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城市美丽起来，不仅需要建筑师、规划者、开发者进一步提升美学境界，更需要反思以前建立在西方古典宇宙观基础上的城市美学误区，立足中国本土，发扬中华美学精神，在城市美学理论上有所研究、有所建树、有所运用。

西方古典宇宙观认为，事物由物质构成，物质由原子构成。受此影响，中国某些城市建筑仅仅是基本元素（点线面体）及其简单形式的运用，没有考虑不同的地域文化因素。中国传统美学认为，不同地域有不同风气、不同民俗，进而当有不同建筑。气可感而不可实体化，不能把气仅仅作为一种原理或一种物质去把握，需要全身心去体悟。西方建筑学以标准化方式呈现形式美，而中国传统建筑学强调放眼天地的同时细察地域，服从地域特点，因地制宜。

西方方法论强调实体。在建筑上，一方面关注点线面体的形式法则，另一方面关注气温、雨量、温度等量化指标。后者虽然与地域特点有关，但基本不影响建筑的形式法则，人们倾向于通过暖气、空调等器具去平衡，无需在建筑外观上予以体现。而对中国人来说，阴阳五行不但与空间（东南中西北）、时间（春夏秋冬）相关，还与色（青赤黄白黑）、声（宫商角微羽）、味（酸苦甘辛咸）等方面相联系。在中国传统建筑理论中，突出地域特点与突出宇宙观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一个地域的建筑，往往通过其石木砖土材料的就地选取、居室空间的分割与组合、顶墙门窗的色彩运用，重点突出地域-族群-文化之特点。人们看见此地的建筑，就能直接获得与众不同的文化感知。

西方建筑设计更侧重和依赖建筑师的案头工作，容易把建筑与环境，特别是与周遭天地完全分离开来设计，往往忽略一栋或一组建筑与更远的环境乃至天地之间气化运行的关联。这些建筑更注重单体自身的完美，忽视建筑与天地之间的关系。而中国古代建筑设计，先要看地理形势，如地脉、山水的方向等，对建筑做出自然整体和人文整体的把握，体现与社会和谐相连的文化规制，最后才考虑具体的形式美。就形式美而言，西方注重建筑实的方面，立面、柱式、墙体等；而中国注重虚的一面，在建筑中，门和窗因为虚，比墙面柱式更为重要，通过门窗，室内之气与天地之气相交流。“窗中列远岫，庭际俯乔林”“山翠万重当槛出，水光千里抱城来”……对于建筑来说，天地直接体现为地域之气和人文之气，天地中的建筑就体现为地域中的建筑。

中国城市建设几十年来的成就令人瞩目，但在营造城市风貌、彰显城市特色方面还有很大提升空间。认识到西方式建筑设计对地域-族群-文化特点的疏漏，吸收中国传统建筑理论，进而在中西互补和中西融汇基础上重构城市美学理论，将有助于我们改善城市面貌，建设美丽中国。

（摘编自张法《深研城市美学  助建美丽中国》）

材料一：

“差序格局”是费孝通先生对乡土中国社会结构的精准概括，对于这个概念，《乡土中国》一书中的表述如下：

我们的社会结构本身和西洋的格局是不相同的，我们的格局不是一捆捆扎清楚的柴，而是以“己”为中心，像石子一般投入水中，和别人所联系成的社会关系，不像团体中的分子一般大家立在一个平面上，好像把一块石头丢在水面上所发生的一圈圈推出去的波纹一般，一圈圈推出去，愈推愈远，也愈推愈薄。个人都是他所在社会影响所推出的社会圈子的中心。被圈子的波纹所推及的就发生关系。每一个人在某一时间某一地点所动用的圈子是不一定相同的。

在费孝通先生看来，“差序格局”理论是对中国传统乡土社会结构的凝练，其内涵不仅停留在人际关系上，而且包含了更大范围的社会结构。“差序格局”中的“差”指的是《乡土中国》中提及的类似波纹向外推的横向结构。阎云翔对“差序格局”理论结构的认识值得借鉴，他指出“差序格局是一个立体的结构，包含有纵向的刚性的等级化的‘序’，也包含有横向的弹性的以自我为中心的‘差’。”

（摘自方楠《互联网时代的“新差序格局”》，有删改）

材料二：

差序格局在公私、权力和权利维度奠定了乡土社会的基本结构和互动规范，而互联网对差序格局的重塑也势必作用于以上三个方面。

一、具体来讲，网络空间中公私结构的剧变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是民众进入公域的门槛降低，途径增多。乡土社会中的公共领域被设置了较高的准入门槛。但随着信息技术的日新月异，计算、通信和储存成本的下降 ，使世界人口的可观部分获得了从事信息和文化生产的物质手段，个人可以有效地在公共领域中开展传播活动，由被动的读者和听众转变为发言者和对话的参与者。互联网击碎了与传统身份相勾连的“准入资格”，公共领域渐而具有了真正意义上的大众性。二是网民“由私向公”的意愿逐步增强。在差序格局中，“爱无差等”的理念无法在乡土社会中落地生根，“自我主义”不仅使得人们“公私不分”，更令“由私向公”的转换难以实现。而随着社会化媒体普及，个人间能够凭借互联网进行远距离的沟通和经验传递，并且私人生活也越发地能在网络上获得完整的展示，个体的情感、困惑以及利益诉求也因此可以迅速地引发关注、热议甚至是声援。

