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地回忆

孙犁

阜平的天气冷，山地不容易见到太阳。那里不种棉花，我刚到那里的时候，老大娘们手里搓着线锤。很多活计用麻代线，连袜底也是用麻纳的。

一九四一年的冬天，我打游击打到了这个小村庄，情况缓和了，部队决定休息两天。

有一天早晨，刮着冷风，只有一抹阳光，黄黄的，落在河对面的山坡上。我登在那块石头上，砸开那个冰口，正要洗脸，听见在下水流有人喊：

“你看不见我在这里洗菜吗？洗脸到下边洗去！”

这声音是那么严厉，我听了很不高兴。

“离着这么远，会弄脏你的菜！”

我站在上风头，狂风吹送着我的愤怒，我听见洗菜的人也恼了，那人说：“菜是下口的东西呀！你在上流洗脸洗屁股，为什么不脏？”

“你怎么骂？”我站立起来转过身去，才看见洗菜的是个女孩子，也不过十六七岁。风吹红了她的脸，像带霜的柿叶，水冻肿了她的手，像上冻的红萝卜。她穿的衣服很单薄，就是那种蓝色的破袄裤。

十月严冬的河滩上，敌人往返烧毁过几次的村庄的边沿，在寒风里，她抱着一篮子水沤的杨树叶，这该是早饭的食粮。

不知道为什么，我一时心平气和下来。我说：“我错了，我不洗了，你在这块石头上来洗吧！”

她冷冷地望着我，过了一会儿才说：“你刚在那石头上洗了脸，又叫我站上去洗菜！我还得往上走！”

她说着，扭着身子逆着河流往上去了。登在一块尖石上，把菜篮浸进水里，把两手插在袄襟底下取暖，望着我笑了。

我哭不得，也笑不得，只好说：“你真讲卫生呀！”

“我们是真卫生，你是装卫生！你们尽笑我们，说我们山沟里的人不讲卫生，住在我们家里，吃了我们的饭，还刷嘴刷牙，我们的菜饭再不干净，难道还会弄脏了你们的嘴？为什么不连肠子都刷刷干净！”说着就笑得弯下腰去。

我觉得好笑。可也看见，在她笑着的时候，她的整齐的牙齿洁白放光。

“对，你卫生，我们不卫生。”我说。

“那是假话吗？你们一个饭缸子，也盛饭，也盛菜，也洗脸，也洗脚，也喝水，也尿尿，那是讲卫生吗？”她笑着用两手在冷水里刨抓。

“这是物质条件不好，不是我们愿意不卫生。等我们打败了日本，占了北平，我们就可以吃饭有吃饭的家伙，喝水有喝水的家伙了，我们就可以一切齐备了。”

“什么时候，才能打败鬼子？”女孩子望着我，“我们的房，叫他们烧过两三回了！”

“也许三年，也许五年。可是不管三年五年，我们总是要打下去，我们不会悲观的。”我这样对她讲，当时觉得这样讲了以后，心里很高兴了。

“光着脚打下去？”女孩子转脸望了我脚上一下，就又低下头去洗菜了。

我一时没弄清是怎么回事，就问：“你说什么？”

“说什么？”女孩子也装没有听见，“我问你为什么不穿袜子，脚不冷吗？也是卫生吗？”

“咳！”我也笑了，“这是没有法子嘛，什么卫生！正在打仗，哪里去找袜子穿呀？”

“不会买一双？”女孩子低声说。

“哪里去买呀，尽住小村，不过镇店。”我说。

“不会求人做一双？”

“哪里有布呀？就是有布，求谁做去呀？”

“我给你做。”女孩子洗好菜站起来，“我家就住在那个坡子上”，她用手一指，“你要没有布，我家里有点儿，还够做一双袜子。”

她端着菜走了，我在河边洗了脸。我看了看我那只穿着一双“踢倒山”的鞋子，冻得发黑的脚，一时觉得我和面前这山，这水，这沙滩，永远不能分离了。

五天后，我穿上了新袜子。女孩子用给她父亲做袜子的布，先给我做了穿上。

女孩子的父亲，现在地里没活儿了，正计划贩红枣到曲阳去卖，问我能不能帮他的忙。部队重视民运工作，上级允许我帮老乡去作运输，每天打早起，我同大伯背上一百多斤红枣，顺着河滩，爬山越岭，送到曲阳去。女孩子早起晚睡给我们做饭，饭食很好。

