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小题

材料一

苏东坡十一岁时，进入中等学校，认真准备科举考试。为应付考试，当时的学生必须读经史诗文，经典古籍必须熟读至能背诵。最努力苦读的学生会将经书和正史抄写一遍。苏东坡读书时也就是用这种方法。若对中国诗文朴质的经典，以及正史中常见的名称世故暗喻等典故稍加思索，这种读书方法，自有其优点。因为将一本书逐字抄写之后，对那本书所知的深刻，绝非仅仅阅读多次所能比。这种用功方法，对苏东坡的将来大有好处。

苏东坡与弟弟苏辙正在这样熟读大量的文学经典之时，他们的父亲赶考铩羽而归。苏洵对功名并未完全死心，自己虽未能考中，但他以纯粹而雅正的文体教儿子，教儿子深研史书为政之法。这样的家庭气氛，正适于富有文学天才的青年的发育。

（摘编自林语堂《苏东坡传》）

材料二

苏轼生活在佛教传播相当发达的四川，处在峨眉佛教文化圈之中，苏轼家庭的宗教氛围也十分浓厚，其父苏洵是云门宗四世圆通居讷的皈依弟子，其母程夫人是优婆夷，其弟和其继妻都信佛，这对他产生了潜移默化的影响。

从苏轼的经历看，他刚开始虽受社会和家庭的影响对佛教抱有好感，然而并没有真正信奉佛教，元丰三年“乌台诗案”后，四十一岁的苏轼被贬黄州团练副使，政治上的挫败使他开始反省，重新思考人生的价值意义，并借佛老的方法来净化自心。这一时期，他审视自己的经历以及处世态度，重新寻找心灵的支撑点，开始思考人生的真谛，开始接受佛教思想。谪居黄州以来，苏轼躬耕东坡，作诗赋词，向世人展现了一个极富魅力的“东坡居士”形象。

黄州词如此丰产的数量也预示着它内容的丰富性，其中有对美好理想的追求，有在被贬后旷达心情的抒发，有登高临水、吊古伤今，有对亲戚朋友的思念，也有对世间丑恶的讥讽；既有火树银花的都市，也有静谧祥和的乡村……题材之广泛已然突破了前人。他前期的作品大气磅礴，豪放奔腾如洪水破堤，一泻千里；而后期的作品则空灵隽永，朴质清淡。

苏轼诗词的主导风格是洒脱旷达，其旷达风格的形成并非因其个人与偶然，同时也是整个宋代文化浸染下的产物。苏轼从来都是以一种无所不适的超然态度来面对自己所遇到的种种挫折，佛学思想的影响让他形成了一种入世而又超世的境界。他在诗词中抒发人生如梦的感触，表现超然自如的人生态度，营造出一种空灵、恬淡而又清雅的独特的意境，从而构建出一个“词意高妙”的超然旷达的艺术高境。

（摘编自赵凡龙《苏轼黄州诗词论析》）

材料三

相比唐诗，词在日本的影响要弱一些，这是因为观念上诗为正宗，词为诗余，而且写作技术更难。尽管如此，日本文人写词还是代不乏人，他们学习、模仿唐宋词人，其中特别喜欢效仿苏轼的词作。苏轼是开辟了宋词新天地的一代词人，其词不仅在国内影响深远，而且早就流传到了东亚各国。夏承焘在《论词绝句》中云：“坡翁家集过燕山，垂老声名满世间。”说明在其生前文集已在国外广为传播。

日本词人学习、效仿苏轼的词，首先是仿调，即采用苏轼创作的词调。苏轼最有名的豪放词有《念奴娇·赤壁怀古》和《水调歌头》，许多日本词人也喜欢用此词调作词。在日本词人中，森槐南特别心折于苏轼，也最有苏词之风，夏承焘在《域外词选》序言中称赞他：“日本词人为苏辛派词，当无出槐南右者。”他有《酹江月》“题髯苏大江东去词后”，与苏轼进行跨时空的对话：“我思坡老，铁绰板歌，是森然芒角。便把大江东去意，试问南飞乌鹊。斜月荧荧，明星烂烂，撑住曹瞒槊。人生知几，仰天长啸寥廓。”森槐南用苏轼词调凭吊苏轼，一方面揣摩苏轼创作该词时的心路历程，对其境遇表示同情；另一方面对苏轼的人格魅力和风流才情作了高度的评价，称其“文章卓荦”，为“一世之雄”，可称是苏东坡的“异代知己”。

其次是用韵，即按照苏轼词的韵脚来进行创作。如林读耕斋有次韵苏轼的《满庭芳·警世》词；野村篁园有次韵苏轼的《水调歌头》“中秋梅岩蓉湖枉过，词以记喜，用坡老韵”；森川竹磎有次韵苏轼的《劝金船》“送横川唐阳赴任丰桥，用苏东坡原韵”；铃木豹轩有次韵苏轼的《念奴娇·汴京怀古》。这些词不光次韵，大都也是以苏轼词为范本创作。有的步韵和苏轼原作韵字相同且次序一致，如林读耕斋的《满庭芳·警世》词，韵脚与苏轼的《满庭芳·警世》词完全一样。

