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①既然艺术鉴赏是主客体的感情交流活动，那么，鉴赏者就不是完全被动的受感染者。作为审美主体，他有很大的能动性，是艺术形象创造的积极参与者。当然，他不是艺术生产过程中的参与者，而是消费过程中的参与者。王朝闻把艺术鉴赏的心理活动叫作“再创造”。他说：“艺术形象，其实不过是借有限的但也就是有力的诱导物，让欣赏者利用他们的那些和特定的艺术形象有联系的生活经验，发挥想象，接受以至‘丰富’或‘提炼’着既成的艺术形象。”

②既然艺术鉴赏是一种“再创造”的心理活动，那么，不同的鉴赏者对于某一部作品的艺术感受，并不是完全一样的。正如鲁迅所说：“看人生是因作者而不同，看作品又因读者而不同。”当然，因为鉴赏的是同一部作品，作家所提供的信息——诱导物是相同的，所以鉴赏者的再创造也不至于离题万里；而是大同小异。

③在艺术鉴赏活动中，先是鉴赏者感受到作品所传递的信息，在感受的基础上，就进入体验。体验是鉴赏过程中必不可少的心理因素。因为没有体验，就不能进入作品的规定情景；没有体验，就不能深切地感受形象的情感精神。鉴赏者是在体验的基础上通过想象活动，而再体现在头脑中。体验是以本人的记忆为基础的。演员在体验角色的感情时，需要在生活库存中唤起自己的情绪记忆；读者在鉴赏艺术形象时，也需要在生活库存中唤起自己的形象记忆。这就要求有相应的生活经验，如果没有相应的生活经验，那就无从体验，也就无从“再体现”或“再创造”。但即使在同一或相近的社会形态中生活的人们，其人生体验也是各不相同的，因而再创造的艺术形象就必然有所差别。所以外国人说：一千个读者的心中，有一千个哈姆莱特。

④艺术鉴赏的另一重要心理因素是想象，想象在创作过程中起着重要的作用，在鉴赏活动中也占有同样重要的位置。鉴赏者总是在生活体验的基础上，通过想象来丰富艺术形象。生活是无限广阔和无限复杂的，而艺术则只能用有限的画面和有限的笔触去表现它，作者选取典型情节和典型人物，抓住特征性的几点，加以勾勒，诱导读者、听众用想象加以补充，这样才能余味无穷。如果写得太实，不给读者留下想象的余地，那倒反而索然无味了。马远的绘图《寒江独钓图》，只画一个老人坐在小船头上独钓，画面很简单，但能引起读者的想象：这大概是一个高士，避开世俗的纷争，独钓寒江，恬然自得。欣赏音乐，想象的作用就更大了。白居易《琵琶行并序》里说：“大弦嘈嘈如急雨，小弦切切如私语。嘈嘈切切错杂弹，大珠小珠落玉盘。”这写的就是欣赏音乐时的想象和联想。如果连最起码的想象力也没有，那是根本无法欣赏艺术作品的。电影里有蒙太奇的组接，小说里的情节也有跳跃，没有想象就连续不起来。至于象征主义作品，意识流艺术等，没有丰富的想象力就更不行了。当然，鉴赏者的想象是以艺术形象所提供的信息为，基础的，不能离开它而胡思乱想。否则就离谱了，那就不叫艺术鉴赏。

⑤艺术鉴赏还有一种心理因素；叫移情作用，艺术作品是以情感人的，审美主体被感动之后，激发起了相应的感情，又将这种感情外射到审美对象身上去。这就是情感的交流。当然，这种交流是有条件的。首先，审美对象作为客体，它必须是美的，然后才能打动审美主体。但是，若把鉴赏活动仅仅看作是审美客体以美感感情打动审美主体，而审美主体似乎完全是被动的，那也不合乎事实。因为移情作用实际上是存在的。杜甫诗曰：“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这是鉴赏自然美时移情作用的例子。鉴赏艺术美也是一样。人们常常进入角色，与之同喜同悲，同笑同哭，为古人担忧。朱光潜在《文艺心理学》中记载：一个英国老太婆看《哈姆莱特》，到最后决斗的一幕，大声警告哈姆莱特说：“当心呀！那把剑是上过毒药的！”类似的例子尚多，这都说明观赏者的感情是外射到审美对象上了。当然，完全达到物我同一，失却了理智，也并不好，枪杀演坏人的演员就是极端的例子。布莱希特提出了“间离效果”的表演理论，要求演员在感情上与角色保持距离，从而避免使群众把对角色和演员本人的感情混合，这是很有道理的。这样，就必须要求鉴赏者亦情亦理，既能放纵感情，又能控制感情。