“等赚了钱，给我买张织布机子！”

大伯和我，都没人反对女孩子这个正义的要求。半个月后，在曲阳，大伯买了架好织布机，把全部盈余都用光了。我们分着背了回来，累得浑身流汗。

这一天，这一家人最高兴，也该是女孩子最满意的一天。以后，女孩子就学习纺织的全套手艺了：纺，拐，浆，落，经，镶，织。

当她卸下第一匹布的那天，我出发了。从此以后，我走遍山南塞北，那双袜子，整整穿了三年也没有破绽。一九四五年，我们战胜了日本强盗，我从延安回来，在碛口地方，跳到黄河里去洗了一个澡，一时大意，奔腾的黄水，冲走了我的全部衣物，也冲走了那双袜子。黄河的波浪激荡着我关于敌后几年生活的回忆，激荡着我对于那女孩子的纪念。

1949年12月

（有删改）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风云初记（节选）

孙   犁

走到五龙堂，秋分把芒种带回来的好消息，告诉了公公，还加上她的猜想。老人说：“那一定是他。他还不能明说呀，这个地面还是归人家辖管着哩！”

他披上褂子，拿起烟袋来：“你在家里看门，我到村里去转转！”

秋分嘱咐着说：“不要见人就告学啊，等他真的回来了吧！”

“我知道！”老人说，“我不是那缺谋少算、眼薄嘴浅的人，我不过是去告诉几个真心实意和咱相好的人，人家也整天惦记着庆山哩！”

①直到天黑，老人还没有回来，秋分把门锁上，也到村里去了。

她到和庆山一块出走、现在北平坐狱的高翔家里去。高翔家里有爹有娘，还有一个和秋分年岁差不多的媳妇和一个小女孩。秋分在婆家住的时候，好到他家坐坐，和高翔媳妇说说话儿。这两个女人，并不是什么都能说到一块，高翔的媳妇是从小娇养大的，热爱丈夫，却不明白他为什么净做那些傻事。对于那年暴动，她也不赞成，因为婆家稍微富裕，还跟着吃了一惊。可是，她愿意和秋分说话，她说：“庆山嫂子，咱两个是一个命儿。”

公公和婆婆曾经到北平去看望过高翔一次，媳妇也想带着女儿去一趟，公公回来说，高翔不让她去。只是叫她做一身棉衣。因为丈夫带着刑具，这一身棉衣，裁剪得奇怪，做成了，就像是不会系腰带的孩子们穿的。她拿起又放下，好几夜的工夫才把这身棉衣做成。

一针一滴眼泪，把棉花全湿透了。打从高翔坐狱起，她没有畅快地欢笑过，没有穿过新衣裳，一家人过年不挂红灯，中秋不买月饼，一到天黑，就关门睡觉。

这天秋分来到她家里，正是掌灯的时候。②窗纸上闪着亮光，十年以来，她第一次听见了高翔媳妇的笑声。

走进屋里，这一家人正围着桌子看一封信哩，谁也没有看见她进来，秋分说：“什么事，一家子这么高兴？”

高翔的媳妇转脸看见是秋分，笑看说：“喜事！”

“俺爹从狱里出来了！”爬在桌子上的小女儿望着秋分夸耀。

“你这个爹可是个稀罕！”高翔的媳妇轻轻拍了女儿一下，对秋分说：“高翔出来了，信上还打听你们的人哩，你来得正好，快坐在炕上听听吧！”

秋分只好先把自己的喜讯收起来，坐到炕上去，听她家的喜讯。

其实，这信白天已经念过一次了，吃过晚饭，小孩子要求爷爷再念一次。高翔的父亲把信纸铺在桌子上，把花镜擦了又擦，拿起信纸，前挪挪后退退，像对光一样，弄了半天，才念起来。

高翔的母亲，靠在炕头被垛上，不耐烦地说：“你看你，真比戏子扮脚还费工夫哩！”

“你落俐，你来！”父亲把信又放在桌子上，把眼镜摘下来拿在手里，“你不知道我上了年纪，眼力不行，又加上你儿子写的这笔字，真不好认，我就怕看这个钢笔信！”