二、在网络社会中，差序格局所产生的权力受到了根本性的挑战。随着微博和微信的出现，读者不光可以通过传统的“书写”来发表评论，他们更能以“转发”或“点赞”的形式来再造文本并重塑意义。实际上，“转发”或“点赞”既是信息的接力和重新编码，又发挥着颠覆权威叙事的功能。有时候，一些“不合常理”的点赞其实是网民以“戏谑”的方式来解构差序式的权力，通过破坏“权威与庶民”之间的传统情境和互动秩序，以获得网络社会中的“另类”话语权。

这种“另类”的话语权即“信息权力”。网络社会无疑更加看重信息的流动。于是，信息超越了知识和经验的地位，构成了权力的主要来源。具体而言，信息权力是“不在场的网民通过观点发布、消息传递、时事评论等行为在交流沟通中展现的权力”，它赋予了每一位网民发言的机会和针砭时事的能力，由此增强了他们的话语权。信息权力制造出了“众声喧哗”的去中心化力量，摧枯拉朽式地瓦解了权力的差序格局。近年来，各级政府和职能部门纷纷开通“政务微博”和“政务微信”，也直观地反映了信息权力对传统权威的直接挑战及其效果。

三、网络公民权利的成型与危机。差序格局下的中国社会，缺少的是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中普遍而平等的公民权利体系。人们的权利被“纲常”做了差别化的抑制或放大，个人所拥有的权利往往是根据其所掌控的权力而灵活地进行伸缩。所以，权利与个人所掌握的社会资源存量相关，却得不到法律的平等保障。

互联网的大规模普及，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差序式的公民身份。一方面，网络提升了公民的权利意识。另一方面，互联网也促进了公民权利保护机制的完善和深化。截至 2008 年10月，我国有14个部门已推出60 余部与互联网相关的法律法规，李永刚说，“我国成为了全球该领域法律法规最多的国家，这种覆盖面极广的恢恢法网，无疑反映了我国网民权利保障机制的日益健全”。网络社会呈现出了较为明显的公民性，这主要归功于权利取向的网络舆论对非正义权力的制约，而这反过来又加深了网民对公民权利的体悟和学习。但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不同的是，我国现实的公民社会发育仍不够充分，其严重滞后于网络公民社会的发展。正如刘学民所言“在西方，网络公民社会仅仅是现实公民社会的一个补充，而在中国，网络公民社会已经成为中国公民社会发展的新生力量，尤其是围绕网络事件而产生的网络舆论，对政府的影响有些远远大于现实中的公民社会。”从某种程度上看，互联网在我国不仅是一种生产与生活的工具，它更充当了公民权利的“培养皿”，导通着国家逐步调整其与社会间的关系，以打开更多的“机会窗口”，继而创造出不单局限于互联网的多元公民权利。

（摘自王斌《网络社会差序格局的崛起与分化》，有删改）

材料一：

2月2日文艺界抗击疫情主题MV《坚信爱会赢》推出后，官方微博点击量一天内突破900万，之后在多家网络视频平台上线，在二十家卫视和百余家地方电视台播出。观众深受感动，有的网友动情地说：“感谢各位艺术家的声援，热泪盈眶！凝聚起中华民族的力量，一切都会好起来的！”面对严重的灾害，文艺工作者如何更好地搞好创作、不辱使命，是值得认真思考的话题。

首先，应注重从整体上把握疫情防控斗争中的精神气象。这次疫情危害严重，可能成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程中一段令人难忘的插曲。插曲自有其特色，但也使主旋律更为激越。全国人民用切实的战“疫”行动映射出昂扬向上、共克时艰的时代精神气象，彰显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深厚底蕴。比如，一方有难、八方支援，一批批医护人员离开年迈的父母、年幼的子女奔赴武汉，他们想的是疫情就是命令；千里之外的菜农驾车将万斤蔬菜捐献运送疫区，他们想的是防控疫情，人人有责……全国人民、各个岗位，在用自己的方式为战胜疫情努力着、奋斗着，体现出整体组织性和个体自觉性的高度统一，形成了强大的凝聚力、战斗力，这自然是一首气势干云、气韵深长的史诗，反映的是中华民族在重大考验面前万众一心、同舟共济、藐视困难、自信自强的精神意蕴和风貌。正像歌曲《坚信爱会赢》所说，“长江黄河水流长，我们凝聚起中华民族的力量”。