⑥艺术鉴赏不但是感受的过程，同时是一个认识的过程。所以在艺术鉴赏的心理活动中，还有再认识 再评价的因素。作者将他对生活的认识和评价表现在作品里，鉴赏者则通过作品对生活做出再认识和再评价。鉴赏者的认识水平可能低于作者，这样他就不能全部领会到作品的思想意义，这在现实生活中是常见的。但是也有可能鉴赏者的认识水平高于作者，他可以从作者所描写的生活画面认识到更多的东西，这在现实生活中也并不少见。人们常说的“形象大于思想”，就是指这种情况。正因为艺术作品的思想不是直接说出的，而是通过艺术形象表现出来的，有可能提供一些客观情况，让鉴赏者做出再认识与再评价。

（摘编自吴中杰《文艺鉴赏的审美特点》）

登鹳雀楼

王之涣

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

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

材料一：

《乡土中国》中从“差序格局”到“男女有别”，三篇文章讲的是家、国、天下三者的伦常关系在社会学上的意义。费孝通认为中国社会关系的结构是以“己”为中心，根据亲属关系的亲疏不断推衍出去的同心圆，这就是“差序格局”。无论是民间还是绅士，这条伦理道德秩序都是共通的。

“从己到家，由家到国，由国而天下，是一条通路。《中庸》里把五伦作为天下之达道。”而且重要的是，“在我们传统里群的极限是模糊不清的‘天下’，国是皇帝之家，界线从来就是不清不楚的，不过是从自己这个中心里推出去的社会势力里的一圈而已。”

他强调：“在西洋社会里，国家这个团体是一个明显的也是唯一特出的群己界线。”这意味着在他看来，这个“差序格局”中“家、国、天下”的层次差等在当代社会仍旧需要延续下来，不过相对应的转变是“国”从皇帝之家转为“民族”之家。对于这个转变费孝通在这里没有进一步延伸，不过，单纯从血缘的角度并不足以解释最基本的经验事实，就是任何社会的人群居处，总是得与“别人”交往，简单说就是得有联姻的基础；若只有“差序格局”，那么除非出了九族，不然没有婚姻的可能。近的如邻里，远的如不同民族，其中的关系要比这复杂得多。

（摘编自王铭铭、杨清媚《费孝通与〈乡土中国〉》）

材料二：

《乡土中国》中“差序格局”一词高度概括了中国传统的社会结构、人际关系的逻辑和传统文化的特点。作为乡土中国的社会结构，这一概念具有丰富的文化意蕴和鲜明的社会特征。

一是差序格局的等级性。差序格局中的“序”，即有等级之意。在儒家文化中，我国社会结构尤为注重人伦。“伦是有差等的次序。”君臣、父子、夫妇、政事、长幼、上下等都有着严格的伦理界限，不可逾越。“亲亲也、尊尊也、长长也、男女有别，此其不可得与民变革者也。”在传统社会中，差序格局与礼治秩序紧紧弥合在一起，可以说，差序格局是伦理纲常、等级有序等儒家伦理存在的社会基础，礼治秩序从文化上不断型塑着、强化着差序格局的存在。

二是差序格局的伸缩性。“在这种富于伸缩性的网络里，随时随地是有一个‘己’作中心的。”在家族中，以己为中心，血缘关系越近，关系网络就越紧密。依中国传统家族文化言，五服之内一般被视为差序格局的里层，五服之外则可伸缩，弹性度较大；外戚中，更是“一表三千里”。从广泛意义上论，地缘、友缘、学缘、业缘等关系有时也纳入差序格局中的关系范畴。如“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亲不亲故乡人，美不美家乡水；一辈子同学三辈子亲”等民谚俚语作了生动的描摹。差序格局“范围的大小也要依着中心的势力厚薄而定”，中心势力愈雄厚，“格局”就愈大，反之就越小。

三是差序格局的壁垒性。在传统社会中，差序格局体现的是稀缺资源的配置模式。当资源稀缺时，如何分配资源，在没有国家计划和市场调节的情况下往往由个人依据与“己”关系亲疏远近这一标准进行。离“己”愈近，得到的资源可能就愈多。究其实质，这种资源配置模式的根本目的在于使自己利益最大化，保持已有差序格局的稳定性，同时具有强烈的排外性。而在整个社会中，差序格局则成了社会资源合理配置与自由流动的结构性壁垒。

差序格局在社会转型过程中不断被现代因子影响和浸染，在一定程度上改变着差序格局旧有的特质。有学者对费先生提出的差序格局作了拓展，认为当前我国存在着城乡差序格局、权力差序格局等。

（摘编自陈占江《差序格局与中国社会转型》）

材料三：

当人们普遍意识到社会急剧转型，农村面貌已经翻天覆地的时候，我们还需要阅读《乡土中国》，我们还可以从这样的阅读中得到颇具价值的启示。因为，作者所关注的并非只是当时的农村问题，而是整个中国文化传统问题，是中国文化传统与社会变迁的问题。