“算了！念吧，念吧！”母亲闭上眼专心听着。小女孩子还要往上挤，用两只小手使劲扯着耳朵。

高翔的信是写给父亲和母亲的，可是不用说秋分，就是这个十来岁的孩子也能听得出来有好多言语，是对她的母亲说的。爷爷念着，她看见母亲不断地红脸。

信上写着：

“我出狱后，就兼程赶到延安，现住瓦窑堡，在毛主席的亲自领导下进行学习，不久就北上抗日。十年以来，奔走患难，总算得到了报偿！”

父亲念到这里停了下来，说：“延安。这个地名很熟，《水浒传》上王教头私走延安府，可就是想不起在什么地方来。去，在他那书箱里，找本地图来。”

高翔的媳妇登坡上高，打开多年没动过的、尘土封盖的丈夫的书箱。翻了半天，找出一本来，递给公公。老人打开一看说：“这是一本字典。我来吧。”

他找出儿子上中学时候用的一本地图来，找了半天，才在陕西肤施县下面的括弧里我到了延安。又用两个手指头量了量说：“你们看，这里是深泽，咱们的家，这里是延安，高翔他们占的地方，距离也就是这么寸数光景，走起来，可得些工夫哩！”

高翔的母亲叹气说：“在外边十几年，叫人跟着担惊受怕，好容易出来了，还不先到家里看看老娘，怎么又跑到那天边子上去了哩！”

③父亲说：“你老不明白，一准是那里，有你儿子更想念的人儿！”

信上也提到庆山，说他可能从江西长征过来，北上抗日了。秋分把芒种带回来的消息说了，一家子替她高兴。老人把信装好，交给儿媳妇，媳妇像捧着金银玉宝一样，递给婆婆，婆婆把它塞到被垛底下去。

小孩子托着腮帮儿望着她母亲说：“娘，我们去找爹吧！“

“你去吧，你离得家了？”母亲问。

“离的。”小孩子说，“你去不去？你不去，我自己去。”

“你自己去吧。”母亲笑了。

能把孩子送到丈夫的身边也是好的。在她想来：比做衣裳，孩子就是一个小针，能把母亲心里这条长长的线带到那边去，并且连在一起；像一条小沟，使这个洼里的水流进那一个洼；像一只小鸟，从这个枝跳上那个枝，从这棵树飞到那棵树。

今天夜里，在五龙堂这个小村庄里，至少要有两个女人，难以入睡。

这一天晚上，闷热。秋分回到小屋里，公公还没有回来。小菜虫从窗口飞到屋里来，围着小油灯乱转。坐不到炕上，她抓了一把破蒲扇到堤坡上来。④黑夜里，望日莲滴着金黄的花粉，香得闷人。从村庄到这里来的路上，有一星星的火光，不断飞起，秋分知道是公公抽着烟回来了。

文本一：

守翻口①

孙犁

那天我们正吃早饭，听见外面一声乱，中队长就跑进来说，敌人到了村外。三槐把饭碗一抛，就抓起我的小包裹，他说：“还能跑出去吗？”这时村长跑进来说：“来不及了，快下洞！”

我先下，三槐殿后，当我爬进横洞，已经听见抛土填洞的声音，知道情形是很紧的了。爬到洞的腹地的时候，已经有三个妇女和两个孩子坐在那里，她们是从别的路来的。过了一会，三槐进来了，三个妇女同时欢喜地说：“可好了，三槐来了。”

三槐告诉女人们不要怕，不要叫孩子们哭，叫我和他把枪和手榴弹带到第一个翻口去把守。

爬到那里，三槐叫我闪进一个偏洞，把手榴弹和子弹放在手边，他就按着一把雪亮的板斧和手枪伏在地下，他说：

“这时候，短枪和斧子最顶事。”

不久，不知道从什么方向传过来一种细细的嘤嘤的声音，说道：

“敌人已经过村东去了，游击组在后面开了枪，看样子不来了，可是你们不要出来。这声音不知道是从地下发出来，还是从地上面发出来，像小说里描写的神仙的指引一样，好像是从云端上来的，又像是一种无线电广播，但我又看不见收音机。”

三槐告诉我：“抽支烟吧，不要紧了，上回你没来，那可危险哩。”

