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材料一：

政治的本质，说到底，就是协调群体之中的人际关系（这里的“人际关系”的概念是广义的，既指个人与个人之间的关系，也指集团与集团之间的关系）。人是社会性的存在，而不是孤立的存在。人与人之间既需相互依靠，又有利害冲突。协调诸如此类的问题，便是政治的任务。既然中国文化不相信神而只相信人，那么在中国文化中头等重要的事，便自然是协调群体之中的人际关系，而不是天人之际的人神关系了。这就是为什么中国文化更重视政治的原因，也是为什么中国产生儒家哲学的原因。

中国文化这种重视政治、薄于宗教的特征，当然会给中国文学以很大影响。在中国文学的各种体裁中，诗歌是最早被要求与政治发生密切关系的文体。根据传统的文学观点，诗歌虽然就其本质而言是抒发个人感情的，但因为个人是生活于群体之中的，而所谓政治也无非就是协调群体之中的人际关系，因而诗歌与政治自然而然地就发生了密切的关系。《毛诗大序》之所以一下子从诗歌的抒情功用谈到政治功用，便是作者的意识深处存在着上述思路之故。

类似中国诗歌与政治的这种密切关系，在其他诗歌传统中是非常罕见的，可以说是中国诗歌的基本特征之一。正如松浦友久指出的：“在比较诗学上，一般认为，‘诗与政治’的课题引起人们的关注始于近代。但在中国诗史上，这却是自古以来诗学上最为关切的问题之一。并且其中表现的‘诗与政治’的关联，综合包括理念与实践两个层次，而其传统又一直延续到今天——这都是无与类比的特殊情况。”

（摘编自邵毅平《诗歌：智慧的水珠》）

材料二：

唐代诗歌与政治的关系，体现出某种带规律性的表征。中国诗史上的一些高潮期，也莫不有它独特的政治背景。战国时，楚面临强秦的威胁，进步爱国力量与腐朽卖国势力的斗争，推动屈原的创作，而屈原所经历的高层政治体验，则赋予他崇高的历史使命感和献身精神。建安时期，曹操政治集团以其进步的政治路线和“唯才是举”的用人方式，把因党锢之祸被压抑冷落的士人，重新推向政治舞台，激起强烈的功业思想和英雄意识。“雅好慷慨”的建安诗歌，正是得力于这种正面推动。继唐诗而起的宋诗，发展到宋中叶，又出现一个繁荣的局面。而其时从仁宗朝庆历新政，一直到神宗朝王安石变法前后，王朝内部政治斗争的焦点，是要克服“累世因循末俗之弊”，挽救长期和平发展中潜伏的危机。诗歌界欧、王、苏、黄等大家，都是在一连串起伏动荡的政治变革中卷入得很深的人物。

考察诗歌高潮来自政治的推动力，有助于进一步探索文学繁荣发展所需的社会条件。作为中国封建时代正统文学样式——诗歌，它注定要与封建政治发生密切联系。政治影响诗人创作，可以有四种情况：（一）挤占了诗人创作的时间和精力；（二）给诗人以正面鼓舞或推动；（三）打击压抑，导致怨悱；（四）诗人被迫害致死，或彻底沉默。（一）和（四）两种情况只能使创作受损。（二）和（三）两种情况虽有分别，但对于某些诗人，又常常集于一身。如李白、杜甫之入宫廷，便是始而受激励，继而遭压抑。