我们可以引用梁治平在其《古代法：文化差异与传统》一文中所说的一段话来印证上述观点：“一个被称作传统的东西，如果确实符合传统这个词的真实含义，那么，它就不仅仅是一个历史上曾经存在的过去，同时还是个历史地存在的现在。因此，我们不但可以在以往的历史中追寻传统，而且可以在当下生活的折射里发现传统。今人对于历史的关注和对传统的兴趣，恐怕主要是从这里来的。”费孝通先生在《乡土重建》中也表达了上述观念：“传统的方式不但有记载可按，而且有现实的生活可查……”

明白了“传统”的此一层面的意义，我们即可重新看待和挖掘《乡土中国》的当代价值。如在《乡土中国》中，费孝通提出了用不同标准来对待和自己关系不同的人的传统社会的“差序格局”，但是局限于乡土社会的层面，在此书中的“差序格局”仅主要适用于亲属关系及其投影的地缘关系。这一乡土社会理论中的“差序格局”概念可能无法适用于当代日趋复杂的人际关系。但是黄光国在其书《人情与面子：中国人的权力游戏》中继承发展了“差序格局”理论，将人际关系分成工具性关系、混合性关系和情感性关系，三种不同的人际关系则分别适用着不同的交际法则：公平法则、人情法则以及需求法则，以此来分析中国人情关系中的游戏规则及其思考过程。这种聚焦于现实生活中人际关系法则的研究，是从现实中发现中国人注重人情与面子的人际交往关系的传统，并延续和发展“差序格局”理论的一种很好的例证。

（摘编自胡成《〈乡土中国〉与传统文化的重建》）

陶渊明使用的意象，多取材于现实中可有之物；杜甫使用的意象，多取材于现实中实有之物；而李商隐使用的意象，多取材于现实中无有之物。他们在选取意象方面具有不同的特点，这是由他们为人、为诗的态度决定的。

陶渊明是一位平实质朴之中见深微高远的人。其为诗与为人一向以平实质朴为主，不喜炫奇立异。另外他又认为精神胜过物质，他诗中活跃着的，常常是事物的概念而非实体，诗中表现事物也往往只是遗貌取神地书写。所以陶渊明诗中没有一句是刻意写景咏物的，他所写的孤云、飞鸟、松树、菊花都是他以精神体认之后的概念，绝非实有之个体。他诗中意象与情意的关系是“以心托物”，他把满怀激情托于他所选择的事物概念之中来表现。渊明心灵深微，志向高远，为人之态度却极其平实质朴。这正是他不取象于实有之个体，仅取象于可有事物之概念的缘故。

杜甫则不然，他最大的特点在于极其关注现实，以最大的勇气面对现实，以最大的才能叙写现实。他所选取的事物，多为现实中实有之物，这原是不足为怪的事，只是杜甫同时又是感情最深厚、最真挚的诗人，他常常把自己强烈的感情投注于他所写的一切事物上，使之因诗人的感情与人格的投注而呈现出意象化的意味，所以他诗中的形象与情意的关系是“以情注物”，他注入的感情使事物意象化了。关注现实，从实物中取材，这是他的诗形成写实风格的缘故。

李商隐是形象化、意象化大师。陶、杜诗中的意象无论如何丰美，仍不过是自然而然的表现。读李商隐的诗，却可以明显地感受到作者在有意地制造意象、安排意象。有时李商隐所表现的，就是一片错综繁复的意象，与陶、杜叙述尚有理念可寻，意象为感情的自然流露的情形完全不同。这是李商隐的先天禀赋、后天遭际和隐约幽微的表现方法造成的。唯有那些非现实的，又带有恍惚迷离色彩的事物，才能表达出他那独特的幽微之情，所以李诗中形象与情意的关系是“缘情造物”。

章法上，这三位诗人的诗也各有不同：陶诗以“任真”为宗，表现于平叙的结构和流转、起伏的情感；杜诗是感性、理性兼济，杜甫纵使出于感性的联想做突然之转接，也依然不忘出于理性做先后之呼应；而李诗则往往将一些意象错综并举，有时在首尾略微做理性之提挈。句法上，陶诗多用平顺直叙的句法；杜诗有时只掌握感性重点，在句法上表现为颠倒或浓缩；李诗以理性之句法来组合一些非理性的词语。对杜甫的诗句，有时只要平顺地伸延或倒转就可弄懂。而李诗无论文法怎样合理，也依然不可具解。若说杜诗是文法上的难懂，则李诗就是本质上的难懂了。李诗在本质上只能以感性去体认，不能以理性去说明。

（摘编自叶嘉莹《从几首诗例谈中国古典诗歌中形象与情意之间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