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国源远流长、丰富多彩的文学史上，散文是最为重要的文学体裁之一。它包括汉以后的赋与骈体文，也包括说理著作中具有文学色彩的作品。

我国散文与诗歌历史同样悠久。殷商甲骨文的某些卜辞，已可算作片断的散文，而成篇的散文可以追溯到《尚书》。《尚书》是商周记言史料的汇编。《尚书·盘庚》是商代国王盘庚迁都于殷的报告辞，古朴艰涩，语言带有感情色彩和形象性，“若网在纲，有条而不紊”等比喻，至今仍然活在我们的语言中。

先秦散文尚处在应用阶段。哲学家用以说理，史学家用以记事。前者有《老子》《论语》《孟子》《荀子》《庄子》《墨子》《韩非子》等，后者有《春秋》《左传》《国语》《国策》等。这些书，虽属于哲学和史学著作，但都具有很强的文学色彩。

诸子散文往往寓理于形，借助形象陈义说理，其中含有叙事成分，还有许多寓言故事和生动的比喻。《论语》是语录体散文，精练简洁，含意深刻。书中不仅有孔子的音容笑貌，就连子路、颜渊、子贡等人的性格，也能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孟子》属于对话式论辩著作，言辞雄辩，用语警辟，比喻精当，说理透彻，气势充沛，又曲折生姿，富有幽默感。《孟子》议论正大，深入浅出，气盛言宜，对后代散文，特别是唐宋散文影响很大。

《庄子》一书，自称多“谬悠之论，荒唐之言，无端崖之辞”，在文章主旨的统领下，从不同角度、不同层面，加以形象地展示。庄子总能为他所要说的道理，创造出确切生动的寓言故事，全书仿佛是由寓言故事连缀而成。《庄子》丰富的想象力，及其汪洋恣肆、变幻莫测、挥洒自如的风格，对后世文章多有沾溉。魏晋文人、宋代的苏轼所受的影响尤为明显。鲁迅评《庄子》说：“汪洋辟阖，仪态万方，晚周诸子，莫能先也。”

其他诸子散文，《墨子》富于逻辑性，议论透彻；《荀子》朴实深厚，说理透辟，取譬精审；《韩非子》严峻峭刻，深抉隐微，对后代都有相当的影响。

先秦时期的史传文以记言、记事为主。《尚书》以记言为主，《春秋》是一部大事记，记述十分简括。相传《左传》是为阐释《春秋》而写的，在不违背历史真实的前提下，使历史事件故事化，引人入胜。如《晋公子重耳出亡》能够见出人物个性的情节更多，并且写出了重耳性格发展变化的历程。《左传》出色地记述了当时的许多外交辞令，描写了复杂的战争场面。《国语》记言多于记事，文学性不如《左传》，但也有很多精彩的部分。《战国策》以记言为主，塑造了一系列“士”的形象，莫不情态毕现。其中有不少出于虚构想象的文学性描写。《战国策》铺张扬厉、议论纵横、文辞瑰丽，是战国纵横捭阖的时代特征的体现，后代的赋和一些议论文多受其影响。

先秦散文开创了我国散文的最基本形式，即议论文和叙事文。后世散文尽管有许多发展变化，但与以上两种形式都有密切联系。虽然当时主要取散文的实用性，但其文学性的光芒已不可掩抑，在叙事、写人、寓理于形和语言艺术方面都是后世良好的先导。

（摘编自《中国古代散文发展概述》）

鲁迅不应离我们远去

杨曾宪

有人说，鲁迅正在离我们远去，周作人正在向我们走来。我却并不以为然。我是31年前读的鲁迅，1年前读的周作人，中间隔了30年。但鲁迅仍然离我很近，周作人仍然离我很远。一个人，在他的青年时代，首先读的是鲁迅还是周作人，我想，可能对他的一生都会产生不同的影响；一个时代，是提倡鲁迅还是周作人，我想，对于今后整整一代人也会产生很不同的影响。对今日中国青年，今日中国知识分子来说，更需要的还是鲁迅，而不是周作人。