一般说来，封建时代的士人，总是先由政治给予某种参与的机会，在参与中有所不遂，才会引起怨悱。导致“长吟哦”的“起且僮”（崛起而后困顿），“起”往往在先，由政治直接给予拨动；“佳”伴随于后。“起”与“佳”或是单纯从某一侧面作用于诗歌创作，或是交糅在一起，产生更复杂的影响；或是比较直接地表现为正值，或是要经过创作活动的一番消化转换，才表现为积极有益的效应。能够给诗歌创作以强大推动的政治，不在于它有多么清明或稳定，而在于它要能强烈地率动人心，让人不断地感奋起来，发之于吟咏。封建王朝初期，一般号称盛世，而文学人才可能尚未积累到最丰沛的程度。同时稳定和繁荣不免缓解了士人要求干政的迫切感，诗歌颂美居多，缺乏对政治的深刻卷入，艺术上也缺乏由深广内容带来的要求变革创新的推动力。封建王朝末世，往往陷入大动乱。斗争残酷，兵祸连年，文教停顿，人才短缺，士人对世乱恐惧回避，诗歌也相应衰敝。东汉末（灵帝朝）、隋末、唐末的情况大体如此。一般性地排除了王朝开国期和衰乱期，再结合诗歌史上几个兴盛阶段来着，中国诗歌高潮，总是出现在社会政治比较有活力，能够吸引人才，并多方面推动士人为较高理想积极追求的时期，而盛唐则是演出了中国历史上这种时期的最为辉煌的一幕。

（摘编自余恕诚《唐诗风貌》）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材料一：

当代青年生活在一个日趋个体化的时代，其交往形态呈现出一种礼貌的疏远的刻意控制。比如逢年过节不愿走亲戚，通过佩戴口罩保持一种“社交屏障”等。这种现象或许就是所谓的“消失的附近”，即青年对附近呈现出漠然的心态。究其原因在于周围即时性的社会交往挤压了他们情感正常生长的空间。因此，“附近”作为一种日常生活场景的视域在青年的意识中消失了。这种“附近消失”的最直接后果是导致青年的群体性孤独。值得注意的是，“附近”的消失不仅引发青年群体的情感孤独，而且使其失去他人的实感体认，他们也逐渐在熟视无睹中变得麻木，周遭与自我的存在变得愈发虚无，进而又造成了存在性孤独。

在此，我们借助卡伦·霍尼《我们内心的冲突》中对“逃避人类型”神经症患者的阐述来审视青年与“附近”的交往类型：当自我孤立能够真的得到保障并起作用，便能获得一种安全感；如果孤立趋势被妨碍且无法发生作用，则产生焦虑不安。换言之，当“逃避人”能够与他人保持距离时就能获得安全感，而一旦因某种缘故导致“魔圈”被践踏或被擅自闯入则感觉受到威胁。因为个体缺少应付生活的其他途径，所以在不能维护与他人的感情距离时便惊慌失措，将逃避众人和躲藏作为一种自我防御的手段。以此为借镜，我们可以照见一些浸润了个体文化的青年习惯于生活中的离群索居，对熟人社会表现出敏感、惶恐和抵触，不断采取逃避的方式应对来自“附近”的“骚扰”。

从情感社会学的角度来看，逃避“附近”的行为姿态，应对的并非就此别过的完全意义上的陌生人，而是青年周遭最熟悉的“陌生人”。或许也正是社会现实赋予他们对熟人陌生化的自我防御机制以存在意义：在个体化社会及少子化家庭中成长起来的青年一代，长期习惯于独自面对单一生活的挑战，压抑烦琐的人际需求成为一种保护性“盔甲”。青年对“附近”的逃避，并不意味着独立和强大，相反仅仅是一种对自我脆弱、不安的防御。因而，这场名为“消失的附近”的逃难，其不存在于附近，而根植于青年进退失据、惴惴不安的内心。

（摘编自林媛媚《消失的附近：当代青年社交障碍的类型学分析》，有改动）

材料二：

康岚：您为什么会想到提出“附近”这个概念？

项飙：现代生活完全是被时间逻辑统治了，空间逻辑消失了。原来我们对时间的理解是通过人的行动，比方说我和你的距离是从你家走到荷塘边上的那个工夫，其实时间很大程度上是通过空间来衡量的。但在工业化之后，抽象时间也就是钟表时间变得非常重要。当这种抽象时间统治了我们的生活，空间就完全变成了附属性的东西。对快递小哥迟到两分钟会非常不满，是因为你根本不考虑他是从空间中哪个点到餐馆拿了东西，以及路上的交通是怎样的、进你家小区的门时他要跟保安怎样交涉，这些经历性、空间性的东西，你是不管的，你要的就是那个东西要在你规定的时间内送到你的手里。这种即刻心态是“时间的暴政”造成的。在这样的场景下，我提到“附近的消失”。