那是半月前，敌人来“清剿”，这村住了一个营的治安军，这些家伙，成分很坏，全是汉奸汪精卫的人，可凶狠哩。一清早就来了，里面还有内线哩，是我们村的一个坏家伙。敌人来了，他装着被敌人追赶的样子，在这个洞口去钻钻，在那个洞口去钻钻，结果叫敌人发现了三个洞口。

最后也发现了我们这个洞口，还是那个家伙带路，他又装着蒜，一边嚷道：“哎呀，敌人追我！就往里面钻，我一枪就把他打回去了。他妈的，这是什么时候，就是我亲爹亲娘来破坏，我也得把他打回去。”

他跑出去，就报告敌人说，里面有八路军，开枪了。不久，院子里就开来很多治安军，一个自称是连长的在洞口大声叫八路军同志答话。

我就答话了：“有话你说吧，听着哩。”治安军连长说：“同志，请你们出来吧。”我说：“你进来吧，炮楼是你们的，洞是我们的。”治安军连长说：“我们已经发现洞口，等到像倒老鼠一样，把你们掘出来，那可不好看。”我说：“谁要不怕死，谁就掘吧。我们的手榴弹全拉出弦来等着哩。”治安军连长说：“喂，同志，你们是哪部分？”我骗他说：“十七团。”这时候三槐就要和我说关于十七团的威望的事，我说我全知道，那是我们冀中的子弟兵，使敌人闻名丧胆的好兵团，是我们家乡的光荣子弟。三槐就又接着说：

“当时治安军连长说：‘同志，我们是奉命令来的，没有结果也不好回去交代。这样好不好，你们交出几支枪来吧。我说：八路军不交枪，你们交给我们几支吧，回去就说叫我们打回去了，你们的长官就不怪罪你们。’治安军连长说：‘交几支破枪也行。两个手榴弹也行。’我说：‘你胡说八道，死也不交枪，这是八路军的传统，我们不能破坏传统。’治安军连长说：‘你不要出口伤人，你是什么干部？’我说：‘我是指导员。’治安军连长说：‘看你的政治，不信。’我说：‘你爱他妈的信不信。’这一骂，那小子恼了，他命令人掘洞口，有十几把铁铲掘起来。我退了一个翻口，在第一个翻口上留了一个小西瓜大小的地雷，炸了兔崽子们一下，他们才不敢往里掘了。那个连长又回来说：‘我看你们能跑到哪里去，我们不走。’我说：‘咱们往南在行唐境里见，往北在定县境里见吧。大概他们听了没有希望，天也黑了，就撤走了。”

“那天，就像今天一样，有我一个堂哥给我帮手，整整支持了一天工夫哩。敌人还这样引诱我，你们八路军是爱护老百姓的，你们不出来，我们就要杀老百姓，烧老百姓的房子，你们忍心吗？”

“我能上这一个洋当？”我说：“你们不是治安军吗，治安军就这样对待老百姓吗？你们忍心吗？”最后三槐说：“我们什么当也不能上，一上当就不知道要死多少人。那天钻在洞里的女人孩子有一百多个，听见敌人掘洞口，就全聚到这个地方来了，里面有我的母亲，婶子大娘们，有嫂子侄儿们，她们抖颤着对我讲：三槐，好好把着洞口，不要叫鬼子进来，你嫂子大娘和你的小侄儿们的命全交给你了。”

我听到这话，眼里出了汗，我说：“你们回去坐着吧，他们进不来。那时候在我心里说，只要有我在，他们就进不来，就是我死了，他们还是进不来。”

(节选自孙犁《游击区生活一星期》)

【注】①翻口：地道中可供人上下的横洞。

文本二：

在我入行之初，曾一度喜欢以第一人称写稿，却常常受到批评。当时的编辑一见到稿子中有“我”，皆悉数删去。我不服气，曾拿由孙犁先生的这篇文章《游击区生活一星期》 “举证反驳”。而编辑却说，孙犁写的是散文，不是新闻通讯，两者不可比！

而今，当我重读孙犁的早期作品，并将孙犁还原为一个“战地记者”时，视角为之一变，再辅之以“时髦观念”，重新审视这篇名作，不禁豁然悟到：当年孙犁先生所写的，不是一篇典型的“沉浸式报道”吗？

(节选自侯军(“沉浸式”战地体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