周作人与鲁迅的地位不可同日而语。这不仅是从文学史角度的评价，而且是就他们对中国文化对中华民族的意义而言的。鲁迅，不仅是新文化运动的一员骁将，而且是新的民族精神民族灵魂的重铸者；鲁迅所批判的不仅是哪一种制度哪一个阶级哪一派文化现象，而且是在几千年封建文化“酱缸”浸泡中、在近百年半殖民地政治“囚笼”扭曲中霉变畸形的民族灵魂。鲁迅积其一生之力铸造国人的灵魂。他自己也成为我们民族的不朽灵魂。周作人也曾是新文化的发言人，也曾是传统伦理文化的批判者。但很快，新文化只沦为他的工具，他仍然以传统士大夫心态用冲淡的白话语言去娴熟地把玩起中国的器物文化来。悠悠五千年，中国的器物文化博大精深，世所罕匹；吃喝玩乐衣食居行，随手拈来就是文化，就是文明。这自然使周作人大有用武之地——今日提倡“玩文学”的青年哪能玩过周作人呢？玩物丧志，周作人最终几乎是自愿地出卖自己的灵魂成为民族的罪人并不偶然。如此一个周作人如何能与鲁迅相比呢？

今天的周作人可以摆在地摊上大畅其销，因为它好读——茶余饭后，躺在沙发上，借周作人之笔触，摩挲一些小摆设品味一些小感触体验一下昨日的民族风情，未必不是一件乐事。何况今日玩风甚盛，有闲者甚众呢？而鲁迅是不能躺着读的。重读鲁迅，我仍然时时如针芒在背，为自己的灵魂所承受着的拷问。中国知识分子都应经受鲁迅的拷问——因为鲁迅本人已经千百遍地拷问自己。传统文化在民族文化心理深层积淀形成的某些劣根性，是难以自省自察自知的。但它却是妨害我们民族进取现代文明的痼疾。一个民族具有庸人气息并不可怕，可怕的是国人自卑自负又自慰的阿Q精神。德国在普鲁士时代曾经是庸人气息弥漫的民族，但经过包括马克思在内的一代代思想家哲学家的批判，经过贝多芬这样伟大的艺术家的陶铸，百年过后的德意志民族已是世界上最有自信和自尊、最有生命活力和创造精神的民族之一。鲁迅作为伟大的思想家、文学家的当代意义正在于此。虽然今日中国的成就令世人刮目相看，据说已经到了可以说“不”的时代，但从器物文明建设上处处散发出来的暴发户气息中，从种种时髦的学术论争和学术命题所暴露出的盲目的民族自卑与自傲文化心理中，我们仍然可以清晰地嗅出阿Q主义的味道——今日之新国粹主义不正在国学热、国故热中疯长么？如果我们不能在物质文明建设的同时，培育出刚健峻拔的民族品格和自信自谦的民族精神，最终，精神的贫乏将使中华民族难以真正崛起。

当然，我并不排拒周作人。今日中国毕竟处于歌舞升平的时期，有些人欣赏周作人也很正常。但不能以此排拒甚至贬低鲁迅。尤其作为民族精神体现者和创造者的知识分子，不能媚俗从众，丧失操守，不能靠作翻案文章靠出卖民族的良知，哗众取宠，谋利发财。在鲁迅的伟岸形象面前，周作人永远是一抔黄土。

鲁迅，不应也不会离我们远去。

材料一：

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斗争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优秀的革命者、建设者们，常常以笔为犁，以梦为马，用革命的诗词记录着伟大的理想信念、革命实践与战斗情怀，表现出昂扬的浪漫主义激情和英雄主义气概。毛泽东诗词就是其中最杰出的代表。

毛泽东诗词以革命浪漫主义的精神，充分抒发了共产党人崇高的理想主义情怀。1925年前后，大革命高潮风起云涌，青年毛泽东勇立潮头。他在橘子洲上，以一篇《沁园春·长沙》，讴歌壮丽的秋景，发出了时代之问：“怅寥廓，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而回答又是无比坚定的，是“风华正茂”的“同学少年”，因为他们是革命理想的象征，是新世界的开创者，只有他们才能“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粪土当年万户侯”；只有他们，才能担负起“到中流击水，浪遏飞舟”的崇高使命。

