历和对此的深切感悟，为《聊斋志异》文士治生的摹写注入了活力。《聊斋志异》所描写的文士治生情形，有的着墨不多，有的进行细致摩画，反映了小说作者的取舍有别：对于自己很有感悟的治生情形，如处馆授徒和文人经商进行细致描写，这恐怕与蒲松龄的治生经历不无关系。蒲松龄处馆授徒数十年，这些长时间的治生经历自然在他心中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影子。

研究《聊斋志异》中的文士治生和蒲松龄的治生情形，有助于我们深入把握《聊斋志异》中所表现出的文人生活史，也有助于我们深入了解蒲松龄的心路历程。

（摘编自徐永斌《论（聊斋志异）的文士治生生态》）

【相关材料】（1）河间府有个姓徐的书生，在恩村当私塾先生。进了腊月，徐生放寒假回家，路上遇见一位老者。老者说：“我叫施敬业，有个外甥，想找个好老师，先生若屈尊到我家来，报酬比恩村的多一倍。”徐生辞谢说与恩村有约，应守信用。

（2）施家孩子不愿念书，徐生批评他，孩子母亲还常讲情。徐生生气地说：“你由着儿子懒，又要求我把孩子教好，我不干了！”

徐生离开施家，觉得门很窄小，走了几步，射来了阳光，才发现自己是从一座塌陷的土疙瘩中出来。四下看看，荒凉得很，原来是座古墓。徐生非常害怕，又感激施家待他的仁义，便用施家赏给的金子雇人给坟墓培了土，在周围种上树才回家去了。

礼学与理学

刘晓东

礼学与理学，是我们中国传统文化里的主流，是我们中国人，尤其是中国知识分子安身立命的理念，影响非常之大。

礼是外部对人的言行加以制约和限定，在这种制约和规范中，包含了礼很多的思想，形成了一种礼教。对人起到了教化的作用，从而能够使人产生君子意识。不是只求做良民，更要做君子。理学，是一种精神的自我肯定，特别讲究“内省”的功夫，向内去观察自己，即化而不制。它只是教化，没有一些刑罚的手段来制约和规定。礼学的功效是巩固社会秩序，理学使人的精神得到升华。这是我们对礼学和理学的大致划分。

礼是由外到内的，是由不断地学习、不断重复自己的行为，逐渐形成一种习惯，用习惯来逐渐改变人格。礼，第一步是从外开始的，是由外部慢慢渗入到人精神心灵内部的，这有一个非常漫长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不可避免地有外部表现和内部精神不相吻合的情况，可以说，这是一个必然的过程。

礼是一种“人格面具”（persona），并且这种“人格面具”也不是只有一套，而是有若干套。跟不同的人接触，虽然都是礼，却是有差别的，这是由社会地位和身份差别决定的。既然礼是人格面具，这样就产生了一种扮演意识。如果都能做到符合自己的角色，做到上不僭越，也不自我贬低，恰如其分地符合自己的身份，这才叫作礼。

礼培养的是角色性人格，不能统一人精神的内在模式，不能为我们提供道德因子，同时也不能为我们提供精神依归。所以说，礼有一定的局限性。比如说先秦礼是盛于当时的分封制的社会，秦始皇以后由分封制变为郡县制，整个社会结构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于是，不断出现一些新的问题。这些问题是《三礼》中没有的。因此后世尤其是六朝时期，对礼的研究非常深入全面，他们要针对当时社会上出现的新问题，来探讨如何利用礼的精神和原则来解决现实问题，一旦出现新的问题，皇帝便召见懂礼的人议礼，各抒己见，力求把涵盖在整个社会结构中的问题都暴露出来，并进行解决。但是唐代以后，这样的问题越来越多，以至于不仅是礼的制度应该有变化，礼学所不能解决的问题也要进一步来思考。

这就产生了理学。真正代表从礼学到理学的转变的，是叶适《习学记言》中的一句话：“以礼决事，孰若以礼制心。”礼学是用来治世的，理学是制心的，这是一种转变。从礼学到理学的转化中，理学把礼学的很多概念观点进一步深化了。礼学没有提供给我们原始的核心性的东西，但是理学为我们提供了。理学都有一个原始基本点，我们可以模仿着“天赋人权”的说法，实际上就是“天赋良知”。由此，理学就有了很大的突破。礼学把人分成很多等级，比如天子、诸侯、卿、大夫、士、庶人等等，用礼来固化等级的差别。而就理学来说，天赋良知，大家都在一个平等的起跑线上。这样就淡化了人在社会中有不同等级的观念，在理的面前，等级性无效。

理学对礼学是有发展的。首先，将应然变为自然，礼学是应当这样做，到了理学，是你自愿地很自然地来这样做。其次，变治世为治心，把礼学的治世变成了个人精神的修养。第三，变外铄为内拓，把外部对人的影响变成自己内心向外的拓展。第四，变行相界为本体界，实际上就是把礼学哲理化。这些就是理学对礼学的改变。

两千多年的礼学与理学的传统，对我们的民族性产生了一些深层次的影响。尤其是礼学，让我们知道应当怎么做，而不是让我们必须怎么做。我们不能认为礼学与理学和现实社会没有什么关系，它对我们整个民族性的深层次心理的影响是非常大的。礼学与理学建立的是中国传统式的美德，但是我们缺乏的是一种公共道德，中国是把私德夸大作为公德，这是咱们中国化的。我们中国传统只是把自己私人道德无限扩大，当成一种公德，这固然很好，但是这个路走起来相当漫长，我们应当有一个公共道德的标准。

　                                                         （摘自《光明日报》2016.1.4，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