其次，应致力于“身临其境”的感发和生动形象的表达。这里有两个关键点：一是“身临其境”、有感而发。“身临其境”并不是说一定要涉身疫区，其中的关键，是用真情去体会，用真爱去触发，把其中带有普遍性的、能够引起人们广泛共鸣和深刻触动的精神内涵、炽热情感表达出来。著名作曲家王立平谱写《红楼梦》组曲之时不可能穿越到古代但这并不影响他写出名篇佳作，关键在于内容的深入体悟，真正做到了有感而发。二是形象生动的表达。恩格斯曾明确指出，思想倾向“应由情境和情节本身产生出来，而不应特别把它指点出来”，应该“通过情节发展本身生动活泼地仿佛自然而然地表现出来”。中国古典美学中的“立象以尽意”，也是这个意思。面对疫情的创作也是如此，应用生动的形象、词句、情节、旋律去描绘、表达，而不是停留在空泛的宣示、口号上。近日一幅《全国美食为热干面加油》的漫画被网友大量转发、点赞，正是形象化表达的功效。以上两点是一个完整的统一体，是任何优秀作品必须具备的，不可偏废。

最后，应抱有更为高远的艺术理想。艰难困苦，玉汝于成。人类成长的历史是在不断战胜灾难中前进的，战胜疫情的经历也必将成为中华民族进一步提升精神高度、完善文化心理结构的契机。疫情促使全国人民更加团结一致，彰显了制度的优势和人性的光辉，同时也暴露出一些观念的落后和社会治理的短板，显现出一些人精神境界的低洼和公德意识的薄弱，这些都可以通过艺术的形式去对比、去反思、去呈现，给人以灵魂的触动和警醒，为中华文明的现代化提升增添新的力量。抱有远大理想，自然也会促进当下以团结鼓劲为主的创作水平的提升，二者相辅相成、并不矛盾。

（摘编自袁正领《如何把握战“疫”主题下的艺术创作》）

材料二：

文艺高峰是时代需要，判断一个时代文艺繁荣与否，有无高峰之作是重要依据。大众认可是判定“高峰”作品的重要指标之一。你说自己的诗好，大家都读过吗？像李白、杜甫的诗那样妇孺皆知吗？文艺界的人说好还不够，更重要的是读者、大众、老百姓认可。作家艺术家如何才能筑就高峰？绵延数千年的文明史，960多万平方公里的广袤大地，丰厚灿烂的文化积淀，广阔生动的当代生活，这些都是文艺创作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宝贵资源。当然，筑就高峰还需具备多方条件，比如，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营造良好的创作氛围；开展健康的文艺批评，与读者进行充分交流，等等。更关键的是作家艺术家的胆识和努力。作家艺术家要与时代保持密切联系，到时代的深处、生活的腹地中去思考；对艺术创作始终保持热情，潜下心来，不被功利主义左右；要贡献有鲜明时代气息的独特审美创造等。

作家必须十分清楚自己为什么写作，为谁写作，与时代的关系是什么，这是写作的出发点。时代是一条大路，作家就像一驾车，这驾车必须在路上行驶。他要思考，这里为什么是笔直的，这里为什么要转弯，这里为什么要爬坡？作家要穿透纷纭驳杂的表象，回答时代提出的问题，并把自己的思考通过作品交付给读者，启迪人们认识生活，理解时代。这是作家的天职，也是文学的天职。

（摘编自《冯骥才专访：作家艺术家要勇担时代责任》）

材料三：

“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现实主义一直是中国电视剧创作的优秀传统。当下的现实主义电视剧创作，首推表现中国城乡改革大潮的作品，它们承继了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改革题材剧的现实主义传统，如《鸡毛飞上天》等。以先进人物为原型创作的纪实题材剧如《黄大年》《初心》都以“深扎”精神、朴实无华取胜，向观众展现了主旋律创作的新意及其丰富性。新时代现实主义电视剧创作在叙事艺术、影像质量、表演水准、艺术风格上都实现了跨越式进步。然而，当下现实题材创作包括某些现实主义电视剧作品也存在一些不足，首先是在题材拓宽的同时，精神内涵却日益稀薄，在不同题材类型中都存在以情感表现填充或置换社会现象的问题。如《亲爱的翻译官》《谈判官》等“时尚职场剧”所展现的职场与真实职场存在隔膜。此外，亟待提升的还有创作中的艺术真实性。如果说细节不真实还是艺术功力不足的表现，而“作品局部真实却整体失真”等问题，就不只是艺术功力的问题，它损害的是“揭示真实”的审美价值与艺术功能。值得关注的还有，现实主义电视剧创作中典型人物形象较少，人物符号化、定型化、泛偶像化等问题。现实主义创作不是对生活的同格化描摹，它需要对现实进行提炼和概括，需要塑造一批紧扣时代发展、生动鲜活且具有说服力的典型人物形象。最后，现实主义电视剧创作的美学观、价值观，与以网文IP为基础的流行价值认知及审美趣味之间存在较大冲突。许多作品虽然影调唯美，但却缺乏真实的质感之美；在价值观上过度迎合年轻观众的流行认知，如“颜即正义”的感官崇拜、金钱权力迷恋、女性独立意识退化、耽于梦想、缺乏理想等。伟大的时代呼唤伟大的作品，现实题材剧创作需不断克服、超越不足，提升艺术原创力，坚守深化现实主义精神，方能创作更多现实主义精品力作。

（选自戴清《现实主义电视剧创作如何才能羽翼丰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