1936年2月，指挥红军东征的毛泽东，在陕北的一个小山沟里又写下《沁园春·雪》。北国的茫茫寒雪，在他如椽的巨笔下，气势恢宏，气象万千；北国的晴日，在他浪漫的想象中，“红装素裹，分外妖娆”。当时的红军依然困难重重，但毛泽东对革命斗争充满激情，对革命前途、革命胜利充满信心。秦皇汉武、唐宗宋祖“俱往矣”，那么，到底谁才是主宰历史浮沉的主人？谁才是这个时代的风流人物？毛泽东再一次回应十年前自己的时代之问：“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千百万劳动人民和无产阶级大众，才是历史和时代的真正主人。

毛泽东诗词以革命现实主义的风格，深情书写了中国革命与建设波澜壮阔的历史进程与内在精神。毛泽东的诗词创作，好似一幅幅长篇画卷，浓墨重彩地记录了中国革命斗争与建设事业的伟大实践，特别是记录了若干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标志性事件，堪称一代诗史、史诗。随着岁月的迁转，有些警言佳句早已成为人们耳熟能详、时时吟诵的名句名篇。这些充满强大战斗精神的火红诗句，这些高度凝练中国革命与建设各个不同阶段奋斗精神的史诗篇章，已经成为中国革命与建设事业最为鲜明的精神标识之一。

毛泽东诗词以革命英雄主义的气魄，生动刻画了共产党人高昂的战斗意志与斗争风骨。五次反围剿，敌强我弱，战斗是残酷的，但在毛泽东笔下，“当年鏖战急，弹洞前村壁。装点此关山，今朝更好看”（《菩萨蛮·大柏地》）。红军长征是中国革命与人类历史的英雄传奇。红军将士突破重重难以想象的艰难险阻，终于取得伟大胜利。在毛泽东笔下，长征的千山万水，深沟险壑，不过是“泥丸”“细浪”，充分体现出藐视一切困难的大无畏的革命英雄主义气魄，展示了共产党人一往无前的革命斗志。这就是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的战斗意志与斗争精神，它体现为“独有英雄驱虎豹，更无豪杰怕熊罴”的藐视一切困难的战略定力，体现为敢于“扫除一切害人虫”的强大自信，体现为“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的加快社会主义建设的坚定决心。

中国革命斗争与社会主义建设事业走过了不平凡的历程，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在这一进程中表现出伟大的理想主义情怀、英雄主义斗志。毛泽东以他的壮丽诗篇对这一历史进程、伟大实践进行了高度概括与总结。1965年，毛泽东重上井冈山，写下《水调歌头·重上井冈山》。三十八年前，他在这里缔造中国工农红军第一军第一师，领导了轰轰烈烈的武装斗争；三十八年后，社会主义建设取得重大成就，又面临着种种重大挑战与考验。回顾历史，是为了总结经验，更好地创造未来：“世上无难事，只要肯登攀”，这就是中国革命与建设事业伟大的历史总结，也是我们面向未来的前进动力。我们的目的一定要达到，我们的目的也一定能够达到。

（摘编自康震《风展红旗如画》）

材料二：

《沁园春·雪》是毛泽东诗词的巅峰之作。“惜秦皇汉武，略输文采；唐宗宋祖，稍逊风骚。一代天骄，成吉思汗，只识弯弓射大雕。”以“惜”字起笔，对秦始皇、汉武帝、唐太宗、宋太祖和成吉思汗等封建统治者的代表人物进行评说。1958年年底，他在《毛主席诗词十九首》上批注道：“雪，反封建主义，批判二千年封建主义的一个反动侧面。文采、风骚、大雕，只能如是，须知这是写诗啊！难道可以谩骂这一些人们吗？别的解释是错的。末三句，是指无产阶级。”

就个体而言，他多次肯定秦始皇的历史功绩，“在中国历史上，真正做了点事的是秦始皇”，“中国过去的封建君主还没有第二个人超过他的”。他甚至说过：“解决中国的问题，须马克思加秦始皇。”他在《七律·读<封建论>呈郭老》中写道“劝君少骂秦始皇，焚坑事业要商量”。

毛泽东评价汉武帝刘彻：“汉武帝雄才大略，开拓刘邦的业绩，晚年自知奢侈、黩武、方士之弊，下了罪己诏，不失为鼎盛之世。”

毛泽东对唐太宗的战争指挥艺术非常推崇：“自古能军无出李世民之右者。”元太祖成吉思汗统一蒙古，东征西讨，毛泽东称其是“一代天骄”。

（摘编自汪建新《毛泽东诗词中的帝王将相》）