“附近”这个空间的消失，一方面是因为“时间的暴政”，另一方面是因为我们在日常生活里面建立自己对世界的感知越来越通过一些抽象的概念和原则，而不是通过对自己周边的感知来理解。比如，你的邻居是干什么的，门口卖水果的人是从哪里来的，他们家在哪里，他们的焦虑和梦想是什么。这些人对你的生活很重要，因为我们的日常生活就是由他们来组织的，没有他们，我们的生活不能够正常运行。但是，我们对这些“附近”经常是视而不见的。

这个“附近”，它是一个空间，它的有趣在于它有很强的社会性，它是你这个社会主体的物质基础，把你托起来。在这里面，有很多很细密的又很复杂的、看似好像不重要的但其实是很重要的各种各样的社会关系。

所以我提出，要关注“附近”。一方面是要重构自己的生活，将自己从“时间的暴政”中解放出来；另一方面是在主观意识上，要重新树立一种理解世界和生活的方式。

康岚：您说过，“重建附近”不是一种论述，而是一种劝说，尤其是对年轻人的劝说。那么，为什么“附近”对年轻人尤其重要？

项飙：年轻人关心的就是两极。一方面他们非常关注自我，比如对毕业以后去哪里很焦虑，但另一方面，通过社交媒体，他们又非常关心远方，比如全球的一些危机，这些由各种抽象说法形成的宏大叙事，造成了社交媒体上各种辩论中很大的情绪波动。但是人们对自己周边的生活究竟是怎么样的，认知反而是很模糊的。

我觉得，如果一个人对身边的事情都讲不清楚，那他讲远方的事情肯定也讲不出什么意思来，因为他缺乏对人的经验进行洞察的能力，他讲来讲去都是书面上的词语。所以我觉得，不懂得“附近”，也就不可能懂得世界。

“附近”这个概念为什么会引起反响，比较重要的原因是它点出了一个症结，就是很多年轻人觉得自己的生活是失控的。一方面，年轻人觉得社会非常复杂，充满不确定性，他缺乏安全感；另一方面，他又觉得自己的生活没有选择空间，也不知道未来究竟能不能获得他要的东西，因为他觉得这个世界一旦超出他那个“泡泡”，是一个好像特别不能把握的世界。从这两重意义上来讲，年轻人都觉得不能够控制自己的生活。当觉得自己的生活失控或无意义时，他会产生一种很自然的愿望，就是要重新在生活里找到一个立足点。

那这个立足点是什么呢？我觉得，大家在“附近”这个意象里看到了一种可能，认为“附近”可能是一个新的抓手和立足点，是大家重新建立对生活的可控感、至少是可知感的一个基础。

（摘编自《“重建附近”：年轻人如何从现实中获得力量？——人类学家项飙访谈（节录）》，有改动）

材料一：

意境说也是中国文艺理论的重要范畴，它的影响，它的生命力不下于文气说。意境说最初只应用于诗歌，后来波及小说。废名说过：“我写小说同唐人写绝句一样。”所谓“唐人绝句”，就是不着重写人物，写故事，而着重写意境，写印象，写感觉。物我同一，作者的主体意识很强。这就使传统的小说观念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使小说和诗变得难解难分。这种小说被称为诗化小说。这种小说的语言也就不能不发生变化。这种语言，可以称之为诗化的小说语言——因为它毕竟和诗还不一样。所谓诗化小说的语言，即不同于传统小说的纯散文的语言。这种语言，句与句之间的跨度较大，往往超越了逻辑，超越了合乎一般语法的句式（比如动宾结构）。比如：“老白粗茶淡饭，怡然自得。化纸之后，关门独坐。门外长流水，日长如小年。”（《故人往事·收字纸的老人》）如果用逻辑紧严、合乎语法的散文写，也是可以的，但不易产生如此恬淡的意境。