再次是仿意，指借用、模仿苏词的语词句式、立意、风格来进行创作。有的直接撷取化用苏轼词的经典语词，表达其相似情怀。如用“琼楼玉宇”，森槐南的《水调歌头》：“摩垒晓风残月，接武琼楼玉宇，酒醒不胜寒。”高野竹隐的《水龙吟》：“料琼楼玉宇，高寒空共，月明千里。”有的是学句法，对苏轼词中的经典句法进行效仿。如对苏轼《水调歌头》中的“我欲乘风归去，又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的模仿，高野竹隐的《水调歌头》云：“我欲采槎去，招手海边鸥。”森川竹磎的《水调歌头·琵琶湖上赋》云：“我欲横吹铁笛，乍可呼醉仙客，对酒拍阑干。”竹隐词中也出现了相同或相似的意象和意境。“杯浸琉璃千顷，月照山河一片”和苏轼的《水调歌头》（落日绣帘垂）中“一千顷，都镜净”意象仿佛。有的效仿已脱略苏词形迹，达到自出机杼的地步。如森槐南的《水调歌头》：“论填词，板敲断，笛吹酸。声裂哀怨第四，犹道动人难。摩垒晚风残月，接武琼楼玉宇，酒醒不胜寒。”在词中抒发胸襟怀抱，表达词学见解，与苏轼一样境界宏阔开放，豪健清雄。

（摘编自钱锡生《日本词人对苏轼词的接受》）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材料一：

尽管21世纪以来的小说创作出现了许多优秀的作品，但从文学的审美性而言仍然存在着一些问题，其中技术化和观念化的写作倾向是当下小说创作中的两个核心问题，它们都与“地方性经验”的弱化有关。

技术化和观念化的写作倾向在当下产生的主要原因是多方面的。文学陶醉在自我的营造和幻想之中，不仅失去了解释世界和社会的能力，而且与日益变动的社会现实脱离了联系，这正是文学的技术化和观念化倾向产生的文化逻辑之一。影响当下文学发展的因素还有很多，但缺少切实的地方性经验以及在这种经验基础上的思想能力。地方性经验包含两层意思：一是作为“地之子”融入土地和土地上生活的人们的生命中，获取富有生活质感和生命热情的生活经验；一是要体现出地方性的风土人情，也就是地方色彩。

“地之子”的生命体验与人的精神、情感、命运相关联，也关联着地方的风土人情和气韵色彩。在当下的文化背景下，包含着地方色彩的地方生活经验，对文学创作有着重要的价值和意义。“地方色彩”当理解为地方文化形式，它包含地方的语言表达形式、特有的民俗、人际交往方式、生活方式、审美形式等。从文学创作的角度，我们重点讨论“地方语言”和“地方风俗”这两个问题。

“地方语言”或者说方言是地方色彩最为直接的呈现形式。刘半农说：“方言是文学创作中最感动人的一种语言。”今天，纯粹的方言写作似乎有太大的局限，但优秀的作品不能没有地方语言的韵味和特点。王安忆小说中的上海韵致，张炜小说的胶东风情，都在证明着地方语言的审美力量。

地方语言传达着地方文化的气息，地方的风土人情、民俗形式却是构成地方文化经验的重要文学内容。地方的风土人情、民俗形式包含着风景、仪式、人的交往方式、民间故事传说、民歌民谣等内容。地域的、不规范的民间文化，对作家创作具有重要的文学价值，它往往给文学带来审美活力，启示当下的文学创作应避免过分技术化和观念化的倾向，重视切实的地方生活经验和文化形式。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在时代的变化中把握生活的变化、文化的变化，才能在世界文化背景下讲好具有“中国特色”的中国故事。

（摘编自王光东《小说家要善于从“小地方”看到“大世界”》）

材料二；

民族的才是世界的。王光东教授说：“文学的‘地方韵味’‘地方性’是必要的，正是这种‘地方性’才呈现出文学的个性和审美性，并构成‘世界文学’的一个组成部分。”特色成就了个体或族群，文学语言的“地方性”为文学，甚至为地方文化或民族添加了一块厚厚的砖瓦，用以区别并区隔异类文明，这是一种文化的自我保护，也是一种文化的自我张扬。语言的审美性构成了文化的美，不同的文化的美又组成了文明的美，正是众多各具特色的“地方性”语言组合成为中华民族华夏文明的整体审美个性，就如以汉服、唐装为代表的中国民族特色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一样，闪耀着个性的光芒。

