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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当代小说一直没能较理想地平衡好两种关系，概括起来说，就是实与虚、小与大的关系。很多写作困境由此而来。

20世纪80年代中期后的小说革命，常常在极端抽象和极端写实这两种思潮之间摇摆。先锋小说时期，因为语言和结构探索的极致状态，写作被抽象成了一种观念、一种形式法则或语言的自我绵延，代表作有格非的《褐色鸟群》、孙甘露的《信使之函》、北村的《聒噪者说》等；后来的新写实小说，写日常生活琐细的困顿，各种孩子入学难、乡下来亲戚了、豆腐馊掉了的两难，走的又是极端写实的路子，精神意蕴上飞腾不起来。20世纪90年代以后，对日常生活书写的张扬，走的就是这种经验主义、感觉主义的写作路子，物质、身体、欲望是叙事的主角，“新状态”“身体写作”“七O后”“八O后”等写作现象背后，都有经验崇拜、感觉崇拜的影子，叙事中的细节流指向的多是日常生活的烦难和个人的私密经验，这种由感觉和经验所构成的实感，对于认识一种更内在的生存而言，敞露出的往往是一种空无感——写作到经验为止，而经验的高度同质化是一个不争的事实，经验的贫乏，其实就是意义的贫乏、精神的贫乏。

标新立异并不是现代小说唯一的途径。如果写作只是修辞和技艺，任何一种变着花样的探索很快就会模式化和雷同化，谁都可以玩一次意识流，谁都可以荒诞一把，博尔赫斯的圈套、马尔克斯的开头也可以模仿得像模像样。写作除了要有方法论的革新，也要有丰富的现实信息和审美信息，叙事才不会变成语言的空转，因此，文学该如何向公众发言并重获大众影响力，这并非是一个无关紧要的问题。当年的先锋作家，如余华、格非、苏童、叶兆言、北村等人，后来都发生了写作转向，并写出了《活着》《人面桃花》《黄雀记》等故事性很强、读者很多的作品，这本身也表明，不再坚持过于乖张的艺术面貌，未必就是向大众妥协，而可能是通过艺术的综合和平衡，让小说回到了小说自身的中间道路中。“中间道路”这样的概括也许过于粗疏了，但从极端抽象的艺术探索中撤退，同时又避免沦入经验主义、感觉主义的泥淖，让写作变得既感性又理性，既实又虚，甚至用寓言的方式来写人间万象，这种综合和平衡所带来的写作突破，是近年来中国文学最大的收获之一。

好的小说，总是游走于纪实与虚构、微观与宏大之间，让自我、意义、价值关怀、精神追问等，隐身于细节、经验、语言和结构之中，进而实现某种综合和平衡；它既有坚硬的物质外壳，又能在意蕴上显出一种浑然和苍茫，有限的讲述，好像敞开着无限的可能。而综合、平衡、杂糅、浑然，正是文学精神的核心。尤其是当我们把西方各种艺术流派都模仿、借鉴一遍之后，文学如何才能建构起真正的中国风格，就得借力于对各种艺术力量的综合。文学要想对“中国”作出重新体认，不是简单依靠回望传统、激活传统叙事资源就可以了，它还要处理好与现代世界、现代艺术之间的关系。只有融汇了东方和西方、传统和现代的文学，才能称之为面向未来的中国文学。小说是当下最重要的文体，理应担负起文学变革的使命。

新的观念催生新的小说。当一个现代社会来临，我们不仅希望作家告别陈旧的写作方式，写出真正的现代小说，也希望他们能不断地写出新的现代小说。

（摘编自谢有顺《召唤一种新的现代小说》，《新华文摘》2023年第3期）

北魏郦道元所撰《水经注》，是中国古代地理名著。该书是对汉代《水经》的注释与补充，篇幅却达原书的20倍。《水经注》不仅详细记载了1000多条河流，还记录了与之相关的山川古迹、风土人情、人物掌故、历史事件、神话传说、歌谣俗谚，可谓中国古代社会地理图景的再现，是中国古代最全面、最系统的综合性地理著作。该书在战乱频仍的北魏全凭传抄流传，可见其受欢迎程度。清初学者刘献廷称此书为“宇宙未有之奇书”，沈德潜称此书“不可无一，不容有二”，以示历史上难有与之比肩的作品。

《水经注》吸引着数代学者研究，并形成了一门独立的学问——郦学。清乾隆年间的全祖望、赵一清和戴震，被誉为“郦学三大家”，近代对《水经注》研究贡献较大的学者有王国维、胡适等。不仅如此，海外学者也充分认识到了《水经注》的学术价值。1918年，日本著名汉学家小川琢治撰写《水经与水经注文》，全面介绍《水经注》并给予极高评价，他的学生森鹿三成为在日本名气和成就最大的郦学家。1905年，法国汉学家沙畹发表《魏略所见之西域诸国考》一文，称《水经注》“是一本具有极高价值的地理文献”。

《水经注》为什么在国际学术界具有如此高的学术地位？

首先，郦道元为水著述是因为中华知识体系中的史书传统，而为河流撰史则将观察对象从人类自身向自然世界延伸。春秋战国时期的《禹贡》记载了大禹治水的典故，书中涉及35条水道的分布，东汉时《水经》出现，郦道元延续了前人的书写传统，并非首创。这一传统一方面缘于水在农业文明中有着重要地位，另一方面来自古代“天人合一”宇宙观下“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的自然关怀。在西方，柏拉图开启的人与自然“二元论”，将人与自然视为对抗关系，这也是西方知识体系中没有较早出现《水经注》《洛阳伽蓝记》等为河流、庙宇撰写历史著作的主要原因。

其次，中国传统人文学科按照经、史、子、集四个分类，往往把史学提高到与经学并驾齐驱的地位，有“六经皆史”之说。由一本书形成“郦学”，其重要性不仅在于《水经注》包含文献学、历史学、地理学、词章学等，还体现了史学对其他古代人文学科的引领作用。这与西方文化是截然不同的。按今天的图书分类法，《水经注》仅是地理专著，读者也就难以体会它的价值。

最后，西方相关著述直至19世纪才出现。西方启蒙运动后，社会学科组织分化、学科分科趋于细窄化、学科知识专业化，各学科之间的联系逐渐被切断。法国人文地理学科的形成，影响了之后对西方史学界起革命性作用的法国年鉴学派。20世纪30年代后，年鉴学派《莱茵河》《菲利普二世时期的地中海和地中海地区》为代表的一系列著作，逐渐以河流水道作为线索书写历史。作为反思与修正，年鉴学派开创的史学范式推崇“总体史”，强调打破学科界限，以史学整合社会科学的研究。

跨越十余个世纪，年鉴学派的观念与魏晋南北朝时期郦道元的书写不谋而合。这一“巧合”的背后，是中西思想、文化的差异。更为重要的是，“郦学”显示了中国独有的史学引领的中华传统知识体系，这对如今构建中国学派、形成中国学术话语体系有着宝贵的启发意义。

（摘编自《文情俱胜＜水经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