强调作者的主体意识，同时又充分信赖读者的感受能力，愿意和读者共同完成对某种生活的准确印象，有时作者只是罗列一些事物的表象，单摆浮搁，稍加组织，不置可否，由读者自己去完成画面，注入情感。“鸡声茅店月，人迹板桥霜。”“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人家，古道西风瘦马。”这种超越理智，诉诸直觉的语言，已经被现代小说广泛应用。如：“抗日战争时期，昆明小西门外。米市，菜市，肉市。柴驮子，炭驮子。马粪。粗细瓷碗，砂锅铁锅。焖鸡米线，烧饵块。金钱片腿，牛干巴。炒菜的油烟，炸辣子的呛人的气味。红黄蓝白黑，酸甜苦辣咸。”（《钓人的孩子》）这不是作者在语言上耍花招，因为生活就是这样的。如果写得文从理顺，全都“成句”，就不忠实了。语言的一个标准是：诉诸直觉，忠于生活。

文言和白话的界限是不好分的。“一路秋山红叶，老圃黄花，不觉到了济南地界。”是文言，还是白话？只要我们说的是中国话，恐怕就摆脱不了一定的文言的句子。

中国语言还有一个世界各国语言没有的格式，是对仗。对仗，就是思想上、形象上、色彩上的联属和对比。我们总得承认联属和对比是一项美学法则。这在中国语言里发挥到了极致。我们今天写小说，两句之间不必，也不可能在平仄、虚实上都搞得铢两悉称，但是对比关系不该排斥。比如：“罗汉堂外面，有两棵很大的白果树，有几百年了。夏天，一地浓荫。冬天，满阶黄叶。”如果不用对仗，怎样能表达时序的变易，产生需要的意境呢？

（摘编自汪曾祺《小说语言的诗意》）

材料二：

文学的第一要素是语言。在具体创作中，怎样让文学语言鲜活灵动起来？

首先，作家要承认文学语言本身有着独立的审美价值。汪曾祺说，语言是思想，语言是文化，语言更是一个生命体。既然是生命体，就要拥有与别人不一样的感情和色彩。沈从文评判优秀文学语言的依据，就是要“浸透了作者的人格和感情”。同时，文学语言又不能像橘子皮那样随意剥离。它表面看是技巧和形式，但又超出了技巧和形式，是巧妙融合到整篇作品骨子里的。

其次，文学语言是作品气脉、气质和作家心力、品质等的综合体现，可以看出作家在其中究竟用了多少心血和功夫。《红楼梦》为何一直被奉为中国文学语言之集大成者？就是曹雪芹在十几年时间里用超凡的才华倾心倾力打造的结果。文学语言比故事内容更有生活的黏着力，更容易先声夺人。余华对文学语言的运用体会是，先在语言技巧和形式叙述上展现出“不一样”，再回归个体现实，使语感、乐感、视点甚至幻觉凸显。阅读他的作品时，可以察觉到余华运用语言的本真心智和力量。

美妙的文学语言不会凭空产生，作家要结合作品内容和语句反复琢磨、深入推敲，所以作家既要假以时间上的沉思，又要有气脉、气质和心力、心慧的巧妙运用。文学语言要求明净耐品、活色生香，如果嘈杂喧嚣了，气韵和节奏就会败坏。难怪阿来说：“语言不好，即使作品能红极一时，也不会传之久远！”

再次，文学语言上的生动表达，并非高不可攀，反复修改是作家必备的基本功。一个对自己作品不修改、不订正的作家，文学语言上的表达仅凭第一次出版就包打天下，总是令人惋惜的。文学语言要求作家对作品经时间沉淀后多次审视，使作品语言节奏、韵律和风格集中显现，产生独特的魅力。

（摘编自付秀宏《让文学语言鲜活灵动起来》）

“芦花才吐新稳。紫灰色的芦穗，发着银光，软软的，滑溜溜的，像一串丝线。有的地方结了蒲棒，通红的，像一支一支小蜡烛。青浮萍，紫浮萍。长脚蚊子，水蜘蛛。野菱角开着四瓣的小白花。惊起一只青桩（一种水鸟），擦着芦穗，扑鲁鲁鲁飞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