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本一：

一直快到天明的时候，两个人的情绪才又激昂起来。虽然少安没能说服弟弟回家和他一块办砖厂，但他们兄弟俩兴奋地议论了这两年家庭发生的变化，互相还鼓了好多劲，这使他十分高兴。通过实际观察，少安感觉弟弟的确成了大人，看来完全可以独立在外面闯荡——他现在对这点倒可以放心了。归根结底，孙少安还不是那种纯粹的老农民意识；他多少还有点文化，本质上又不属那种安于现状的人……

孙少安怀着一种惆怅而激动的情绪，一个人慢慢遛达着。

他习惯地走到原来的学校院子，却猛然意识到：学校已搬进了原二队的饲养院里！

不过，他倒一下子无法把自己的双脚从这个破败的老学校的院子里挪出来。

他看见，这个当年全村最有生气的地方竟是这样的荒芜衰败了！

这就是当年他上过学的地方！他的弟弟、妹妹都在这里上过学。而现在，他的儿子却不得不离开这地方，搬到曾经喂驴拴马的棚圈里去念书了。这是历史的耻辱，也是双水村的耻辱。

“不过，你孙少安大发感慨，可又给双水村做了些什么事？”有一个声音突然在内心中问他。孙少安怔了怔，忍不住仰起脸向天空长长地嘘了一口气。仅仅在这一刹那间，某种想法便不由地主宰了他的意识，他猛然想：是呀，我为什么不可以把这座学校重新建造起来呢？连神汉刘玉升都有魄力重建庙坪的破庙，我为什么没勇气重建这个破学校？

一种使命感强烈地震撼了这个年轻庄稼人的心，使他浑身不由滚过了一道激奋的颤栗！

好，你刘玉升修庙，我孙少安建校！咱们就唱它个对台戏！

孙少安旋即走出这座颓败的学校院子，转而来到不远处的原二队饲养院。他蹑手蹑脚来到“教室”窗户前。窗户是临时垒的，栽几根粗糙的木棍，破麻纸被风吹得哗哗价响。他透过窗户上的破纸洞，看见姚淑芳老师正领着孩子们读拼音。里面黑乎乎的，一股牲畜的粪便味直冲鼻子。他半天才看见虎子背抄着双手，小胸脯挺着在念拼音。他鼻根一酸……

孙少安拧转身急速地步出了这个破院子。他更加迫切地感到，他有责任让孩子们尽快和这个饲养院永远地告别，重新回到更好的环境中去念书。

他直接去找他的朋友金俊武。俊武听他说了自己的打算，也很兴奋，立刻表示他将全力支持他办这件大事。两个人同时还商定，他们也成立一个会，叫“建校委员会”，由少安任会长，俊武任副会长。少安表示，他准备拿出一万五千元。如果剩余下钱，还可以建立“奖学金”什么的。

当天晚饭后，少安也神秘地把父亲叫到院子里，给他说了他的打算。

玉厚老汉嘴一张，结果连什么也没说出来。他万万没有想到，儿子连敬神的几十块钱都不愿出，却拿这么一大笔钱修震坏的那个破学校！

出乎少安意料的是，平时勤俭的秀莲却特别痛快地支持他搞这件事。事情由生病的妻子最后画了“圈”，就算敲定了。

当天夜晚掌灯时分，少安一个人爬上了庙坪山。他蹲在山顶的梯田楞边，静静地环视着月光朦胧的双水村……此刻，他一下子想起了许许多多的事。从少年时期的生活，一直想到了现在。噢，他已经在这块土地上生活了半辈子。他的后半辈子也要在这块土地上度过。往日的生活有苦也有甜。重要的是，他现在才感到腰板硬了一些。过去，日日夜夜熬煎和谋算的是怎样才不至于饿死，如今却有可能拿出一大笔钱来为这个他度过辛酸岁月的村庄做点儿事了。当然，比起一些干大事的人来说这实在算不了什么，可这是他孙少安呀……

月亮是这样的皎洁，夜是这样宁静，村庄沉浸在睡梦之中，东拉河却依然吟唱着那支永不疲倦的歌。

几天以后，孙少安要出钱重建学校的事件就传得家喻户晓了。于是，双水村出现了“今古奇观”：两个民间组织——以孙少安、金俊武为首的“建校会”和以刘玉升、金光亮为首的“建庙会”。叫人哭笑不得的是，许多人竟对这两个“会”同时都抱支持的态度。

（摘编自路遥：《平凡的世界》有删改）

文本二：

乡土社会在地方性的限制下成了生于斯、死于斯的社会，常态的生活是终老是乡。假如在一个村子里的人都是这样的话，在人和人的关系上也就发生了一种特色，每个孩子都是在人家眼中看着长大的，在孩子眼里周围的人也是从小就看惯的。这是一个“熟悉”的社会，没有陌生人的社会。

在社会学里，我们常分出两种不同性质的社会：一种并没有具体目的，只是因为在一起生长而发生的社会；一种是为了要完成一件任务而结合的社会。用一位外国学者的话说，前者是“有机的团结”，后者是“机械的团结”。用我们自己的话说，前者是礼俗社会，后者是法理社会。

（节选自费孝通《乡土中国·乡土本色》）

流传千古的名言“宁为玉碎，不为瓦全”，把玉的完美与人格尊严联系在一起，相比之下的“瓦”就逊色得多。先秦屈原《卜居》中说“蝉翼为重，千钧为轻；黄钟毁弃，瓦釜雷鸣”，“黄钟毁弃，瓦釜雷鸣”就是比喻有才德的人被弃置不用，而无才德的平庸之辈却居于高位。在我们的传统认识中，瓦被赋予了很多消极的意义。而实际上，作为我国古代常用的建筑材料，瓦的发明在我国古代建筑史上具有里程碑式的重要意义。今天就来说说瓦。