但是，如同审美化运动翻滚着整个世界一样，狂热的审美化所造就的现实已经不复为美，充其量成为一种冷漠而毫无特色的庸俗复制的审美产品。从宏观来看，伴随着强势经济资本席卷而来的便是强势文化和语言的入侵，文化的传统同构与分隔理念已通过文化的“外部网络”而被打破。在这个意向中，我们明显感受到，我们的民族文化逐渐流失在全球化的进程中。从微观来看，审美的理性反思似乎被一些人所诟病，在这个与世界接轨的“大同”趋势中，一种对“文明的调节”逐渐开始毫无知觉地与正在毁灭我们的东西沆瀣一气。普通话作为官方交流工具的同时也大面积取代着乡土情根深种的方言，正宗且带有乡土气息的方言已经成为老一辈的专利。除了贾平凹、张炜、莫言等以乡土情结写作、思考的文人，新一代的写作群体已经被当代大众审美所融合着、消费着、篡改着，语言的统一却确确实实区隔着符号之下的差异性审美特色，除了唯一的辨认——中文外，其内部面貌已经难以辨认。这是语言的失落，更是情感的断裂。

因此，世界性语言的存在是为了破除那道被上帝所诅咒的围墙，可是，每一种独特的小语言和独立的文明体系才是构成这堵大墙的基层砖瓦，若小的瓦块消失殆尽或变异，那么区隔并保护人类文明的这堵大墙将何存？所以，如何以超越的姿态来达到以差异性审美个性为元素的统一之美，捍卫这座人类语言、文化的审美之城，依然值得深思。

（摘编自田婧《超越美的美——再论文学语言“地方性”问题》）

中国古代有儿童文学吗？

①中国古代有儿童文学吗？这个问题百年来一直存在争议。

②中国儿童文学自古有之这一观点始于1913年。当时有学者认为，中国古代虽无“儿童文学”之名，却有儿童文学之实，并以部分古代小说与民间娱儿故事为证，后来认为古代存在儿童文学的学者几乎都以此为依据。而反对者认为，儿童文学是现代化进程中的产物，“中国古代并未发现‘儿童’，没有‘儿童’的发现作为前提，为儿童的儿童文学不可能产生。因此，儿童文学与一般文学不同，它只有现代而没有古代。”

③应注意的是，无论观点如何，双方都是在现代的儿童文学理论基础上立论的。不可否认，中国古代确实不存在“儿童文学”的概念，自然也就没有相应的判断标准。要对中国儿童文学做历史考察，不妨使用现代儿童文学标准的核心部分来衡量古代作品。之所以不是完全采用现代标准，是因为古今有别，考察时应避免以今衡古。

④在中国古代，最容易为儿童接受的文学形式莫过于童谣。不过有很多童谣被统治阶级用来制造舆论，也有不少被用来向儿童灌输封建伦常，这些童谣都不能纳入古代儿童文学的范畴。当然，仍有相当数量的童谣与儿童生活息息相关，这类童谣明代以后尤多，如明代杨慎所编《古今风谣》中的部分童谣、清代郑旭旦所编《天籁集》、意大利人韦大利1896年所编《北京儿歌》、美国人何德兰1900年所编《孺子图歌》。这部分童谣，内容取自儿童日常生活，没有牵强附会，也没有强加道德诠释，且言辞质朴，多用叠音，节奏明快，适合儿童记诵，符合儿童的心理和接受能力。

⑤蒙书专为儿童编写，作启蒙发智之用，但细分又有不同。一类为识字百科，如《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等，从目的和效果来看，这类书更像是后来的识字课本。另一类则有一定的文学色彩，虽然内容简单，但都有明晰的人物、故事情节，用浅显的语言讲述故事，用符合儿童性情的方式教之以事，以事寓理，或诱之以趣，以趣入情。如元代虞韶的《日记故事》，搜集有曹冲称象，司马光砸缸等描写儿童才智的小故事。又如始撰于明代的《龙文鞭影》，虽看似为典故大全，但对其中所含故事的讲解可以作为儿童启蒙的途径。这类作品应归入儿童文学的范畴。

⑥另外，不能认为只要是描写儿童的作品，就属于儿童文学。像左思《娇女诗》、李商隐《骄儿诗》等以儿童入诗，情感真挚、刻画逼真、手法多样，但这不是儿童文学，因为这些诗只是以成人的视角来审视孩子，用成人的笔触来描写孩子，表达的是成人内心的情感活动，唤起的是与诗人身份、环境相近的那些人的共鸣。现在我们用这类作品来对儿童进行文学启蒙，那又是另外一回事了。

⑦还有一些文学作品，以现在的眼光来看，既适合儿童阅读，又符合儿童接受能力，如《山海经》中的“精卫填海”、《搜神记》中的“李寄斩蛇”、《西游记》中的部分篇章等。不过，这部分作品不是专为儿童编写、创作的，它们可被视为一种文化资源，经过加工后可供今天的儿童阅读，但不能直接称为“儿童文学”。

⑧综上所述，中国古代文学中有为儿童创作的、符合儿童心理且适宜儿童接受的文学作品，因此，中国古代虽没有“儿童文学”这一概念，但存在儿童文学的事实。说中国古代不存在儿童文学是不客观的，只能说，中国古代的儿童文学不是完全契合现代的儿童文学理论和体系，中国古代的儿童文学作品的体裁、题材没那么丰富，数量也没那么繁多。

名高麟阁，功显云台^①。

朱熹正学^②，苏轼奇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