人们俗称“秦砖汉瓦”，但这并不准确。就像古诗中“秦时明月汉时关”一样，是一种修辞性说法。其实瓦的出现，比汉代要早得多。战国时著作《世本》记载：“桀作瓦屋。”这可能是传说。桀是夏代有名的暴君，子承父位，未经创业艰难，不可能像神农尝百草，后稷教人稼穑一样去“作瓦屋”。但陶器的出现，到桀的时代已有三千余年历史。夏桀为了自己的享乐，让匠人把茅屋改作瓦顶，倒也是合情合理的事情。但至少，今天所说的瓦的形态的出现，不会晚于春秋。《左传·昭公二十六年》记载了一次战斗。齐国的子渊捷追赶泄声子，“射之，中盾瓦”。“盾瓦”，就是盾牌的瓦形凸面。可见瓦已是当时人们熟知熟见的东西了。

可是，那时瓦还没有变成专称，其它陶制品，也可以称瓦。比如“弄瓦之喜”的说法，出自《诗经·小雅·斯干》，“乃生女子……载弄之瓦”。意思是生下女孩儿，拿纺线瓦锤给她玩。那种瓦锤，就是陶制品，形状和用途，与今人手工纺毛线的纺锤相似。待到瓦用于房屋建筑，才渐渐变为专称，唐宋时期，便用“瓦子”“瓦肆”代指繁华市区了。

陶制品是人类划时代的发明，因而瓦的用途很多。瓦在古代是种重要的占卜工具，人们摔碎瓦片观看纹理，来预测吉凶成败。瓦除了建房屋，还用来镶井壁，叫做甃。形体很大，长可达到一两米，圆形井壁由两块、三块或四块瓦围成一圈，《周易》《庄子》都有记载。秦汉瓦井已很普遍。商周时的井只是木框镶口的土坑，“井”字就是那种井的象形。自从用瓦镶井壁，井的质量和功能才大大提高。此外，瓦还可以作乐器和棺材等。

瓦的制作并非轮制，而是用圆型模具做胎，用熟泥片贴在外围，等距离划开，晾干后自动从模具上脱落，成为瓦坯。宋应星《天工开物》记载很详细。古人的确很聪明。

夏桀当初“作瓦屋”只是为了自己享乐，至于造福后人几千年，的确是他所没有想到的。

（改编自伪农《淡味斋随笔·说瓦》）

论文艺与政治

章辉

在古希腊哲学中，特别是在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哲学中，文学与政治关系密切。在他们看来，文学反映了它们身处其中的政体的精神、主导性的观点和构建性的政治原则。从一方面看，艺术是关于审美的，而政治是关于治理的，这是两个不同的领域。但审美经验有助于促进德性培养，这样，艺术生产与政治目的是一致的，都是致力于构造美好的生活。从另外一方面看，艺术是关于自由的，而政治是关于权力的，这就构成了一种对抗关系。因为，如果政治是关于权力的，那么它也可能是压迫性的，它可能压迫追求自由的艺术。但在政治高压的环境中，艺术对压迫的反抗不是通过明确的政治内容，而是借助非直接的、隐秘的美学技巧或艺术形式，比如运用讽刺、比喻、幽默、象征等美学手法对颠覆性的内容予以编码和加密，这种掩饰是艺术逃避审查保护自己的方法。

但是，艺术的外表，即非直接、隐蔽性、致力于颠覆的美学形式与其政治效果之间存在矛盾。使用公开的颠覆性内容就违反了法律，只能在美学技巧中表达颠覆性的内容，但必须让这种美学形式广为人知，即人们要能够熟悉理解这种艺术形式。如果形式太过离奇或技巧性太强而难以被大众所理解，就削弱了颠覆性政治内容的传播效果；如果政治内容太过直接，则这种艺术只能保持在地下状态，比如“文化大革命”中的许多诗歌。

在压迫性的社会，艺术要追求自由。如中国现代文学中普遍有民族解放的主题，因为中华民族要从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压迫中解放出来。但在自由的社会环境中，艺术更多地关注个人的问题，于是，艺术的目的是为了自身，为艺术而艺术这种观点就出现了。但艺术一旦去除了社会政治这一宏大叙事，就可能琐碎化为娱乐。

自律主义主张艺术独立于政治，艺术应该维持中立的纯粹超然的姿态。艺术占据的是理想的领域，政治则是权力领域。一旦结盟政治，艺术就腐化了。此时，艺术的形式还存在着，但其内容已经改变，艺术受雇于政治运动，最终导致权力迫害。但是，艺术不可能不对社会包括政治产生影响，但这种影响是复杂的。现代诗人奥登在他的纪念叶芝的死和关于爱尔兰政治的诗歌中说，诗人不能导致任何事情的发生。这只是一般的情况，在某些时候，艺术确实具有政治影响，比如《汤姆叔叔的小屋》推动了美国的废奴运动，美国现实主义小说家厄普顿·辛克莱的《屠宰场》仔细描绘了肉食加工业的情形，这部著作出版后，肉食工业的改革在美国开始了。

一方面可以说，任何文学作品是社会政治因素的产物，因为作家的人格是为他所处的社会政治环境所塑造的。另一方面，重要的文学作品和文学流派对社会具有深刻的影响，它摧毁禁忌、规则和社会偏见，这就有助于社会价值观的变迁，反过来促进了社会和政治变革。我们可以研究社会环境对文学的影响但要考察作家对其社会时代的影响就很难。

（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